亩产一万斤、三万斤、十万斤粮食的消息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被不断刷新。一株棉棵开一千朵花、南瓜长成磨房大、黄豆剥开后饭碗盛不下……满天都是人造出来的“卫星”，到处都是谎言，虚假，欺骗，没有脑子的狂热。

一位在国内享有重望的科学家发表文章，激情洋溢地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植物利用光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三千多斤，而是这个数字的二十多倍！”

既然科学家都这么说了，说明地里还有潜力可挖，亩产十万斤远远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农科院怎么办？别人的卫星都上天了，农科院的卫星在哪儿？一个小工人大胆站了出来，宣告他种出了有颜色的棉花，方法是下种前用颜料把棉籽涂一涂。在农科院为他召开的“彩棉鉴赏会”上，人们尽情欣赏一小块试验田里五彩缤纷的棉花，憧憬几年之后中国妇女的服装会呈现孔雀般的斑斓，而全世界的棉花进口商会排成长队，手捧着飞机大炮的订单来换取这种来自天然的美丽纤维。

然而有一个人在鉴赏会上犯了癔症，他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笑得两腿抽筋，踉跄欲倒，最后居然是泪流满面。他对着涌上去抓扯他胳膊的同事们叫喊：“这是童话！可我们都是成年人！”

乔六月又一次被逐出会场。他被宣布为“右派”的同时，有一个附加的称号：跳梁小丑。人们甚至认为，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跳出来发难，不是因为他手中握有真理，而是他的表现欲望太强，他要抓住每个机会表现出他的清高和脱俗。

“跳梁小丑？这是你的罪名？”杨云捞光了盆里的小鱼，把污水倒进阴沟里，回头看乔六月，脸上的神情有一种忍俊不禁。

乔六月耸耸肩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你够傻的。”杨云重新换一盆清水淘洗那些鱼。

乔六月捞起一块尿布，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不能确信：“我应该是洗干净了吧？闻起来是干净的味道。”

“再用开水烫一遍。”杨云指挥他。

乔六月笑着摇摇头：“过几天我们到了农场，恐怕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的女儿要习惯带细菌的环境。”

杨云停下手：“对了，给宝宝起名字了吗？”

“起了。乔麦子。”

“哦！”杨云惊呼一声。

“陈清漪的建议。她说女儿喝到的第一口奶水中有乔麦的味道。”

杨云撇了撇嘴。这就是乔六月夫妇骨子里共有的浪漫。她感觉到了，因而不无嫉妒。

送走了这一家三口，杨云用抹布、拖把、碱水和肥皂把家中里里外外洗涮一遍，打开门窗通了很长时间的风，还早早地贴上了过年的窗花和春联，算是彻底消除了外人落脚过的痕迹。她把罗想农叫过去，嘱咐说：“爸爸回家，不准提家里有客人的事。”

她直直地盯视儿子的眼睛，强调：“一个字都不准说。把这件事忘掉！”

这不太容易，毕竟在这个家里诞生了一个婴儿，罗想农有时候还会梦到婴儿像一只青蛙一样飘浮在水塘里，乌溜溜的眼睛像两颗玻璃珠儿。可是罗想农知道，妈妈不让他说的事情，那就是不能说，说了妈妈就会更加不喜欢他。

春节之前十多天的一个下午，父亲罗家园突然回到家中。不久之前他还来过一封信，说是征粮工作不太顺利，也许春节都要在下面继续工作。现在提前辙退，是因为当地的公社书记之前虚报产量，导致县里加大粮食征购数目，愤怒的农民围堵到书记家中，把他打得半死。夜静人深时，书记想想两头都不好交待，愧对上级也愧对乡亲，里外不是人，干脆一死了之，就跑出门投了河。惨剧一出，人心浮动，征粮工作组一时呆不下去了，先辙回来再说。

“逼人太甚了。”杨云拎着罗家园的脏衣服，一只手伸出门外，脸转开，哗哗地抖着，把沾在衣服上的浮土草屑抖出去。“我听说乡下饿死不少人了。”

罗家园的胡子好久没刮，从下巴到鬓角连成乌糟糟的一片，人显得胖了，面色却是萎黄，有一种蜡样的透明。那时候罗想农还不明白，这样的虚胖其实是浮肿。罗家园身为征购工作组的成员，自己反饿出了肿病。

他显然情绪不好，绷了面孔斥责杨云：“你不要散布谣言好不好？谁饿死？你看见了？”

“我是没看见，可我听说了。你别忘了我是兽医，跟农民打交道的人。”

“谁在跟你瞎说八道？你把这个人说出来。”

杨云把抖干净的衣服卷起来，重重地扔进洗衣盆。“你们共产党的人怎么是这样？眼鼻子下面的事，从来不承认，不肯正视事实。”她的嘴角掠过不屑。“你有没有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脸色？你都成了这样，农民能好得了？”

罗家园果然走到房门口，朝挂在立柱上的小圆镜里看了看，摸一摸自己胡子拉碴的脸。他把牙齿咬起来，眼睛里闪过去一种悲哀，还带了一点决绝，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意思。

“国外反动派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国内阶级敌人蠢蠢欲动，杨云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他转过头，顺口就说出这句话。

杨云低着头，往洗衣盆里舀水，又转身去拿搓衣板和肥皂，把袖子挽起来，腰间扎上一条蓝布围裙，准备对付那堆脏得看不出布色的衣服。她没有回答罗家园的话，但是她一侧的嘴角始终往上翘着，像是嘲讽，又像是不屑，不在乎。她的整个姿态，都在跟罗家园形成抗拒，或者说，一种故意的反叛。

罗家园软了下来。每逢杨云摆出这种决绝的姿态时，先退让的总是罗家园。并不是惧怕，确切地说，还是忍让和怜爱。他没有嗅出这个家里一丝一毫的异样气味，没有察觉出杨云身上正在聚集的某种危险，某种疏离和敌视的东西。撇开跟杨云的言语冲突后，罗家园把他带回家的那只帆布袋拎起来，得意地拍在桌子上，招手唤着两个孩子。

罗卫星放下他抱在怀里当玩具的一个装注射液的纸盒子，扎撒着两只小胖手，嘴巴嘻开，挂着亮晶晶的口水，跌跌撞撞地奔过来。每逢罗家园从乡下回家，表示最热切欢迎的总是他——父亲的帆布袋里一定会有好吃的东西。与两岁的罗卫星相比，罗想农就要矜持一些，他故意拖延了几秒钟，边走还边往杨云那儿瞄一眼，留心着母亲的态度。

罗家园打开包，一样一样往外掏东西。一手巾包花生，一小口袋炒熟的黄豆，几块渗出糖霜的柿饼，一串风干的麻雀。他说麻雀是他用鸟枪打的。他把麻雀串翻开，把嵌在胸脯里的一颗颗细细的铁砂指给罗想农看。他还弯下腰，附在罗想农的耳边说，花生是他从一个老鼠洞里扒出来的，老鼠偷回了花生还没有来得及吃，这叫“鼠口夺食”。不过他已经把这些花生洗过，晒过了几个太阳，不会有毒。他眨眨眼：“可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他笑眯眯地拿起一块柿饼，掰开，看着两个孩子的眼睛，故意把金红色的粘丝拉得很长，也把美食之前的期待过程无限地延长。之后，他把掰开的柿饼分给两个孩子。给罗想农的那块稍稍的多了一个角。他侧过身来，挡住了杨云的视线，示意罗想农赶快把那个角咬掉。

任何时候，父亲对罗想农的偏爱总是不由自主。

柿饼上有一股父亲的体味，那种罗想农熟悉的油腻和汗腥的味道。柿饼大概在他身上藏得太久了，摸起来都有点热乎乎地暖手了。

罗家园弯着腰，手笼在棉袄的袖子里，脸上浮着笑意，像一个普通的溺爱儿孙的农民，眼巴巴地望着罗想农小口地咬那块柿饼。他的喉节在一层薄薄的皮肤中上下滑动，口腔里发出不自觉的吞咽的声音。他抬眼看罗想农的时候，额头蹙起来，挤出几道很深的皱纹，深得罗想农的小指尖尖可以捅进去。他的脸肿着，眼睛却瘦得抠了，笑容下面藏着疲惫，说深了，还有一点恐惧和迷茫，不知道接下来的前景会是什么样。国运的艰难他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他也得撑着，他不能多想也不敢多想。

罗想农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愿望，要把乔麦子出生的事情告诉父亲。也不是告密，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就是要对父亲说点什么。

他把手伸进裤兜，掏啊掏啊，掏出来一只粉红色的婴儿软底鞋，面子和底子都是绸缎缝成的，浅浅的鞋口，沿边有一圈精致的交叉绣，鞋后跟上还缀着两根粉绿的丝带。这只小鞋子躺在他手上，小得就像一只粉嘟嘟的耳朵，或者说，是洋娃娃的饰物。

乔麦子出生后的第二天，杨云心血来潮，从箱子里翻出母亲留下的遗物，剪开一块粉缎软垫，缝了这双小巧玲珑的婴儿鞋。陈清漪觉得小鞋子太可爱了，舍不得糟踏，只让乔麦子穿了半天，到晚上就脱下收了起来。乔家人临走之前，罗想农藏起其中的一只鞋子。

很多年之后，他一直在心里回忆和反省当初的动机：他为什么要藏那只小鞋？又为什么在父亲回来的当天就把鞋子交给父亲？他想要制造什么？又或者说，从事情中得到什么？

什么都不是。他那年才七岁，对成年人之间的复杂游戏完全不能知晓。他不明白杨云和乔六月之间曾经经历过什么，更不知道罗家园心里对乔六月有着什么样的戒备。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懵懂沉默的七岁孩子。

然而每个人的行为动机都有他潜意识的因由，否则就只能把一切事物归结为偶然。罗想农藏起小鞋子是偶然吗？他对父亲展示这只鞋子是因为好玩吗？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有许多的事情，藏在黑暗之中，在心灵的一个极端隐秘的角落，沉睡和发酵。我们试图从心里拎出它们时，才发现它们已经和血肉粘连在一起，无论如何剥落不开。我们可以咬紧牙关，忍受疼痛，可是我们无法把手术刀伸进自己心里，割开一个伤口。

罗想农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他曾经答应过杨云，什么都不对父亲说。他违背了诺言。

那天晚上，杨云和罗家园关着房门争吵了一夜。有几次杨云拉开房门要冲出来，又被罗家园的大手毫不留情地拉扯回去。罗想农蜷缩在外屋床上，听见罗家园拍桌子的声音，也听见杨云啜泣和抽咽的声音，床板和身体撞击的沉闷的声音。他听到杨云在叫嚷：“信呢？信呢？你偷了那封信！”听到杨云在喊：“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强盗！不准你碰我！”

罗想农翻一个身，趴着，把粉红色的婴儿鞋紧握在心口，感觉四肢冰冷，感觉小腹胀疼，尿液又要忍不住地喷涌而出，感觉屋子里是从未有过的黑暗。

第二天杨云从房***来，头发披散着，眼角边有一块青紫，衣服没有扣住，身上带着热烘烘的被窝气，脸色却是寒意凛人。她走到罗想农的床边，一把掀开他的被子，用冰霜一样的声音说：“叛徒。”

停顿了一下，扫了一眼罗想农簌簌发抖的身体，她嗅嗅鼻子，鄙夷地：“你又尿了。真可耻。”

罗想农翻身对着墙壁，无比羞愧地哭起来。

他记住了杨云掷给他的这两个字：叛徒。对于七岁的罗想农，这个字眼实在过于沉重，它顶在罗想农的脑袋上，压迫着他，像章鱼的脚爪一样箍紧他，令他在杨云的面前永远自卑，也永远丧失了正面对抗她的勇气。

从此以后，他只能是母亲的奴隶。他必须跟随她，服从她，无论她看他的目光中有多少冷淡和鄙薄。因为，他用一只粉红色的鞋子，划开了他和母亲之间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