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罗想农在系里碰到乔麦子的班级辅导员，他问起乔麦子的留校手续办到了哪一步？那人惊讶道：“你还不知道吗？名额换人了，乔麦子去武汉水生物研究所。”

罗想农心中一凛：“有人开后门顶下了她？”

辅导员回答：“不是，是她坚决要求去武汉。”

罗想农拔腿就跑，头一回冲进女生宿舍楼，用辅导论文的名义把乔麦子拎出来。

“怎么回事？”他表现得几乎有一点气急败坏：“怎么回事啊麦子？留校不好？做学问你不喜欢？”

乔麦子的眼睛不看他，看地，看地上匆忙行走的蚂蚁和一粒一粒的砂石。

“人生的关键几步，麦子，我不希望你走错。”罗想农是真心诚意的，更是扒心掏肺的。

“谢谢。”乔麦子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热度。“我自己的路，我知道该怎么走。”

她说完这句话，一转身，自己上楼了，把罗想农尴尬地抛弃在楼门口。

“麦子，”他眼巴巴地喊她，“麦子啊……”

他的喉咙里梗着一团结石，让他不能口若悬河地说服她，动员她。

一直到乔麦子离开南京后，罗想农才从父亲口中得知，是母亲先对乔麦子表了态，希望她在婚姻恋爱的问题上首先考虑罗卫星。罗卫星俊朗。罗卫星学油画，是艺术家。罗卫星性格好，对女孩子尤其好。罗卫星……

罗卫星的身上确实挑不出什么错，可是杨云不知道爱情并非考试填空，并非一定要在所有的正确答案上打勾。最最熟悉的那个人，也许偏偏是灵魂距离最远的那个人。

乔麦子被杨云收养长大，她无法开口对杨云说“不”，所以她只能离开。

八月，南京最炎热的季节，大马路上的梧桐树晒得垂头丧气，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砖地开裂，草坪枯黄，人们站在纹丝不动的树影里苟延残喘，等待着从太平洋来的台风挟来暴雨，救苦救难。

全家人难得一次聚集在一起，把乔麦子送上了开往武汉的长江客轮。罗卫星打头，扛行李，骆驼一样负重，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勤劳。杨云一路都在跟罗想农生气。她不知道乔麦子主动要去武汉的原因，因此而怪罗想农无能，枉当了大学老师，帮麦子在南京找份工作都办不到。罗家园的思维最奇怪，他关心的是武汉当地的天气。“怕是比南京还要热吧？小火炉跳到大火炉，麦子你这辈子就跟火炉耗上了！”

乔麦子把行李交给两个哥哥拿着，自己空着手，沉默着，微笑着，一句话都不说。

乱哄哄的码头，乱哄哄的旅客和送别的人群。轮船是白色的，上下四层，乔麦子是四等舱，大房间里一排一排的统铺，男女混住，行李塞在床铺下。

乔麦子一一地跟他们道别：“罗伯伯，杨云妈妈，大哥二哥，我走了，你们保重。”

杨云拉住她的手不肯放：“丫头，你这一走，就放单了，往后要自己照应自己了。”

罗卫星变戏法一样地，从肩上的挎包里拽出一包洗干净的水蜜桃，还有几个纸包的蛋糕，放在乔麦子的枕边。“船上的饭菜很糟糕。”他解释。

罗卫星在女孩子面前，永远都是殷勤和绅士风度的。罗想农不无感慨地想，将来不知道是哪个女孩会取代乔麦子，享受他这样的贴心贴肺的照料。

乔麦子走了两个月，有一个星期天，罗想农说服李娟跟他去母亲家里串串门。他希望母亲能够开导开导李娟，让她多交朋友，多逛街，多享受大城市的现代生活。李娟总是下班就回家，一个人闷在房间里，没完没了地守着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罗想农每见她对着屏幕目光散乱的样子，心里就发憷。

进了母亲家门，却发现家中多了一个人，一个红苹果一般鲜艳圆润的女孩。她穿着一条时下最新潮的牛仔裤，屁股包成蒜瓣形。上身是一件大红色紧身毛衣，丰满的胸脯被毛衣绷出极夸张的线条，叫人担心毛衣一不留神会爆裂，弄出惊心动魄的效果。

罗想农把弟弟拉到一边，小声地：“谁？这个女孩？”

罗卫星哭丧着脸，万般无奈地叹气：“哥，说了你都不会信，公司里搞质检的小丫头，死活要跟我回家。”

女孩子腰上扎了杨云下厨用的旧围裙，又***不类地仿照电影里女演员的模样，在头顶上扎一条大花丝巾，把头发全部兜在丝巾里，说不上是洋气还是土气。她欢天喜地地在厨房和餐桌间忙碌，抹桌子，端菜，摆碗筷，熟络得像是早已经成了家里人。

不知为什么，这一刻，罗想农无端地想起了远走武汉的乔麦子，心口有一阵丝丝拉拉的疼。他不高兴地责备罗卫星：“是女朋友就承认，躲躲闪闪干什么呀？八竿子打不着的女孩子能跟着你回家？”

罗卫星急得像求饶：“哥你别不信，她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这女孩根本就没读过什么书，填个质检单都写错字，我怎么会跟她结婚过一辈子啊？”

罗想农还是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厚脸皮的姑娘，不打招呼就登上男孩家的门。

杨云也认为这女孩不靠谱。她的观点很守旧很简单：好女孩不会主动往男人身上贴。她把罗想农拉到一边抱怨：“你说说卫星他脑子有没有病？乔麦子是走了，可世上还有大把的好姑娘啊，他怎么能够拣到篮子里都是菜？这个小五儿，她纯粹就是个胡同串子！”

罗想农才知道姑娘小名叫“小五儿”，她妈妈总共生了六个女孩，眼前这个排行老五，城南小巷子里长大，勉强读到初中毕业，招工进了工艺美术公司。女孩子文化水平不高，找男朋友的眼光倒是不俗，一眼相中了相貌堂堂脾气温和的罗卫星，胶皮糖一样地粘上了他。

实在说起来，小五儿也没有什么错，婚姻是自由的，恋爱也是自由的，罗卫星若是抵死不从，小五儿不可能拿刀子逼着他。

很久之后，小五儿签字放弃了幼子罗江的抚养权，跟一个日本男人去了北海道。罗卫星身边的女友开始走马灯一样地换。他成了一个生活在梦中的人。他的身子在现实的世界里随波逐流，好脾气地把迎向他的女人一一地接纳过去，抚慰和安置她们，决不让任何一个人失望而去。他的灵魂却站在高高的云端，凝视乔麦子的身影，想她，爱她，渴望着有一天能跟她结为伴侣。这是罗卫星个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罗想农心疼这个懦弱的弟弟，不愿意看到他这么作践自己。他郑重其事劝告他：“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性能力是有定量的，你提前透支光了，以后会悔不当初。”

罗卫星耸耸肩膀，破罐子破摔的口气：“没有了乔麦子，我的得到和失去没有任何区别，提前得到和提前失去也没有区别。”

罗想农感觉他的这句话里有太多苍凉。这个随波逐流对付日子的人，一生当中很少有这样深刻的思维。

罗想农无言。他从此知道，罗卫星心里的伤疤其实不比他小。

避开婚姻和爱情不谈，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多年里，在工作和事业上，罗卫星也不算一个走运的人。

谁都认为罗卫星是个有实力的画家。他的老师和同学这么讲，他的那些一起画画的狐群狗党们也是这样讲。就连对美术一窍不通的罗想农，时不时听罗卫星谈天论地，听他对古往今来各种画派各种技法的分析，再把一本本的大师画册和罗卫星的画作摊开来比照着看，也承认这家伙有想法有追求，绝对有别于市面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凭什么就出了大名的混混儿。

罗卫星的画风，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和骚动，有着一种特别的纯朴和稚拙。他下手喜欢用纯色，绿就是绿，黄就是黄。他的人物基本是平面的，大大的脑袋，笨笨的手脚，木偶一样的眼神，透着儿童画的稚气和可爱。他哪怕是画一棵树木，一束花卉，用的都是儿童画的笔法：从根到梢一笔不差，每一片树叶和每一串花朵都是脉络清楚，轮廓鲜明。他的想像力和画面变形的程度都有孩童的率真，是完完全全的不受规矩约束，只有不谙世事的儿童才能有那样的简单和大胆，尖锐和荒诞。

罗想农认为这是他老弟的本性所至，从小到大罗卫星这个人都活得像小孩，不势利，不算计，不挣扎。

有时候罗卫星自己也苦恼，在全社会一古脑儿围上去欣赏那种超验的扭曲的变态的阴郁的画风时，怎么就没有人愿意扭过头来观照一下这个世界的“其余”。他告诉罗想农，如果他愿意，他其实可以跟着潮流轻轻松松出名，比如把色彩弄得更暧昧一些，把笔触弄得更狂野一些，往当下的“主义”和“流派”上靠拢得更近一些。不管画家们的内心对这一切是否苟同，现实当中这就是出名的捷径，一个画家只有被归纳进某一个团体或者派别，评论家对他的作品才能够有话可说，这个人才能轻而易举地跟着潮流一荣俱荣。

罗想农绝对认同老弟的这番话。由此他也真心地赞赏罗卫星。如果把艺术上的成就比作十八层宝塔的话，罗卫星现在起码攀到了第十层到十二层。在这样的层次上，他能够洁身自好，遵从艺术本身的规律，安守内心的追求，实在是件难能可贵的事。

罗想农给罗卫星打气说：“你需要等待。胜利就在坚持当中。”

而罗卫星的本职工作，跟他四年油画专业所学的理论和技能，完全地风马牛不相及。工艺美术公司实际上就是作坊，烧瓷器，做绣品，织云锦编地毯，再就是金箔画，麦草画，铁艺，漆器，玉石雕刻，林林总总，销到国外挣外汇的玩意儿。罗卫星被分派到烧瓷厂，往工匠们捣鼓出来的瓶瓶罐罐上画美人儿，画山水，也画梅兰松竹这些小情小趣的东西，千篇一律，聪明点的中学生都能学出来。上班的八个小时里，罗卫星东游西荡，百无聊赖，骨头里都能闲得出蛆虫。

那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禁锢了几十年的国有体制分崩离析、分化瓦解的轰轰烈烈的过程。国营单位和大锅饭不再香气袭人，个体户和集体企业似乎有更多的奋斗空间。罗卫星的同窗好友们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开始了大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的壮烈旅程。小五儿每天抱着孩子在他耳边叽叽歪歪，谁谁给他老婆买了金手镯了，谁谁家中的存款已经过万了。罗卫星在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急剧变幻中饱受刺激，觉得不放手一搏很对不起自己。

眼睛一闭，一不做二不休，他到公司里提交了辞职报告，结清了当月工资，赤手空拳出了单位大门。

往哪儿走呢？接下来干什么呢？完全地没有方向。罗卫星站在正午的南京街头，被阳光晃得眼睛发酸。行人如流，自行车如流，生活挟带着满街的枯叶尘土呼啸而去，他眼巴巴地注视着面前的五光十色，一只脚尖提起来，往左试探了一下，接着又往右试探了一下。似乎往哪儿走都无所谓，没有人督促他上班签到，也没有人等着他开出账单支票，他在人群里卑微渺小如一粒尘土。他那时候才想，辞职的决心是不是下得太快了，他并没有准备好应付另外一种生活，创业和打天下的生活。

先他下海的同学给他递过去一个信息，距南京不到二百公里的无锡的外事车队要更换车辆，其中一辆老式的伏尔加轿车，作价一万元，问罗卫星要不要？

一万元在那时候不是个小数目。可是伏尔加轿车更不多见，省里的领导和外国贵宾才能够坐得上。罗卫星当即应承道：要。要下来干什么？他没有想，反正是要了再说。

罗卫星找罗想农借了两千块钱，又腆了脸皮从杨云手里弄来两千，凑足一万元，到无锡提货。临走前，他给罗想农打电话，求大哥无论如何要陪他去这一趟。“上阵父子兵哎！我砸锅卖铁做这一锤子买卖，哥你不能袖手旁观。”

罗想农心里很柔软地想，罗卫星毕竟是罗卫星，他在外面再怎么张牙舞爪虚张声势，骨子里还是懦弱的人，是家中的小弟，是母亲的宠儿，他得靠家里人替他提着这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