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分了地，老百姓的日子该好过些了。其实不然。老百姓过得咋样，从我姥爷身上就可看出来。

老头子学会喝酒了。

记得我以前说过吧，我姥爷不喝酒。但近几年不行了，喝上了。喝点酒就发牢骚，就骂大街。

在我姥姥的记忆中，从分了地以后，就没让姥百姓踏踏实实地侍弄过，总是一会一个运动，50年7月，开始镇压反革命，这回吴村镇死得更多，一气被镇压了23人。大家还记得那批在抗战时被我姥姥“走后门”救出的国民党鲁南游击总部的连级干部吧，这帮人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敲了脑壳的，尽管他们打鬼子时都立过战功。接着，10月里，掀起抗美援朝；52年2月，开始整党整风，当年12月，是三反五反，53年1月，大概是觉得三反五反不彻底，又搞了新三反；53年10月，粮食统购统销；54年2月，共产党上层高官高岗、饶漱石想造反，被立马拿下；55年10月，审干肃反。55年10月，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55月年11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对私营业主改造；56年1月，又开始整党整风；57年4月，整风反右，一气打下50万右派分子；58年5月，开始搞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58年8月，开始大炼钢铁……有点越扯越远了。那好吧，捡点与我们家有关的，包括要了我姥爷老命的运动说一说。

最让我姥爷心烦的是以马书记为首的一帮小镇政府官员。马书记就是原来的土改工作队长，因吴村镇的土改死得人多，搞得彻底，他就留在镇上当了书记。他一上任就干了件缺德事，他“分了”吴四爷家最年轻、最漂亮的丫环小红当通讯员，几乎日夜不离。不久，小红的肚子就大了。偶尔的，喝多了，他也说要娶小红。但不久，人们才知道，他在老家胶南有个老婆，都两个孩子啦。小红得知后，跳了龙泉河死了。

而小红一死，马书记就来了个一推六五二，说不是他干的，我信马克思主义，怎能干那流氓事？谁说是我的事？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是污蔑领导干部，就是反党反新政权，说不定小红是被阶级敌人强奸了……就这样，这事后来不了了之。

“缺德，丧良心，连吴四爷都不如……”我姥爷借着酒劲，常常骂街。他说的不如吴四爷是指吴四爷只要上了丫环，都是要纳为妾的，而且明媒正娶，请镇上的人喝酒。

“拔***无情，拔***无情啊……”当然，更让他烦的是镇政府及一些部门、干部的行为，干么？刮老百姓的油水。那时的银行、贸易、合作社、邮政所、新华书店等涉农系统，都以“发展业务”为幌子，强迫农民“认购”和“乐捐”。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说乡村干部成了“卖画的、卖邮票的、卖茶叶的、卖粉条的、卖税票的。”还有，则是各种各样的税赋太多太杂太重。比如讲，“国家公粮”（即农业税。谢天谢地，公元2007年终于全部取消了），地方附加、抗美援朝捐献和乡村摊派四项税费全计，就已占到农民常年产量的2153%！

注意，这可不是我姥爷骂大街骂出的，他可没这水平。这是同时代的一位负责农业的干部廖鲁言，在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的《关于乡村财政、农民负担、乡村小学教育及乡政工作的情况和意见》中反映的！可见当年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

“属狗***的，只进不出……”越是逢集，我姥爷越骂。“还不如吴四爷哩，以前我……我每年交租，四爷……都要请我喝酒……”

“老模范，要注意影响……您还是军属哩。”马书记常常来劝，别人不敢。

“我……是模范我怕谁？我又没把人家大闺女肚子搞大？”

一听这话，马书记抚抚油亮的头发走了。

有时，马书记急了就派民兵连长万人嫌带人抓他。我姥爷就会把上衣服一扒，露出光膀子：

“姐……谁敢来，我掐淌他的蛋黄子。老子打淮海的时候一人扛门炮……”

话未落音，他就可以把万人嫌手中的那杆没有子弹的三八大盖抓过来，一下扔出去好远。

于是，围观的老百姓就大声叫好。

其实，我姥爷顶多是骂骂大街，比起外地的一些乡村的农民兄弟集体上访，甚至冲击乡、县政府来，要文明得多了。

说起我姥爷的变化，我姥姥常常是愧疚自己经常不在家的缘故。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二姨及二姨夫忙，大发和国庆都需要照顾，她只有两头跑。

但成年以后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导致我姥爷喝闷酒耍酒疯的，还是当年的政治形势。

……

……

终于，要了姥爷小命的事件来临了，那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

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运动是1955年搞起来的。但这以前就搞过一些前奏，如查地定产、公粮征购、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鲁南也算老解放区，所有的这些运动几乎都走在前列，名曰：“充当社会主义的试验品。”合作化运动说白了，就是把土地再收回去！

“什么？再收回去？这不是胡稀汤吧（即胡闹的意思）……”在镇政府门口，我姥爷截住了马书记。

“这是上级的政策，怎么是开玩笑？”马书记刚刚从二楼的办公室下来。如今的镇政府已经盖了一座二层的小楼，老百姓称为“小洋楼”，据说这笔钱原本是盖小学的。

“这上级是不是吃错药啦……”我姥爷几乎哭了起来，“怎么说分就分，说收就收呢？”

马书记耐心地说，收地是为了走合作化道路，奔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单干是资本主义行为，要坚决取消，等等。

我姥爷吼道：“别给我卖狗皮膏药，这套大道理我不懂，我只知道，这地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我是坚决不给，俺有地契（土地证）。”

马书记笑眯眯地说：“吴仁德不是也有土契吗，不是照样一把火烧了，嘻嘻……”

“那你们……们不是操人玩吗？”

“老模范同志，你是不是又喝多了？”马书记有点不高兴了，“我只能告诉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我姥爷马上说：“那老百姓的生命呢……告诉你，想收地，先要我的命！”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上级要收地的事很快传开了。老百姓们纷纷惊慌起来。他们开始砍伐刚刚栽下的小树，开始宰杀家里的牲口。有的甚至连家里的鸡也杀了吃了。就连往地里上粪的工作也停了，有的人家的茅房里粪便堆积如山。更有甚者，以极低的价格把地变相地卖给了别人。自己跑进城干了小买卖。或许是中国农民的思想觉悟太低，或许是上级奔向共产主义的步子太快，反正是合作化运动是对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破坏。

“想收我的地，先要我的命……”

“想收我的地，先要我的命……”

那些天里，我姥爷像疯了似的，在整个村子里跑来跑去（那时的工农差别已经显现，以老围子为界线，围子外的种地户成了农民，称吴村；围子里的小商小贩成了“村镇户口”，称吴村镇，1958年正式分为户口二元制，取消二元制则是48年后的2006年啦）。

“老模范疯了。”

“老模范又喝多了。”

“不对，他是哑巴吃饺子……”

村里的人议论纷纷，表现出少有的同情。

必须承认，这与我姥爷经常一人在家生活有一定关系，假如家里有姥姥，再假如我小舅不去参军打美帝，我姥爷或许不致如此。但是，我姥姥常年在矿上照顾我二姨，照顾两个孩子却是不得已的事。也许有人会说，何不也把你姥爷接到矿上算了？告诉你，不是没接，是他不愿来。他早就说过，他离不开故土，离不开家里的几亩地。他愿留地家里种地喂猪养鸡，他觉着这样活着自在。你若接他来住两天，他不几天就烦了，一会嫌空气里有矸石山烧过的“臭鸡蛋”味（硫磺味），一会嫌水管里的水不如井水好喝，一会嫌二姨家的床太软睡不着。总之，要找借口回去。

工作队开始强行收地了，从西往东收，将过去的地界桩拔掉，插上红旗，这就意味着合作化了，共产主义也将来临……

马上就要收到我们家的贡米地了。四邻八舍的都急了，想看看老模范有啥妙招，毕竟工作队的人还敬他三分。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天里，我姥爷没再喝酒，也没在骂街，只是蹲在自己的地里发呆，从早蹲到晚，不吃也不喝。

就在收地的前天夜里，村子里突然又响起了我姥爷的哭喊声，声声震耳，如泣如诉：

“我死给你们看，我死给你们看。”

谁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都以为他又在耍酒疯。

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在那片贡米地里，人们发现了我姥爷的尸体。他是喝卤水死的，和《白毛女》里的杨白劳一个死法……

姥爷双目圆睁，至死未闭。嘴角流出了一道黑血，舌头全咬烂了，双手抓出了地上两个土坑，十指全部抓烂，鲜血淋漓，中指还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这个死法肯定万分痛苦。

我那可怜的姥爷呀，一辈子想地要地，终于有了自己的地了，却又死在了这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