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51年10月，按现代人的说法，我是爸爸妈妈爱情的结晶。但我妈却不以为然，至少在她眼里他们俩并没有什么浪漫而言。

“不过，我比你xx阿姨多了，更比xx阿姨强，她们那才叫倒霉，倒一辈霉，唉，那个年代呀……”一说到她们这代人的爱情婚姻，妈妈就感慨万端。

那个年代的爱情很简单，叫“组织分配”，你只有同意的份，不能表示反对，那个阵势叫乱点鸳鸯谱是一点也不过分。

一排排的女兵会突然被叫出来集合，站在那里等着什么。不一会儿，一些老头子首长或战斗英雄走了过来，他们一个个几乎年过花甲，战争给她们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创伤，有的瞎了眼，有的瘸着腿，有的没了胳膊，有的干脆坐着轮椅。

然后，这些人开始挑选了：

“哎，那个高个，就是你了……”

“哎，那个长得白净的……”

“哎，那个扎小羊角辫的……”

年轻的女兵们被挑了出来，一个个就成了老首长，老英雄的媳妇。三天之内必须成亲，否则开除党籍或军籍……

一说到这些往事，我妈妈就流泪：“唉，好在你爸还年轻，身体也健康，当然，他下手下得早，再晚一步，你的爸爸该又是别人了。”我妈妈80年代末死于胃癌，在济南住院期间，她常常和我谈往事。

“这么说，你还是挺爱爸爸的……”作为长子，我只好这么说。

“不能说挺爱，只能说有一点。他脾气太瞎，办事太认死理。光他那个晚上睡觉不洗脚我都受不了。”

我爸从小没有睡前洗脚的习惯。为么，因为他那老家全是水田，白天泡上一天，晚上当然不用洗。

我只好劝她：“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再说我爸也是好人……”

我妈妈就说：“正因为他太好，所以不会有好下场。”话语里流露出几分痛惜。我的老爸死于老家的一次“飞来横祸”。真真正正的飞来横祸！

是的，正当他仕途得意的时候，他回去了老家。59年大跃进的时候回去的。属“自动辞职”……那个时候，我已经记事了。

……

……

当然，在我的记忆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的两个表哥：大发和国庆。因为我们基本属于同代人。

在我的印象中，大发哥一天到晚能得要命。一天到晚就是我是烈士子弟，我要为牺牲的母亲争光。注意，文革以前，没人提他父亲当叛徒的事。中国人嘛，谁也不愿哪壶不开提哪壶……只是到了文革，才因造反派要揪王强而带出了我大姨夫的事……

肯定是因为他没了爹妈的缘故，我姥姥、我二姨、二姨夫以及我妈、我爸都格外疼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先让着他。穿衣更是如此，我们小时候的穿衣顺序是：大发哥穿剩的，修修补补，留给国庆，国庆哥穿剩下的，再修修补补留给我。

我们表兄弟三人从小就是同学。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大发展六年级，国庆上三年级。本来大发那年该上初中了，就因为没考好，就留了一级。学校倒是想照顾烈士子弟，想让他升初中，但我姥姥坚决不同意，怕累坏了她的外甥，这样大发就留了一级。

大发在学校里就很风光，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胳膊上配着个三道杠。很多同学见了他都给他敬礼。学校什么活动都是他出头。比如，请铁道游击队的老英雄王强来学校讲革命故事，都是他带头呼口号，他呼的口号特别响亮，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到了文革时，他的这一特长发挥到了极致。

他的红领巾总是带得十分挺拔。他有个土法来熨红领巾。把开水倒在一个缸子里，用缸底来当熨斗。所以他的红领巾“总像资本家戴的领带”。当然，这话我不敢说，是国庆说的，国庆行事和他完全不一样。

他常常在同学们面前说：“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惜红领巾。因为我妈妈也是烈士……”

当然，这些大道理我都不懂，但有一件事却让我很烦他。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我想入队，但班级中队里没有同意，理由是我不爱劳动，因为“张大林还穿着开裆裤！”

为这事，我哭了一晚上，并立逼着姥姥马上给我改了裤裆。

第二天，我兴冲冲闯进了大队部：

“大发哥，大发哥……”

“出去，这里没有什么大发哥，只有毛大队长。”

乖乖，给我耍官腔，好，好，算你狠。我只好跑出去大吼一声：

“报告大队长，我是一年级五班的张大林，我现在爱劳动了，也会自己系裤腰带了，我想加入少年先锋队，当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你就是张大林同学吗？”乖乖，还没完。我是你表弟。

“你听着，”毛大队长继续训话：“你要牢记少先队宗旨，好好改造思想，入队的事，不是你要考虑的，你只管认真学习和表现……”

当晚回到家里，我就夺了他的饭碗：“你算什么大哥，不帮忙不说，还训我……”

大发从小跟着我姥姥，我姥姥到哪他到哪，我姥姥来了我家，他也就跟屁虫似的来了。

我妈当然向着他，把碗给了他，还把我的碗夺了下来。说我不尊重我哥哥。但我姥姥最后和了稀泥，又把我的碗给了我。

这件事情后，他仍然没有照顾我。我到底还是到了二年级才入的队，晚当了一年的小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时，他已经上了初中了。

讨厌的是矿务局子弟中学和矿务局子弟小学紧挨着。我还是经常看到他。不过，这时，他已经不是少年队的大队长了，而是共青团的副书记，离着共产主义接班人又近了一步。

……

……

我姥姥常好说：“人看其小，马看爪蹄。各人秉性，自幼表现。”国庆哥就和毛大发同志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在性格和行事上。

国庆哥长得高大，俊郎，按现在时髦的说讲应是个典型的帅哥。他模样随了我二姨，身个随了我二姨夫。我姥姥不止一次地说他会随。以后我上了大学，还专门查过这方面的资料，知道这叫“交叉遗传”。枣庄一带的老百姓形容这种现象是“男孩随娘吃饱饭，闺女随爹有衣穿。”

国庆哥始终是笑眯眯的，就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像他一样诚实、善良、友好。我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劝说矿上的马夫不要鞭打拉车的老马。那时，矿上拉煤的车还很少用汽车，从炭场往食堂和澡堂拉煤仍用马车，共两匹马，驾车的是个河南籍的老矿工。往食堂去的路上要上个坡，一到了这个坡，马车就十分吃力。老矿工就好鞭打两匹马。一天，国庆等我们几个孩子在附近玩看到了，国庆一下冲了上去：

“大爷，马够累的了？你别再打它了……”说完，就招呼我们推车。

那赶车的大爷一愣，两眼马上湿了。说：

“娃，打这大爷不再打马了，再打，让雷劈死我……”

自那以后，那位大爷再也不打马了，只打响鞭。而且死活往矿上要钱买马。不配齐三匹马，他就坚决不干。那时，矿上的福利科长正好是我爸爸。一听这事，马上批钱买了一匹马。回家后，他常常夸我国庆哥是个好孩子，说好人的第一大要素就是善良。

国庆哥小时候还干过一件令大人唏嘘的事。有一次，有位要饭的老奶奶到家里要饭，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他居然拿了5元钱给了那个老奶奶。那种5元钱因此而使我印象特深：浅绿蓝色的，上边有斯大林的头像……国庆哥给完人家后，要求我们几个严格保密，不允许告诉大人。不料，大发却将这事告诉了我二姨。我二姨到底有几分心疼，就想说说国庆。但到了晚上吃饭时，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我姥姥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5元钱，说，谁说国庆拿钱送人了，这不钱在这里吗？当时，我们几个全都傻了，包括国庆在内。我姥姥还拿眼挖了一下大发哥：“大发以后少胡啰啰，看准了再说。”

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国庆哥当年的女朋友，那叫一个漂亮。放现在绝对一个电影明星（她是当时的一位市委副书记的女儿，从小在北京长大。傲得很，但就喜欢我国庆哥）。遗憾的是红颜薄命……

……

……

对于我们这几个小外孙，我姥姥通常好称我们为“贼日子”，还说是她的“小狗小猫”。

“要是你的孙子呢？是你的什么？”国庆有一次很认真地问。

姥姥面色一沉说：“姥姥命苦，不是没有孙子吗？”那时候，全家上下为了小舅的媳妇问题愁白了头。

姥姥又说：“看来姥姥这辈子是当不上奶奶了。”

“奶奶、姥姥都一样，我们都一样疼您。”我们齐声说，像是在少先队队旗前宣誓。

“好好好，都是我的小狗小猫。”这个时候的姥姥是最开心的，会咧着嘴的笑，笑得前仰后合。

矿上的老人恐怕都不会忘了以下这样的场景：大脚的姥姥带领着他的几个宝贝外孙在矿上到处捡“煤渣”！

我之所以说是捡“煤渣”，是个通用的名词，比如讲《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煤渣实际是烧过的焦煳，还可再烧，再烧时就不再冒煤烟了，实际更好烧，火头还旺。但是，在我们矿上，捡煤渣的机会不多，更多的是直接捡那些火车、汽车漏下的好炭。枣庄人叫“炭拱子”，反正都是晶亮晶亮的好炭块，大的有鸡蛋那么大。一天捡上三五斤是不成问题的。老实说，我们两家基本上不用买煤炭。姥姥说：“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是丢了心疼，那么好的炭从井下挖上来多么不容易……”受姥姥的影响，这种勤俭的美德我一直保持到在济南参加了工作。我凡是发现有邻居丢了没有烧尽的蜂窝，我会毫不犹豫地捡回家再烧！搞得邻居直夸4号楼的“张记者真会过”。

姥姥还带领我们在二姨家的空地上种了一棵香椿芽树。每年春天清明前后，香椿树就会长出一些又嫩又香的香椿。这时，姥姥就让我们爬上去摘下来，然后，十分欣喜地分发给大伙邻居。还一再交待人家直接用盐淹，不要洗，洗了再淹会长毛等等。香椿就着菜煎饼，那可是一绝。

姥姥带领我们几个在院里每年必种的是黄瓜，因为黄瓜好侍弄，结了瓜以后还可生吃。反正院里的黄瓜从来没有到长大时摘，长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已经被我们摘了消灭了。

“种这玩艺就是哄你们玩的……”姥姥最后说了实话。

自己种的自己吃，味道就是不一样。有一次，摘得实在太早了，结果那比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黄瓜发苦，但是我们几个人仍觉得好吃。

“姥姥，黄瓜是绿的，为什么叫黄瓜呢？”爱动脑子的国庆又提问题了：“我看应该叫绿瓜。”

姥姥说：“你说得是那么回事，可老辈里都这么叫，也就这么叫了。”

大发就数落国庆：“你就爱钻牛角尖……”

国庆当然不服：“我说得是实际情况嘛。”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小院落里的种瓜种豆倒为在不久后的大饥饿时代里垦荒种地打下了基础，正是我们自种自产的三千斤地瓜和胡萝卜，才使我们两家度过了饥饿的难关。那时，矿上的人大多得了水肿痛，下井的矿工有活活饿死在井下的……

慢慢地，我们长大了，姥姥也开始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