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该轮到我家出事了。

这说着说着就到了58年的大跃进。出事的就是我父亲。原因则是姥姥说的“拧筋斗”。

这时，也许会有读者问我：57年反右那么大的运动，你们家（族）没出事吗？若是按照一般的艺术结构，我也许要虚构点事来，但是，没有就没有，我不想硬编。不过，之所以没有，也与我们家的情况有关，先说我二姨夫，自称老运动员，说对连绵不绝的运动早已看透了，“祸从口出”，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还不行吗。俺有汉奸嫌疑啊，俺给鬼子干过事啊，俺算什么玩意，俺当缩头乌龟还不行吗？除了生产上，技术上的事你找俺，别的俺一概不问。就这样，他居然躲过了反右（他的助手可真倒霉，一个刚从矿业学院毕业的23岁的大学生，因领导借了自己20元钱老不还，就给那那领导提了条意见，立马成了右派。自杀死了一月了，都无人知道，尸体肿得像头河马）。

至于我爸，告诉你，像他这样的人，只能是左派，不会是右派。他是那种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要咱反右就反右呗。

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跃进中犯了右倾错误，可见当年的大跃进狂热到了什么程度。

那时我还小，但依稀记得一些事，一是些标评语，什么15年起上英国，一天等于20年，今天吃饭不要钱，明天就是共产主义；还有就是赶麻雀，很多麻雀都被赶得实在飞不动了，一头栽下来就死了，满嘴都是血，生性善良的我曾握着一只小麻雀哭了大半天。

那是一个最高领袖发高烧亿万百姓打摆子的年代。全国各地到处充斥着“亩产10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当时的《人民日报》一天到晚连篇累牍的就是这些特大喜讯，如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就报道了“山东寿光县一亩地密植四五十万株”的消息。还有就是“福建荣湖社再夺高产冠军，花生亩产13241斤”，什么“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亩，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等等消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时，农民出身的我爸反而清醒了。当逆行和谎言超出了一定范围时，最先觉醒的往往是那些原来最坚定的支持者：

“亩产10万斤？牛比吧……老子从小种水稻，我们那块弄好了产二季，最多打400斤稻！亩产10万？掘地三尺的土也没10万斤啊？疯了，疯了，全疯了……”

当然，矿上的大跃进是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的，一开始的时候，大伙还适应得了，最普通的就是创高产，要求工人加班，有的工人一连三天两夜不上井，称为“连轴转”，最后口吐鲜血，气绝而亡。死后，小肚鼓胀如篮球般大小，什么东西，屎呗。人在井下光干啃馒头咸菜，喝凉水，不见一点蔬菜，岂能不便秘？

这时，我父亲已调任枣滕三矿任副矿长。这个矿是新矿，隶属关系归枣庄矿务局，但行政规划却在滕县地界（今滕州市）距枣庄约40公里。

上级是这样明确给我爸谈的，好好干，新矿要出新产量。一旦走正规，矿长一职由你担任。我爸是那种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为党干事业的人，二话没说，就带着全家来了新矿。

新矿的生活很不方便，起码是不能天天看电影了。在枣庄那可是天天有电影，还有篮球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最高兴的就是晚上去看电影，去矿俱乐部或矿务局的那座老体育馆。而且从来不买票，都是爬墙头或钻厕所。再就是不能常跟大发、国庆一块玩啦。妈妈从心里也不想来，但为了支持爸爸的工作也来了，在矿医务所当所长。

我姥姥更不用说，自然得跟着来。“俺是预备队，哪儿急往哪里跑呀……”多亏了姥姥跟了来，才在不久降临的大饥饿中，带领我们在下了马的矿上垦荒种地，渡过了难关。

……

……

事情远不像我爸想象得那样，他很快就同上级顶了牛。因为上级给这个新矿的指示太高。该矿设计生产能力70万吨，可上级却要求到增至130万吨，几乎超出了实际能力的一倍。

当时矿工大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进行有效的技术培训，生产技能和安全知识，几乎是个零，但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们付出了宝贵的汗水与生命。那时的人们满脑子的就是增产增产再增产，跃进跃进再跃进。

由于只抓产量了，安全肯定成了大问题，第一个月，矿上死伤10人，第二个月，死伤20人，第三个月死伤30人，对，就是这么巧，不信可查矿产档案。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每次发生事故后，矿上不是找问题，查原因，进行改正，而是狠抓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硬说是阶级敌人破坏！每次都要抓几个替罪羊，打完揍完送公安局，这样一来领导就推掉了自己的责任，然后再树几个抢险救灾的典型，最后则变成了隆重的英雄模范表彰大会。

终于在59年的“四、一二”大矿难后，我父亲坚决不干了，他公开在矿党委会上跟书记闹翻了天。老枣庄的人都知道“412大矿难”，矿上因瓦斯爆炸死亡48人，伤69人。

“这不叫大跃进，这叫大杀人！”我爸吼道，他的安徽话此刻成了其它人的笑谈。其它领导背地都喊他“蛮子”。

“说话要注意影响，同志。”矿党委书记很年轻，有消息说，很快将升任为矿务局副书记。

“娘了个歪x，什么主意影响不影响？死了这么多人你们很舒坦是吧。”

“搞社会主义建设嘛，总是要有牺牲的，现在各条战线不都这样吗？”

“那你亲自下到第一线干两个班行吧？你去干干试试，别光在办公室里耍嘴皮子。耍嘴皮子谁不会，赶明儿我也可以打报告说，枣滕三矿有能力实现翻三番，三天后实现共产主义。问题是能行吗？”我爸的话显然是有所指的。

“义和同志，你身为副矿长，说话要注意影响，也别忘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别看书记年轻，却极有政治涵养。

一听这话，我爸更急了：“你不就是说我当主管矿长的事吗？告诉你，老子不感兴趣，这种沾了血腥味的官我不当。”接下来的话，让在坐的其它党委领导成员更加惊诧：“老子这副矿长也不干了，我要回老家种地去！娘了个歪x。”

此语一出，举座皆惊。还是书记沉稳，笑眯眯地说：“张矿长今天很激动，难免说个玩笑话。今天的事到此为止，散会后任何人不得乱讲，这是党的纪律。”

不料，我爸根本不买帐，他拍案而起：“不对，我说的是实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虽然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蛮干，但却可以使自己决不参与，我是共产党员，首先要对得起良心。战争年代，队伍里一有伤亡，大家成几天的吃不下饭，现在倒好，搞和平建设了，反而不把人命当人命了。这是共产党干的事吗？呜呜……”我爸竟在党委会上失声恸哭起来。

这事当然不能任我爸的性子来干。领导们纷纷找他谈话，意思是你肯定是一时冲动，说着玩的，所以……不料，我爸是越劝越醉，铁了心了。

为这事我妈跟我爸吵了好几次，也是埋怨他太草率，置家、置孩子于不顾。那时矿上的宿舍就是些干打垒，即一些十分简陋的泥土房。我依移稀记得我们家住了三间这样的小平房。房子中央就能挖出当年没刨的地瓜来。那年的庄稼都烂在了地里，因为农民都去大炼钢铁了。这种房子质量极差，隔音效果也很差。有一天半夜我听到我爸在向我妈说求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爸哭：

“爱玲，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咱辛辛苦苦的妈，对不起两个孩子。”爸爸的举动使我永远只有了一个弟弟。

“你说，你这驴脾气吃了多少亏呀……”是我妈嘤嘤的哭声。

爸爸好像跪下了，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俗话说山难改性难移，我这辈子怕是改不了。我是个男人，更是共产党员，要说话算数……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当个好丈夫，什么事不干专门在家里伺候你和孩子，照顾这个家！”

这时，妈妈只是小声地哭，什么也不说，肯定很伤心，但是又无奈。慢慢地，我就睡着了。

好像这事还没有完。不几天，几个市局的大官坐小轿车又来到了矿上，打头的是总要揣着负了伤的右胳膊的王强爷爷。那个时候王强爷爷已因健康原因处于养病状态，没有实职（他的最高职务是枣庄市总工会主席），但各级领导们都很尊重他。

显然在矿上没有谈好，这些人最后来到了我家，来找我姥姥来了。打头的自然是王强：

“哎呀，老嫂子呀，这回可惹了大麻烦了。你这老革命得劝劝他呀。1个17级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这样对待大跃进哩。”当时我爸正在杠杠上，即副团级（现在好称副处）17级工资9793元。这笔钱对我们全家来说，可是笔不小的数目。

当时的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我在帮姥姥给客人倒茶时，我4岁的弟弟二林，则在一旁诈唬：

“我爸是好人，不是电影里的坏蛋……”

这话缓和了当时紧张气氛，但我弟弟毕竟太小，最后还是哇哇大哭起来。我弟弟小名“小面瓜”，随我姥爷和小舅。连模样也随我小舅。故当地的人说“外甥随舅”。我姥姥不动声色地说：

“义和的脾气我知道，他当初追俺三妮，就是这股劲。认真，认死理。也许他有些后悔，但是让他改变主意恐怕没门。”

王强哭丧着脸说：“要不……不你老再试一次？你是老革命，又是他的丈母娘，唉，这事影响大呀……”

姥姥叹喟一声说：“难啊，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这样就等于古戏里唱的尸谏，扛着棺材闯宫见皇上，他也这是为了社稷江山啊。”

这时，市里一位领导发话了：“老嫂子，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跃进啊，思想要跟上形势才行啊。”

我姥姥连连摆手说别给我说这个：“共产主义我懂，自打鬼子时就喊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过好日子，顿顿有猪头肉。但不能一顿吃下一个猪头，吃多了要滑肠拉稀的。给你们说吧，我正想上北京找罗政委哩，找他说说话，我想东进了……”

那位市委领导同志说，罗政委现在是元帅了，开国元帅，一共才10名。

我姥姥说，我懂，跟穆桂英他对象杨宗保同级，再往上就是皇上……

谈来扯去，我姥姥始终没应答应再劝劝我爸。多年以后我在争取为爸爸落实政策而奔波时，我姥姥说，因为我知道你爸的脾气，劝也没用。

几天后，爸爸还是走了，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皖南小乡村。

临走，他跑到矿北边的石岭上，跪在一片矿工的坟墓前嚎啕大哭，说对不起他们，让他们把命都丢了。说他们的命不该只值170元钱外加100斤山东粮票（当时实行的抚恤标准）。

以后我们才知道，当年，此类矿难层出不穷。中国成为吨煤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最大的矿难发生在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60年5月19日该矿发生大爆炸，死677人，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5人，共死亡682人，当时被列为绝密级惨案。其原因皆因左倾冒进盲目蛮干，该矿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被大跃进要求增至152万吨，超出实际能力的52%。

爸爸是从官桥火车站坐上的车，我还记得是青岛到浦口的慢车，那车是站站都停，能把活人颠晕，在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站上，爸爸抚摸着我和弟弟的脑袋，让我俩听妈妈、姥姥的话，好好学文化，将来好有出息。

我只是默默地哭，把爸爸的交待一遍又一遍地记下来。当时我发誓，爸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要当全班的优等生，全校的优等生，为你争光。爸，你不是坏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我弟弟死死拉住爸爸的衣角不放。翻来覆去一句话：“爸爸您不是电影里的坏蛋！爸爸您不是……呜……呜……”

当时所有送站的人无不为之恸容，个个潸然泪下。以至于列车晚点一分钟。

矿务局对我爸爸的最后结论是：自动离职。

说明一下，我们党内几乎没有这种处分！为了给爸爸“平反”，我费尽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