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说：“不管那个不讲理的愿不愿意，拜过天地，他就是我男人。”

“我牵着羊，盛跟在我身后。那是秋天。后园的树和草蒙着一层霜花，地上的树叶踩上去吱扭吱扭打滑。盛的臂弯里挽着个小包袱，里边包着我的嫁衣。我一边走一边跟盛说话。那会儿我二十三岁，腿脚正好使，走路轻快，说话大嗓大调。我说，瞧你今天这身衣服，新裤子新褂儿，新鞋。别往地上坐，别蹭墙，等会儿你要坐轿，弄脏了新衣服你就没法压轿了。”

娘喜欢回忆和父亲成亲的经过。每当讲起这段往事，她眼睛里总是闪着笑意，虽然用了怨恨、挖苦的语气，听起来倒不像抱怨，更像是炫耀，好像没这段往事，她的一生就没什么色彩，她的晚年也就没了说说笑笑的乐趣。

在娘的回忆里，她成亲的时候我叔叔文盛好像还很小，实际上那年叔叔已经十七岁，父亲刚满二十岁，他并不比叔叔大多少。娘偏爱叔叔，只是因为他是爷爷的遗腹子，从小没见过自己的父亲，祖母又常年多病，他不到一岁就靠我娘照应。

“你见过水银珠子吗？”娘说，“你爹年轻时就是颗水银珠子。看着是个银豆豆，可就是捏不起来。东流西滚，没个正形。你老爷把他当宝贝疙瘩宠着，他自己倒像一匹不戴笼头的马驹，除了给家里惹事生非，别指望他能光宗耀祖。这个浪荡鬼年轻时也算一表人才，只要他冲你走过来，老远就能看见那一头硬蓬蓬的头发忽闪忽闪直跳，脑门又大又亮，配上一双机灵灵的眼睛，一看就是个风流鬼。再难认的字，老师不用教第二遍；再难读的书，他一读就会背。

要不，他能十七岁就进欧美留学预备班，到省城去读书？要是日本人晚二年过来，这个浪荡鬼就到英国去留洋了。为了让你爹去留洋，你老爷卖掉了二十亩林地，那片林子里的桐树每棵都有一搂粗。此后只要提起这片林子，老爷子就会心口疼。罪孽呀，这个败家子！家里供你钱，让你好好读书，不说争什么功名利禄，至少也能为自己找个出路，谁叫你去游行，撒传单？还去卧轨请愿，把陇海铁路的火车给截了。和日本人打不打仗是军队、官府的事，用得着你们这些学生娃子去起哄？结果咋样？还不是自己吃亏？党部把他抓了，学校把他开除了。别的学生都跟着学校转移到伏牛山里，他只能回兴隆铺老家待着，别说英国，就是开封也待不下去。这都是你爹这个浪荡鬼干的好事。

“我和盛一起走出寨门，我把羊拴在寨墙脚下的林子里，绳子放长，让它能啃着周围的草。盛站在那儿用袖口抹鼻涕。我走过去抓住他的手说，跟你说过几遍了？今儿穿了新衣服，别再拿袖子抿，你怎么一点记性都没有？

“我从盛的袖筒里抽出一块布帕，在他面前抖开，教他弯下腰，用两个指头擤鼻涕，擤干净了拿布帕子擦。”

只要想起在老家的那些年月，我就会想起叔叔。叔叔经常在腰里缠一条草绳，身上穿着拖拖落落的破棉袄，棉袄里什么也没有，直接是黑不溜秋的胸脯。不管天热、天冷，他酱紫色的鼻头下总是垂着一串晶莹透明的稀鼻涕。他很亲我，对我非常好，让我一想起他就有一种揪心的思念。

“那天你叔叔穿着新衣新鞋的模样我想起来还像在眼前，可转眼五十多年就过去了，盛也死了三十多年了。打从七岁来到你们马家，我伺候你叔、你爹十六年，出嫁那天我走出马家后门，心里对盛特别疼怜。他个头小，胳膊、腿长，脑袋大，说话有点迟钝，可那眼睛像猴子一样机灵。我把他的鼻子、嘴角擦干净，布帕塞回他的袖筒，弯下腰看着他的脸说，记住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你把羊牵回家。今天咱爷要招呼客人，你要听话，啊。晌午开席的时候你别到桌上去吃。那儿人多，你够不住叨菜，新衣服都叫汤水弄脏了。你到厨房去，想吃什么叫老五叔给你拿。

“我从盛手里接过包袱挽在臂弯里。我说，回家吧，盛。袍子我给你熨过了，放在西屋床上，花轿走的时候你把它穿上。我掀起衣襟，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布包。我说，拿着。替我看住你哥，别叫他出门。盛把那个小布袋的袋口拉松，手指伸进去掏炒豆吃。

“我出门的时候你爹那个不讲理的还在厢房屋里埋头睡觉。他总是晚上点灯看书，早晨蒙头不起，屋角的一桶棉籽油不到个把月就见底了。你老爷拿他没办法，是他把他惯成这样儿的。”

娘喜欢用“那个不讲理的”“那个浪荡鬼”“那个浑货”来称呼父亲，在她的故事里，父亲是个惹是生非的捣蛋家伙，一辈子没安分过。尽管一个人二十岁和六十岁在性格上会有不小差异，但我看到父亲六十来岁时天天到学校去作报告，喜滋滋的像个天真、得宠的孩子，不管见了省里、县里的领导或是乡里、队里的干部，都是一副谦卑、随和的样子，满脸堆笑，在我娘面前也像个乖孩子似的唯唯诺诺，甚至出门换什么衣服都要先问问她，我不禁在心里疑问：爸爸年轻时真像娘说的那样孤僻、乖戾，玩世不恭吗？

“自从他被学校开除回来，你老爷总想哄他把喜事办了。可这个不讲理的，一提成亲就烦。你老爷掰着皇历选日子，选好日子不敢对他说，生怕他到时候闹事儿。直到成亲的前一天，亲戚、佃户们到家里来帮忙，收拾院子，擦洗桌椅，厨丈师傅通宵忙着煮肉、炸鸡、炸丸子、发海味，他才吊着脸去问你老爷：你们这忙忙乎乎的，是想给我成亲吧？你老爷说，文昌，你和兰妞都不小了，你都二十岁了。如今兵荒马乱不能读书，还不趁早把婚事办了，以后你出去也放心些。

“这个不讲理的把书往床上一摔，大声嚷嚷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干！还是不干！

“你老爷不跟他吵，他吩咐你表叔看住他，不许他出门。过了明天午时，想怎么都行！”

娘和父亲的婚姻是娃娃媒。爷爷和我娘的父亲同在老爷的私塾里读书，他们不但是同窗好友，还是老爷的得意门生。父亲不到两岁就由我老爷做主，和我娘订了亲。在我娘向我讲述的故事里，民国十八年我们老家遭了一场洪水，洪水过后瘟疫流行，我祖父和我娘的父母在那场瘟疫里去世，我老爷把娘接到我们家，她就成了马家的一员。既像童养媳，又像我祖母的小丫头。那时她虽然只有七岁，可一进门就得照顾两个更小的男孩。我娘没有父母，没法在娘家出嫁，她成亲时就得临时借别人家出嫁。

“我挽着小包袱，沿着寨墙外的土路往吊庄走。太阳该出山了，天还是一片灰白。我抬头看着天，心里说千万别下雨，泥水里办喜事可麻烦，端盘子端碗都得踏泥，新郎新娘也没法在院里磕头。

“我走到段姨家的时候老憨姨夫正蹲在院里吃早饭。紫红色的高粱面糊粥在粗瓷碗里像坨猪血。他吸吸溜溜喝着说，兰妮儿你吃点吧。段姨说，吃你的吧！吃完还有事干呢。明知道她今天不兴吃东西，你让她吃？老憨姨夫把头埋在大碗上闷声不响喝糊粥。院里进来一些孩子和女人。段姨把我带进上房屋，她说，趁没上妆，你再到茅房去一趟，等会儿上了轿，一天一夜你都不能解手了。段姨的闺女小辫儿伸开胳臂轰赶那些想要进屋的孩子。孩子们扒着窗台看，在院里跳着脚唱：新媳妇子，逮蚰子，麻蜂蜇着球头子！窗外聚了几个女人，隔着窗子向屋里偷看着小声议论。她们说，兰妮儿长得蛮机灵的，就是脚大了点。她们不知道，你爹那个不讲理的根本就不喜欢小脚。幸亏我妈死得早，没人管我，我这双脚才没缠，要是我的脚再小点，那个不讲理的不是更嫌弃我？多亏了这双大脚，家里、地里活干起来不怯力，我在他面前说话腰杆也硬点。

“屋里屋外到处是油漆味。爷爷给我置办的嫁妆把段姨家的堂屋堆满了。双箱、双柜，书桌，葡萄架子床，雕花梳妆台，大椅子、小椅子、小桌、圆凳、盆架。就是我爹、我妈活着，他们也未必给我置办这么好的嫁妆。

“以我的意思，那个浑货长年不在家，屋里现成的家具就够用，何必再去破费做新的？可你老爷不答应。他说兰妮儿，你七岁到我家，伺候了祖孙三代，一辈子就这一件大事，我不能亏待你，不能叫别人说你没爹没妈，喜事办得不像样。这些东西本来也不必搬来搬去，放在新房里就行，你老爷一定要老憨姨夫帮忙抬到段姨家来。你老爷是个喜欢排场的人，他说花轿前头不能没有嫁妆。

“段姨打开我的包袱，把里边的衣服拿出来，抖搂开绣花夹袄，夸赞我的手艺，帮我穿戴。

“我把脸仰到窗口明亮处，让段姨给我开脸。——用绷紧的细线绳把脸上的汗毛扯干净。人一开脸，就表示出嫁过，不再是姑娘了。这是我一辈子最认真的化妆，五十多年了，我还能闻到官粉、胭脂的气息。从镜子里看到化过妆的脸我差点认不出自己了。黑黑的皮肉变得白白红红，像戴了假面；粗重的眉毛被段姨修得细细溜溜的，看起来妖里妖气。花冠是前一天你老爷托人从城里买的，段姨捧着它在我头上试。扶弄一阵，退几步，扭过头端详。端详过了，再走近去扶正。

“段姨是咱马家的佃户，老憨姨夫种着咱家十五亩河滩地。是你老爷和他商量，让我借他家出嫁，她像打发亲闺女出嫁一样认真。她帮我化好妆，站在院里咋咋呼呼，支使老憨姨夫把院里院外打扫干净，从门口到村头，清理大路上的粪草，把积了泥水的坑洼垫上土，撒上黄沙。”

所谓吊庄，就是为地主们种地的佃户住的村子。它离兴隆铺二里路，十几户人，清一色的贫雇农，和我们兴隆铺同属一个大队。我娘带我去吊庄的时候，这村子已经改名叫建庄。她带我去，是为了给老憨爷吊丧。老憨爷身强力壮，头天晚上还吃了两碗酸菜面条，第二天一早队里敲钟上工的时候他没起床。段姨奶走过去一摸，他的身体像块石头一样冰凉，胳膊、腿都硬了。我娘带我去，是因为中午能吃一顿大锅菜，萝卜熬粉条。黑面掺白面做成的花卷馍很大，不限量，想吃几个吃几个。所以吊庄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兴隆铺好。那时的兴隆铺已经没有寨门，寨墙像一溜土堆，断断续续横在村边，寨河早已干涸，留下一道荒沟。叔叔带我在土坡里刨茅草根吃。娘说她成亲时兴隆铺的日子还是蛮好的，“虽说你老爷过日子很节俭，可那会儿咱家喂猪、喂狗的食儿也比生产队食堂的饭好。”

“花轿到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正头顶，场院里的鸡开始打午鸣。盛穿着袍子戴着帽壳，打扮得像个小老头儿。新衣服把他弄得很不自在，他翘动着四肢像鸭子似的从轿里走出来。我被段姨搀着走出屋。盛跳过来抓住我的手说，兰姐，昌不听话，他跟爷吵嘴。段姨说，好了好了，盛，你嫂子要上轿了，你安生点儿。往后你不能再叫她兰姐，上了轿她就是你嫂子，以后你得叫她嫂子。知道吧？

“可你叔叔一辈子也没把这称呼改过来，直到临死那天黄昏，他还拉着我的手说，兰姐，‘啥时候你还能给我搅碗面汤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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