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如果那年春天民团没有抓我……”

母亲说：“人哪，有时候会被一个简单的问题纠缠一辈子。”

“清明刚过，山上的草已经发青。我带着难童学校的文娱队一大早就到镇里来了。这支文娱队是我来学校以后成立的，逢集的日子我带他们到镇上来，在街南头牛市旁边的空地上演出。唱流亡歌曲，演抗战节目。太阳过午，集市散了，我带上文娱队往回走。学生们还穿着演出服装，脸上的粉彩也没洗。刚走到河边，我看见河滩里站着几个人。两个穿长衫背长枪的人走到我跟前说，你是马老师？我点一下头。马文昌？对。我们是保安团的，能借一步说话吗？我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想找麻烦，可我没想到再也不能回学校了。虽然我到难童学校才半年多，我和那儿的学生已经建立了感情。前几天学生们把总务主任打了。

领头的孩子说，政府每月给孤儿拨钱，校长还让我们到重庆去募捐，天天连红薯面糊粥也喝不饱，咸菜也吃不上，钱都弄哪儿了？我说，去找高富山！这家伙是校长的走狗，他和校长勾结，没少从难童身上揩油！学生们闹了一场风潮，几个领头学生被学校开除。那时教育厅因为开封沦陷，迁到了伏牛山区一个偏僻县城。我带学生走了一百多里路，到教育厅去请愿，还用余明的笔名给《前锋报》写文章，揭露难童学校骗国家救济、贪污民间募捐、克扣学生伙食。教育厅不得不派员来调查，把那个混账主任免了。这是我来难童学校后干的最得意的一件事。事后林春生说，校长是区保安团团长，枪杆子在他们手里，咱们得小心。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得罪校长，可没想到他会用民团来对付我。

“其实我原没打算留在难童学校教书。别看我经常顶撞老爷子，离开家那天我心里还是发了弘誓大愿，一定要在外面干出点名堂。做工程师是我一生的理想，我打算到重庆去考大学，将来出国留洋，像詹天佑那样回国干一番事业，让老爷子为我骄傲，叫家乡人看看马文昌是不是有出息？是林春生让我改变了主意。我们俩在一起总爱整夜整夜聊天，越聊越激动，我决定不再到南方去。国难当头，到大后方去读书等于从前线逃跑，留在难童学校为孤儿服务，为抗战出力，让我有一种自豪感。林春生读了很多革命书，经常参加一些神神秘秘的活动，我怀疑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和他在一起我被一种崇高理想鼓舞，脑子里装满了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干什么都满腔热情。想不到在这儿教了半年书，我倒喜欢上了教书这个职业。”

父亲这辈子恨透了民团。只要民团的人出现在他面前，他的人生准会出麻烦。据父亲说，小时候我老爷给他算过命，说他木命犯金，逢鸡年流年不利，遇事要格外小心。他出生后的第一个鸡年，我祖母去世。他出生后的第二个鸡年，正赶上日本人发动豫西攻势。当父亲奔过了他的第五个鸡年之后，他常常带几分迷惘，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年春天民团没有抓我，也许这辈子我就不会认识你母亲。”其实父亲应该明白，世上不存在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遇上了什么意外；做出了什么决定；碰上了哪个人；和他发生了什么故事……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早已写在上帝的簿子上。一个人该怎样度过他的一生，自己并不能做主，不过是在劫难逃罢了。

父亲当天被送到县城的民团总部。虽然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可他毕竟有前科，是被学校开除的捣蛋学生，正是戡乱安内时期，到了剿总，他的小命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1945年春天，我父亲应该感谢民团。由于民团抓了他，我二舅林春生不得不设法去营救，我母亲才得以和父亲相识。

他在保安团团部待了三天。第四天下午，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学生出现在他面前。

“两个团丁把我从火神庙后院带出来。闪过大殿，我看见一个女孩站在廊檐下。我不认识她，不知道她是谁。在开封读书的时候，我爱到教堂去看做礼拜。说实话，看见这女孩的一刹那，我想到了刚刚做完弥撒的女信徒。不光因为那身穿着，深色衣服，偏襟短褂，宽筒裤，除了脚上的白袜子，身上看不到一点色彩；更因为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和一双不露声色冷冷的眼睛。那双眼睛使人觉得又陌生又熟悉，好像似曾相识，又有点让人畏惧。大殿门口一个挎盒子枪的人向她挥一下手说，走吧，人交给你了。她冲我翘翘下巴。我跟着她走出去。转过照壁，她左右张望了一下说，站这儿，别动。我站在照壁与侧屋的墙角处。她到街上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从挂兜里掏出一套衣服。换上。在这儿？在这儿。在火神庙民团总部关了几天，我身上的衣服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衣领沾着草屑，胸前、背后沁出汗渍，脏得够呛。可在大街旁当着一个女孩的面换衣服，我还是有点犹豫。她又说了一遍，我才向墙角缩了缩，背过身把硬邦邦的脏衣服扒下来。她一把抓过去，把它卷成一团向照壁后的墙角丢去。走上大街，我身穿棉布大褂，头戴草帽，像个商号的伙计。

“她带我往东门走，然后从小巷转到北阁，再从北阁转到西河码头。她把我带上船，在船舱里铺一条稿荐。船上堆满鼓鼓囊囊的麻袋，散发出粮食、尘土的气息。我说，咱们这是去哪儿？她不吭声。我的行李、书箱还在学校呢。她扭头看着我毫不客气地说，你还想回学校？这女孩的眼睛锐利威严，在她面前我感到局促紧张。听说不能回学校了，我心里很难受。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索了半天，什么也没摸着。我不敢正眼看她，说话时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干咳两下才发出声音。我去……买包烟。忍住点！坐这儿别动。我想说我还没吃饭。喝了几天发霉的小米稀饭，我的肠子都快变成麻绳了。她又说了一遍坐这儿别动，那些人说不定还会抓你。如果是别人用这样态度对我，我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可在她面前，我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乖乖坐下，看着她转身下船，向码头上走。”

从父亲的叙述里可以知道，在他最初的印象里这女孩并不漂亮，“她惟一吸引我的地方是那双眼睛。她不正眼看人，偶尔抬头盯你一眼，我的心就腾腾直跳，半天透不过气来。”

夕阳在河岸上闪耀，河水在船舷外动荡。父亲坐在稿荐上，探头望着舱外。码头像一堵灰色高墙，石缝间长满绿苔和野草。在遇到这个女孩之前，他一向自命不凡，自以为是。除了林春生，他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也许他读了叔本华的书，中了这个鄙视女性的哲学家的毒，他对女生素无好感。他觉得她们浅薄无知，装腔作势，虚荣是她们的天性，浮华是她们的本质。然而1945年春天这个黄昏，他感到了自己的软弱。这个不起眼的女孩好像有什么魔力，在她面前，他失去了往常的傲慢，没有了自负和自信，像闯祸的孩子一样畏缩。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闹市里，他甚至像迷路羔羊似的心底弥漫起莫名的惆怅。天色渐暗，正当他担心她会不会回来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在河岸上。船在他身下摇晃，她踏着跳板走上来，弯腰站在舱口说，出来一下，把东西弄进去。

“一个挑夫担着箩筐走上船。我吃惊地看着筐里的米、面，白菜、萝卜、粉条，还有酱油、醋、盐，不知道她这是干啥，打算叫我在船上过日子吗？她把一条香烟递给我。船上不能抽烟。等船泊了，蹲岸上抽去。月亮从黑黝黝的城市背后升起，码头下的船桅像一片树林。船家掌起灯，炊烟随着夜雾在河上飘散。这是我和她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她借用船家的灶间张罗晚餐，把从岸上带回的荷叶包打开，把烧鸡和卤豆腐皮分装在两个碗里，拿出馒头，盛出面汤，摆放在船头。河水在船隙间哗啦哗啦溅动，月色在波浪上闪烁。我仰起脖子看着她的下巴，咱们……这是去哪儿？她手里举着馒头，嘴里咀嚼着。到老河口。

吃过饭就开船。不等我再问，她又添了一句，到那儿转船往西去。林春生叫你到宝原找他。我嘴里呜呜噜噜说，林春生他……她扭回头不客气地盯着我的脸，你出事了，他还能在难童学校待下去？我结结巴巴说，请问，你是……我是林春如！林春生是我二哥！我恍然大悟，在头上拍了一下，哎呀！我说……我这人向来粗心，对别人的事不留意。林春生说过他妹妹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我怎么会没想到？我有点羞愧，说话也更结巴，你不是在……女师……我们女师要向陕西转移，咱们一路到老河口。她这一说我更明白了。林春生的大哥是金钟烟厂跑外埠的经理，和商会、民团都有拉扯，在市面上很熟。说不定是他帮忙把我弄出来了。

“这是一条湖北来的贩盐船，在码头卸了盐，装上杂粮往下走。日本人的军队正从枣阳向北推进，离县城只有二十多里，南下的船都在夜间起锚。”

十九岁的母亲和二十一岁的父亲坐在同一条船上，望着岸上的灯火向远处退去，码头的影子随着船身旋转，渐行渐远。那一刻，他们可曾想到，从此他们把自己的命运相互纠结在了一起？

“我望着她的侧影，她在夜色里看着岸上的村寨。我知道那是旗杆寨，她的老家。我说，你不想回家看看？她扭过头说，你怎么不回家看看？我从鼻子里笑了一下，你家里不是有老母亲吗？你家里不是有新娘子？我觉得这女孩的脾气有点怪。她说话冷嘲热讽的样子刺疼了我，我转身回到船舱，躺在稿荐上不再理她。此后我们俩很少说话。她对我很冷淡，我对她也很冷淡。

“顺水两天两夜，船头闪出一派宽阔的水面。船老板张起帆，逆着汉江向上走。天近黄昏，一片黑黝黝的影子出现在江岸上，船家孩子喊叫着向船的一侧奔跑。她站在舱门口高兴地说，老河口到了。我从船舱里钻出来，和她站在一起。在船上待了几天，看见码头一点点靠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如在梦中。江岸向船头逼近，码头上的房屋、人影愈来愈清晰，我们俩像孩子似的满脸放光。她回头看着我说，女师的同学在这儿集合。上了岸，我要随学校的队伍走，你就自己走吧。这是我和她认识以来听到的最温和的一句话。

“不等船靠岸，她挥着手朝码头上喊，冯敏——冯敏——一个女孩快步走下来。跳板刚搭好，她立即冲过去和那女孩搂在一起。她们大声嚷叫着互相捶打，她扭过身说，马昌——把我的书箱提下来！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像她二哥一样把中间那个字省掉了。两个女孩一路嘁嘁喳喳，我提着书箱跟在她身后。码头上到处是背着行囊的学生。老师们携家带口，和老婆、孩子相跟着往街里走。她掏出一沓钞票递给我，你搭船到安康，从那儿往北，到宝原找中原战时中学，我二哥在那儿等你。那儿缺个英语老师。她从我手里接过书箱，和冯敏说笑着走进路边的大华大旅社，把我一个人扔在大街上。

“那是我心情很糟的一个夜晚。我像被抛弃的孤儿游荡在异乡街头，手里拿着两个凉包子，一边走一边啃。一连走了两条街，腿都累软了，还是找不到住的地方。旅店里住满了从河南逃出来的老师、学生，码头上到处是中原乡音。吃的、住的都涨价，二十块钱只够买一个包子。走了几个地方，我才知道南阳和周围的县城都已沦陷，从省城迁到伏牛山区的学校、机关都在向陕西转移。移防的军队占了很多民房。车马店、干店住满了士兵。不少学生在船民家打地铺。我没带行李，想打地铺也办不到。就在这时，我看见两个女孩在街对面小店里喝米酒。灯光照着她的脸，面前碗里热气缭绕。那张喜气洋洋的脸容光焕发，和船上相比，好像换了一个人。两个女孩谈得正起劲儿，她根本没看见我站在店门外流水沟边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看着她们热烈交谈，一股莫名的郁愤在我心里弥漫。她在别人面前那样开朗，在我面前那样严肃；对别人那么热情，对我那么冷淡，她凭什么这样傲慢？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夜雾升起，暮色笼罩了江面，江水的颜色愈来愈深，最后变成黑沉沉一片。望着江水尽处的山影，我心里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相处了几天，林春如已经深深扎根在我心里。不想去想她，可她在灯下与同学说笑的样子使我一阵阵妒火中烧。我恨她的时候，她的影子更顽强地在我眼前浮动。我把手插进口袋，摸索着那沓钞票，盘算着往西去的路。十几天逆水船，不知有多少激流、险滩，到了安康，再孤身一人翻越秦岭，走过八百里秦川……那一刻，我发现我对林春生的感情发生了一点变化，怀疑自己该不该千里迢迢去投奔他？为了一个初中英语教师的职位，值不值得跋山涉水，冒这么多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