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都有可能改变事物的整个发展进程。始皇的失误便在于将传位遗诏交付给他自认为最忠诚可靠的两个人赵高和李斯，他实在高估了赵高和李斯对他的忠诚度，低估了权力的诱惑力。

人的所作所为，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取决于受到的诱惑大小，取决于从选择中收获的收益多少。利益面前，人的道德和自制往往不堪一击。始皇去世后，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巨大的舞弊空间，潜在的利益诱惑使得赵高、胡亥和李斯作出了始皇梦想不到的选择。

如果能够截留诏书，如果能够操纵帝国继承人的产生，如果能够将留给扶苏的皇帝宝座抢过来，那该是多么大的利益啊。面对如此诱惑，不动心是很困难的。所以不要将沙丘之变的责任全部推到赵高、胡亥和李斯头上，始皇同样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赵高、胡亥和李斯是沙丘之变的策划者和实行者，但政变能够顺利地完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始皇留下了巨大的舞弊空间。赵高是沙丘之变的始作俑者，进行这样一场政变当然要冒很大风险，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赵高并非亡命之徒，如果没有一定把握，赵高不会铤而走险。他的资本除了他是始皇的亲信，曾是胡亥的老师，以及他二十多年的资历和人脉关系外，还有两样十分重要的资本，那就是玉玺和虎符。

在外巡游，安全问题和局势控制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八年前，同样是在巡游的路上，始皇遭遇过一次暗杀，暗杀的幕后策划者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良，使用的暗杀工具是一把重达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可以想像这把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会有怎样的威力。可能是因为铁锤实在太重，又不能过分靠近目标以免暴露，还因为目标是个移动靶，所以这次行动失手了，大铁锤击中的是始皇的副车，始皇幸免于难。

局势的控制问题也可以归入到安全问题中，外出巡游而首都生变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不仅要保证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还要通过中央政府进而保证对全国的控制。控制手段中最重要的就是上面说的玉玺和虎符。

玉玺的作用就不用说了。这个很容易理解，试想一下，如果政府的公告上没有政府的印章，你会相信它是真的吗？如果你的学位证上没有钢印，别人会相信你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吗？不经玉玺，诏书就形同废纸。

虎符同样是个厉害事物。虎符是君主授予臣属兵权、调动军队的凭证，也称兵符。虎符被分成两半，左边一半归统兵之将，右边一半由国君掌管，两半合拢才能征调一支军队。公元前258年，秦军挟长平之战余威，进围赵国邯郸，而后就发生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精彩故事，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广为流传。当初信陵君意欲救赵，苦无良策，幸得侯生献计窃取魏王虎符，这才得以指挥八万魏军往救赵国。当然其中多亏了屠夫朱亥以铁锤锤杀魏军大将晋鄙，但这并不是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信陵君取得了兵符。如果没有兵符，不要说锤杀一个晋鄙，就是锤杀十个晋鄙，信陵君也指挥不动那八万大军。

虎符

始皇将玉玺和兵符都交与赵高保管，可见始皇对赵高的信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赵高就可以随便使用玉玺和虎符。说到底，玉玺和虎符都是死物，君主将权力灌输在里面后，它们才显得重要，自始至终，它们都处在君主的控制之下，体现的是君主的意志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意志。除一种情况外，玉玺和虎符掌管者敢利用玉玺和兵符谋取个人私利，那他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种情况就是沙丘之变时的情况。始皇生前对玉玺和兵符的监控已经不复存在，在外界不知始皇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赵高、胡亥和李斯三人借始皇的名义发布的伪诏便具有了真实诏书的效力，重逾泰山。能够制约赵高的只有赵高的内心道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始皇这次就看走了眼，他想不到赵高会辜负自己多年来的栽培，会和自己的小儿子狼狈为奸，也没有想到丞相李斯会经受不住诱惑参与其中。

这完全是制度的问题。始皇健在的时候，他可以实现对玉玺和虎符的完全控制，当他撒手西去时，对玉玺和虎符的惟一监控不复存在。过分相信赵高对自己的忠诚，没有预料到赵高会在自己身后作乱，没有布置预防措施，这就是始皇的过错。说到底，这也是君主集权制的弊端，大权悉归君主，不容他人置喙，有今日之祸，亦非偶然。

所谓富贵险中求，总会有人为了富贵动脑筋的，赵高更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始皇死的时候，赵高的地位从没有如此重要过，始皇的遗诏、玉玺和兵符都保存在他的手中。为了防止出现动乱，李斯、赵高和胡亥严格封锁消息，知道始皇去世真相的人不过五六个人而已。始皇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辒凉车中，由皇帝的近幸宦者驾御，饮食供奉也一如从前，处理百官奏事则由藏于车中的宦者代行，一切都有对应之策。而后车驾向咸阳赶去。如此大好机会赵高怎会白白放过？他要用自己的智慧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将看似已成定局的皇位继承问题整个翻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