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场中，人人都在揣测别人的心意。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一个人有权力在手，自然就会有人来为他出谋划策，帮他解决各种难题，当然力不会白出的。这就是权力的妙处了。正当景帝为废太子一事而苦恼的时候，广西思明州都指挥黄玹雪中送炭，上疏请求更立太子，景帝得书大喜，没想到万里之外竟有这样的忠臣，很快将黄玹提升为都督作为答谢。黄玹投机成功。

朱祁钰把黄玹的奏疏交群臣讨论。在朱祁钰的威压下，群臣只得附和，表示同意。最后礼部尚书胡濙代表群臣奏称：陛下膺受天命，中兴邦家，统续之传，宜归圣子。黄玹奏是。废太子一事就这样定了下来。景泰三年五月，景帝下诏把太子朱见深降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同时大赦天下。

除了心理感觉外，群臣对朱祁钰当皇帝，而后废太子朱见深，改立朱见济为太子并没有多大的排斥。反正给谁打工都是打工，一心维护朱祁镇和他的太子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虽然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忠贞仁孝这一套，但是这些道德教条往往用做追求利益的外包装，真正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层包装纸尽可以撕掉不用。除了那些喜欢较真和钻牛角尖的人，调整心态并没有多大困难。大部分大臣稍微调整了一下心态，就习以为常了。

当然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太上皇，并没有忘记自己还是朱祁镇的臣子，所以他们还是提出逢年过节的时候，应该去拜访一下太上皇，履行一下做臣子的义务。

这其实很好笑了。他们是真的关心他们的太上皇么？如此热心地张罗这件事，只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道德虚荣而已。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从景帝这里领取俸禄和各种好处，从英宗那里得到道德上的虚荣和心理上的满足，两全其美，两不耽误，这就是这些大臣的如意算盘，精得很。

岂料祸福难测，眼看景帝就可以把皇位传之万世了，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新太子朱见济突然病死。太子问题再次成为大明朝廷的焦点。由于朱祁钰再无儿子，必须立别人的儿子为太子，很多人重新想到朱见深，在心理上倾向于朱祁镇父子。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上疏请求重新立朱见深为太子。章纶在奏章上说：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与陛下合本共根，是同气之兄也。陛下身受册封，是上皇臣子也。上皇虏廷远书传位，是以天下授也。陛下遥尊为太上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还宫，是陛下与天下至愿至望也。……推念上皇传位之意，仍立沂王为太子。

很多时候，慷慨直言是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的。但是不管这些人说的对或是不对，这种敢于直言的精神首先就是难能可贵的。

对景帝来讲，这种言论实在是太刺心了，自己惟一的儿子刚死不久，这些人就来啰里啰唆，让人不得安宁。景帝从内心里不想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他也明白，这确实是最好的办法。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谁第一个跳出来主张恢复朱见深太子的地位，谁就一定会触霉头。钟同、章纶这番话惹得景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钟同、章纶关进锦衣卫大狱，严刑拷打。

事情还没有完。景泰六年八月，南京大理寺卿廖庄进京见驾，景帝突然想起来他曾经上书要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怒从心头起，下令将他拉到宫门口去杖责。让皇帝想起来的还有在锦衣卫大牢里关着的钟同、章纶二人。一不做，二不休，景帝下令锦衣卫好好再教育一下这两位不听话的臣子，结果钟同被杖死，章纶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

景帝跟百官较上了劲，直到夺门之变发生也没有择立太子。不断的焦虑和丧子的打击很快就让景帝的身体垮了下来。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景帝病重，下令免除明年元旦的百官朝贺。

夺门之变就在这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