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荒诞不经、古怪离奇且无法验证之事，所在多是，不一而足，稍有辨别力的，就可以看破佛家因果轮回以及这故事背后的险恶用心。

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历史考察中，岂不谬哉？

陈桥兵变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单看赵匡胤与柴家实力对比就可以了。首要的是兵权掌握在赵匡胤手中。赵匡胤作为殿前都指挥使，亲信遍布禁军，能与殿前司抗衡的侍卫司最高长官李重进又被排挤出朝廷权力中心，侍卫司实力大减，禁军成了赵匡胤的禁军。如果没有这样的军事保证，赵匡胤的兵变是不可能兵不刃血地成功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己方有多强，而是取决于相对实力对比，即对手有多弱。柴家一方，柴荣的死令柴家实力大损，此后柴家既没有兵权，也没有权威，处于仰人鼻息的极度危险境地。柴家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在李重进这个柴家守护者被排挤出去后，柴家除了他们的皇室地位，就剩下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德观了。

精英（例如文人、武将）和百姓对一个王朝的忠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这个问题并不像112那样简单明了。对一个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局限在物质利益层面上，它还是一种心理和道德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对已经熟悉的事物慢慢形成一种惯性的认同心理，当面对一个王朝的时候，这种惯性的认同心理就是忠诚。

只不过这种认同心理虽然普遍存在，却是若有若无，很难成型，而且极其脆弱，很容易被打破。能够强化这种认同心理的是文化的道德观。文化上的道德观是成型的，文化的载体使其代代流传下来，并不断强化、改进。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道德观剧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这种文化道德观也是支撑一个王朝的隐性力量。

但是从唐末到五代十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频繁战乱和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已经打破了这种心理的认同和文化道德观。文化的力量屈从于武力，文化在险恶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着。

精英对王朝的忠诚首要的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这些人长久以来接受儒家道德的熏陶，有些人比普通百姓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但是绝大多数的精英在物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并不反感改朝换代，当然更不会去反对。所谓道德，不过就是他们的遮羞布。

同样，也不要奢望在这种环境下，挣扎于生存线上的百姓还会有心思去考虑对一个王朝的忠诚问题，获得一块馒头要远远比这些虚无缥缈的问题更为重要。

一个百年王朝所能获得的臣民忠诚这在五代十国是看不见的。在五代十国这种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混乱环境下，忠诚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

所以，柴家真正拥有的优势少得可怜，除了皇帝的称号和微弱的道德优势，他们什么都没有。刀尖铸成的宝座是不能坐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

而赵匡胤一方的不利因素：无。赵匡胤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到位，皇位对他来讲，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

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他需要克服一下内心一点点的道德罪恶感，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只要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计划，只要在策划阶段和计划实施后能够用利益交换获取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或默认，那么这场政变就水到渠成。

现在，有必要分析一下政变中，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他们在这政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的收获了。

赵匡胤：他是当之无愧的导演和幕后黑手，也是最大利益皇位的获得者。

赵普：操盘手之一，政变之夜，他将狂躁的将士们的力量收拢住，使一切都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他的收获是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后来能成为宰相就是在陈桥兵变时打下的基础。

赵光义：操盘手之一，他的收获是睦州防御使，这个职位并不高，不过这只是开始的职位，后来赵光义步步高升，最后不明不白地当了皇帝。陈桥兵变中，他表现得很是积极，对照后来的事情分析，赵光义当时的积极很是可疑，兄弟友爱的成分占多大比例值得怀疑。

石守信等一班武将：他们是陈桥兵变的主力，这些人求仁得仁，每个人得偿夙愿，升官发财不等。

参与政变的士兵：这些人是政变的基础力量，史书记载赵匡胤登基后赐内外百官军士爵赏，以他们的功劳所得应该颇为丰厚。

丞相：范质和王溥当然不倾向于政变的一方，当初仓促出兵的决定帮了赵匡胤的大忙，不过那是无心之失。当得知叛军进城的消息时，两人纵有回天之心，也无回天之力。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两人继续担任了四年宰相，至乾德二年（964年）同日罢相。不过赵匡胤对他们还是蛮照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