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二世而亡，秦朝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政治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不是统治者，不是江山易色，改朝换代，而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据史书记载，生活在秦朝腐败政治下的老百姓的生活景象是：

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汉书》卷六十四下《严安传》。

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满野，流血千里。于是百姓力屈，欲为乱者十室而五。《汉书》卷四十五《伍被传》。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人民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惨状之中，这样的王朝不灭亡是没有道理的。汉初贾山在《至言》中这样说道：

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

秦朝统治者滥用权力，把权力作为为自己谋私的工具，把人民作为自己骄奢淫逸的承载体，其结果是国亡族灭，改朝换代。如果秦始皇、秦二世等人能够把老百姓当作“人”来看待，尊重老百姓也有生存和享受幸福的最基本的权利，那么，陈胜、吴广也就不会揭竿而起。

秦朝是个强大的朝代，但秦朝也是一个短命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两千多年来，人们只能借助并不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一些考古发现，运用丰富的想象来构造和复原秦帝国的历史面貌。但秦朝为什么那样来去匆匆，却是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的重大历史问题。

早在西汉初年，刘邦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统治，避免重蹈秦亡的覆辙，就迫不及待地对秦朝兴亡进行历史总结。刘邦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为此“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陆贾在朝堂之上，“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这种对历史经验总结的热烈场面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新语》是一部反思秦朝兴亡历史经验的总结性著作，陆贾用秦朝兴亡的历史事实告诉刘邦一个基本道理：可以在马上得天下，却不可在马上治天下。陆贾这样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以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政治意识很敏感的陆贾看到了秦朝政治中的一个奇怪现象。他说：“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无为》。秦始皇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治理，反而天下大乱，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举措太众、刑罚太极”。

陆贾还批评秦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之风，并从历史发展中看到统治者是“骄奢靡丽”之风的风源，间接提出了秦朝统治者的腐败与秦亡之间的关系。陆贾指出：

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国中多淫于骨肉。楚平王奢侈纵恣，不能制下，检民以德，增驾百马而行，欲令天下人饶财富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国逾奢，君臣无别。故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王者尚武于朝，则农夫缮甲兵于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应之以俭，骄淫者统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贼，让行而争路者也。《新语·无为》。

诚如陆贾所言，社会风气的好与坏，政治昏与浊，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者而不是人民大众。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如果统治者骄奢淫逸，上行下效，腐败之风就会迅速蔓延。

汉初政治家在对秦朝灭亡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共同认识，即秦朝政治的腐败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贾谊的《过秦论》是千古名篇，旨在总结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历史鉴戒。《过秦论》对秦朝兴亡的透彻说理分析使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贾谊从以史为鉴的高度，对秦朝的灭亡作了一个精辟的历史总结，他说：“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上》。贾谊层层深入，把秦朝的兴亡分析得入情入理，这些分析对政治家的警醒作用是永远不会褪色的。

贾谊认识到秦朝不行王道，不施仁政是其灭亡之因，对秦朝“以侈靡相竞”的世风与秦灭亡的相互关系也作了深刻检讨。贾谊说：秦国在发展过程中，“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返）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以致酿成“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的社会风气。《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在贾谊看来，如果知道使国强、使民富，而不知道用礼义教化百姓，必将败风俗，坏人心，从而瓦解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

晚唐时期唐敬宗李湛嬉游无度，生活荒淫，不理国事，广建宫室，唐王朝日渐衰弱。处于多事之秋的杜牧，不忍心看到唐王朝就这样腐败衰落下去，便写了一篇《阿房宫赋》，借秦王朝统治者一统天下以后，秦始皇日益骄固，竭天下之财、尽天下之力以满足一人之私欲，最终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来规劝唐敬宗“节用爱民”。《阿房宫赋》虽然是一篇文学作品，但作者以丰富的想象，极力铺彩，从一个侧面衬托出秦始皇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正是这种腐朽生活和暴虐的政治，终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导致秦朝灭亡。《阿房宫赋》中，秦始皇生活的奢华和无穷无尽的贪欲与秦朝覆灭时的硝烟形成了巨大落差和鲜明对照。杜牧在总结秦亡的教训时，发出了对后人的警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朱碧莲选注《杜牧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这不仅仅是一种警示，更是道出了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

秦朝不施仁政、暴虐天下是导致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秦朝灭亡更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秦始皇对权力的迷恋，以及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者对权力的滥用。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秦朝的腐败是因权力缺乏有效约束而导致权力不正确使用的腐败。

【第三节汉朝腐败的主要表现

一、文帝、景帝的节俭和汉朝奢侈腐败之风的蔓延

西汉初年，也有过一个短暂的世风清正、天下晏宁的时期，出现了为后世称道的“文景之治”。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把“文景之治”视为典型的“盛世”，与唐代“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俭抑奢。秦朝统治者大兴土木，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导致人民揭竿而起。汉初统治者认真汲取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诸事从简，节省财政开支，开创了汉初清明俭朴之风。

《汉书·高帝纪》说刘邦“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虽有溢美的成分，但也说明刘邦为首的统治者能够总结秦亡的教训，励精图治。文帝和景帝也都是以节俭名垂青史，《史记·孝文本纪》以浓笔重墨描绘汉文帝的节俭形象：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这段记载说明文帝崇尚省俭，力戒奢侈。汉文帝认为：“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文帝在临终前，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要求薄葬省繁。根据后来霸陵也曾经出土珍宝之器的传说,有人疑心汉文帝霸陵薄葬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其实,霸陵因山为陵,没有动员大量民众从事土木工程,是确凿无疑的。墓中随葬品的等级和数量,可能因入葬时情况复杂,有与汉文帝个人意愿不尽相合的情形出现。他表示“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下令在他死后，“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班固《汉书·景帝纪》载“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也突出褒扬汉文帝之“恭俭”。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醇厚”说：“醇，不浇杂。”《旧唐书·宪宗纪上》云“文景酉农化，百王莫先”。“酉农化”，可与“醇厚”对读，体现出不同时代对汉文帝节俭治国的共同理解。

汉景帝后二年(前142年)下诏强调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也。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汉书》卷五《景帝纪》。从此诏书可以看出，汉景帝反对生活的奢侈，主张引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发展经济，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汉初倡俭抑奢之风的形成，与汉初统治集团自觉总结秦朝的历史经验，对奢靡的危害有一个清醒认识是有密切关系的。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踊贵，府库空虚，出现了“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的残破局面。鉴于当时经济衰退的客观形势，统治者暂时抑制了追求奢侈生活的欲望，在黄老思想主导下，实行无为而治。随着财富的增加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上流社会崇奢侈、讲排场、求攀比之风日渐盛行，官僚贵族生活逐渐腐化堕落，贪贿成风，道德沦丧，吏治败坏已经直接威胁到西汉的社会稳定。

刘邦本质上就是一个“贪于财货，好美姬”《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之徒。他在称帝以后，曾经不无得意地对他的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刘邦一方面是在揶揄其父，另一方面把天下视作自己的私产，对财富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所以汉初直臣周昌曾经批评刘邦是“桀纣之主也”（《汉书》卷四十二《周昌传》）。

汉初文臣武将多来自社会中下层，从而形成了布衣将相的格局如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所言：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武卒）。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但随着布衣将相的贵族化过程的发展和汉初经济的恢复，奢靡之风也日渐增长。贾谊给汉文帝上《治安策》，对时局十分忧虑，他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让贾谊如此忧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奢靡之风，他指出：“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面对汉初“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的局面，贾谊认为当前为政的关键之一，就是要“移风易俗”，抵制奢靡，倡导俭朴之风，“使天下回心而乡道”。《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统治时期出现了“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的富足局面。在天下安定、物质充盈的时候，骑乘牝马便被拒之门外，这本身就是炫财斗富的表现。公卿列侯、皇亲国戚、富商大贾“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丞相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汉书》卷五十二《田蚡传》。。董仲舒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显然，董仲舒对于统治集团内部日渐蔓延的奢侈之风十分不满，并表现出他对这种不良政风世风危害后果的深深忧虑。

汉武帝时的丞相严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上书说：“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未不可徒得，故搢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所以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无已，犯法者众。”《汉书》卷六十四下《严安传》。严安看到统治集团内部兴起的奢侈风气已开始蔓延，社会上出现“逐利无已，犯法者众”的局面，所以他从奢侈之风蔓延对社会产生危害的角度上疏要求制定制度，以戒淫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