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以后，司马家族的一支、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司马睿，在南迁的北方世家王导、王敦、周、刁协和南方大族顾荣、纪瞻、贺循等人的拥戴下，于建武元年（317年）在建康建康，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区。称帝，建立了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

东晋将西晋的门阀世族统治发展到高潮。在世家大族之中，王、谢两家地位最高。特别是王氏家族，王导做宰相，王导的从兄王敦做大将军，二人分掌了东晋的政治和军事大权，因此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的说法。至于其他世族，则各依门第高下，依次分据要职，享有相应特权。由于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世家大族更能猖獗地兼并土地，广建庄园。同时，他们腐朽没落的作风和意识严重地影响着朝廷，因而朝廷上下都在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营私舞弊。

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也完全成为世家大族维护特权的工具，中正定品专门按照士子出身的门第和父祖的官位确定，选贤举能的意义丧失殆尽。这样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士族子弟凭借门资就能平流进取，必然失去积极向上精神，但他们还自命清高，崇尚空谈，从而误家误国。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更加养尊处优，也日益消极腐朽。他们安于逸乐，沉湎于酒色，又无术无能，猝遇变革或战事，就只得面对覆灭的下场。九品中正制成了世族走向穷途末路的催化剂，而世族的没落也使九品中正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隋文帝从北周夺得政权不久，就贬斥州郡中正为不知时事之乡官，从而废除九品官人法，并将选官权集中收归吏部，至此才扭转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选官只重门第而造成的腐败局面。

第四节少数民族政权中的部落贵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西部、北部和东北生活着大量的游牧民族，其中比较强大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被中原称为“五胡”。东汉后期，“五胡”乘中原陷入战乱之际相继往内地迁徙。原先游牧在黄河河套一带的匈奴人南迁至今山西中部的汾河流域；先前活动在东北大、小兴安岭山区的鲜卑族，一部分经辽河流域进入河北平原，另一部分经蒙古草原西迁至今甘肃、青海高原；羯族由北方草原迁居今山西东南部的武乡；而最初活动在甘肃、青海高原的氐族和羌族，则大部分进入今陕西中南部，少部分入居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

到西晋初年，上述民族分布格局大体定形。西晋王朝崩溃以后，这些少数民族以及部分汉族地方势力就纷纷建立政权。这些政权除了流民建立的成汉在巴蜀外，都建立在长江以北，而与南渡的晋室政权相对应。它们又以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发生的淝水之战为界限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出现的有，匈奴族建立的汉和前赵、羯族建立的后赵、汉族建立的冉魏和前凉、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前燕、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代、氐族建立的前秦等八个政权。其中，后赵、前燕和前秦的国力较强，影响较大。特别是前秦，曾经将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入它的版图。淝水之战结束的第二年，前秦王朝崩溃，此后北方再度分裂，在关东以及东北地区，出现了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和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关***现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和匈奴族赫连部建立的夏，西北出现了鲜卑族乞伏部建立的西秦、氐族建立的后凉、鲜卑族秃发部建立的南凉、卢水胡沮渠部建立的北凉和汉族建立的西凉，共计十二个政权。其中，后秦与后燕的国力比较强盛，但都为时不长，它们相继败亡于在偏远的代北兴起的北魏。

在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都远远地落后于汉族，它们进入中原之前大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是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政权之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母系氏族向父系家长制过渡的阶段。这些少数民族从事的产业，大多是游牧，少数是渔猎，虽然较早进入中原的鲜卑族慕容部等也转而从事农业生产，但其生产水平与汉族尚有差距。组建上述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坚分子，主要是长期驱使牧民在草原游牧的部落酋帅与贵族。在征服中原的战争中，为了解决军队的给养和迅速增加财富，他们常常对中原人民进行野蛮的掳掠。例如，羯族首领石勒在建立后赵之前，屡因粮食不济而令军队大肆收掠谷禾。《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更有甚者，在虫荒之年石勒仍然不顾农民死活，恣意抢夺粮食，因而“时人谓之‘胡蝗’”《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建立政权以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才意识到，不应该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再肆意掠夺了。史载，后赵立国以后，“（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身为后赵国主，石勒才认识到在统治区内公然掳掠对新建立的羯族政权是严重的危害，因而以其言行予以纠正，从而限制了部落酋帅与贵族的掳掠行径。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多像石勒那样，在建立政权以后会稍稍收敛其掠夺行为。而在此后，那些部落酋帅与贵族的野蛮掳掠行径就转而改变为无厌的贪赃。

采用贪污的办法以迅速积累财富的部落贵族是不胜枚举的。部落贵族贪赃敛财的方式是毫无顾忌的，往往达到不考虑后果的地步。这方面典型的例证，是前燕的王室贵族慕容评。据记载，前燕政权“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晋书》卷一百十一《慕容日韦载记》），因此前秦乘机于东晋太元五年（370年）出兵六万进攻前燕。前燕军事统帅慕容评调集大军三十万驻守潞川潞川，今浊漳河。抵御前秦军。前秦悬军出征，欲速战速决，前燕军则以持久固守制之。慕容评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他“性贪鄙，鄣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前燕国主慕容日韦听说身为主帅的慕容评竟然临阵还在疯狂敛财，就派遣侍中兰伊责备慕容评道：“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务抚养勋劳，专以聚敛为心乎！府藏之珍货，朕岂与王爱之！若寇军冒进，王持钱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将安傅！钱帛可散之三军，以平寇凯旋为先也。”然而慕容评贪婪成性，连国主慕容日韦的警告都听不进去。结果潞川之战，前燕大败，慕容评丧军辱国，也丢掉了聚敛来的钱绢，单骑遁还。《晋书》卷一百十一《慕容日韦载记》。秦军乘胜进击，前燕国迅即覆灭。贵族慕容评的极度贪婪，导致了国破家亡。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十六国分裂时期终结。多个少数民族混战竞争的局面，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状态。在征服战争中，拓跋部落酋帅与贵族的掳掠和贪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他们的军队不仅掠夺粮食、财产，而且还大量地掳掠人口，这在《魏书》的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卷三《太宗纪》、卷四上《世祖纪上》、卷四下《世祖纪下》、卷一百三《高车传》。这些被掳掠的人口中，有许多成为部落酋帅与贵族的奴隶。详见《魏书》卷二十九《奚斤传》，卷三十《王建传》、《安同传》、《宿石传》，卷三十三《李先传》，卷三十四《王洛儿传》、《陈建传》，卷三十六《李顺传》，卷三十七《司马楚之传》，卷八十三上《姚黄眉传》。

鲜卑族拓跋部在建立北魏政权以前，还滞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阶段。在建立北魏政权前后以及后来的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部落酋帅们因掳掠大量人口而很快成为占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与此相应，拓跋部的氏族组织转变为地域组织，拓跋部民传统的游牧经济部分地转变成为农业经济。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之下，拓跋部踏进封建社会的门槛，而部落酋帅们又随而由奴隶主转变成为农奴主。在短暂的几十年间，部落酋帅们的身份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但是，他们原来的野蛮掠夺的习性却非短期内所能改变。因此，当拓跋部落酋帅与贵族成为北魏政权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后，大多数表现得近乎掠夺般的贪婪与残暴。北魏始光四年（427年），太武帝出巡中山，一次就免去贪污的地方守宰十数人的职务。中山是当时北方的大郡，地处交通枢纽，是四方物资集萃之地。中山的地方守宰是令人流涎的肥缺，大多以鲜卑贵族出任。在丰富的财宝的引诱之下，当地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墨，那些被太武帝免职的守宰只是其中贪污情况特别严重者。回到京师平城以后，太武帝“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但是贪官污吏实在太多，哪能“悉代”。

北魏孝文帝推行太和改制并将都城迁到洛阳以后，广大北方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潮流。在这样的形势下，南迁的鲜卑贵族也融入了中原社会。在朝廷，他们与汉人世家大族逐渐地合流；在地方，他们与豪强地主相勾结。少数民族贵族、汉人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中的各类贪官污吏因而沆瀣一气，使得北魏洛阳政权迅速腐化。正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那样：

“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为了满足他们的腐朽生活，朝中权贵就卖官鬻爵，公行贿赂；州郡守宰则“聚敛无极”（《北史》卷十五《拓跋志传》）。

上下一并腐败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混乱，经济衰败，农民离开土地，从而造成“通原遥畛，田芜罕耘”《魏书》卷四十七《卢昶传》。的悲惨局面。社会矛盾尖锐到极点，于是六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关陇起义等像火山般接踵爆发。北魏的半壁江山终于崩溃，分裂成为东、西两魏。不久东魏、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北齐统治者高氏集团较灭亡的拓跋氏集团更加骄纵荒淫，而北周政治则相对清明。腐败丛生的北齐遂被北周拉枯摧朽般消灭，北方再归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