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之初，清世祖即于顺治三年（1646年）“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清史稿》卷八十二《礼志一》）。但因时局动荡，疲于武力，故礼制建设仅属草创。圣祖亲政后，社会渐趋于稳定，在其宽大为政的导向下，始颇究心于礼。圣祖对礼义的讲求，主要体现在由经筵讲论所成的《日讲礼记解义》一书中。此书“大旨归于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经部·礼类三》。，敷陈虽出臣工，阐绎则出圣祖之意。接武其祖之后，高宗执政伊始，即命儒臣纂修《三礼》义疏、修礼书，其成果为《钦定三礼义疏》和《钦定大清通礼》。高宗之加意于礼，意在借此表达其“圭臬群经，羽翼《会典》，使家诵而户习之，于以达之人伦日用之间，兴孝悌而正风俗”的“淑世牖民之意”清高宗《御制大清通礼序》，见《大清通礼》卷首，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果说《钦定大清通礼》意在为汉族民众定行为规范的话，《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则是在彰显满洲习俗导向下对满人的一种制约。是书之成，其意乃在于“与《钦定大清通礼》相辅而行，用彰圣朝之令典”（《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史部·政书类二》），当然其间亦蕴含着清廷对本民族文化的张扬之意。而《皇朝礼器图式》一书，则是对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簿、武备等的规范。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并非仅为制器而作，而是有其深意寓于其中。高宗序称：“尝念前之作者，本精意以制器则器传，后之述者，执器而不求精义则器敝，要其归不出臆说、傅会二者而已。”清高宗《皇朝礼器图式序》，见《皇朝礼器图式》卷首，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其厘定礼器之深层含义。至于乾隆朝所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志》、《清朝通典》，于礼典亦皆有所阐述，旨在彰显“诸治神人而和邦国，定损益而酌古今，宏纲巨目，皆前代未有之隆仪，为百王之矩范”之“大经大法之所为立极”（《清朝通志》卷三十六《礼略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三通馆臣曾曰：“钦惟我朝圣圣相承，重熙累洽，规模隆盛，载在册府，垂法万世。有《大清会典》、《则例》以详其制度，有《皇朝礼器图式》以著其形模，悉经睿裁，订定损益，折衷至为赅备。至于仪文秩序，条理灿然，则《大清通礼》一书，准彝章而垂定式，并非前代礼书所能及其万一焉。”《清朝通典》卷四十一《礼典·吉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此可见清廷礼制兴作之大凡。可以说，清代康乾繁盛局面的出现，与清廷对礼制的制作是分不开的。道咸以降，世变势移，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动荡的政局已非礼所能维系。至于清季之开礼学馆，事未竟而清室倾覆，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罢了。

三、教化的推行

意识形态的强化，礼制的建设，其归宿点皆在于导民施化，给臣民立一遵循规范。教化的推行，即此一政治导向的体现。明太祖在建立律法、制作礼制的同时，亦对教化问题相当关注。开国之初，他就指出：天下初定，所急者在衣食，所重者在教化。洪武四年（1371年），在与群臣讨论京师积习之弊时，他针对礼部尚书陶凯“欲整齐风俗，必以政刑先之，然后教化可行”的观点，强调道：“教化必本诸礼义。徒急于近效，而严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明会要》卷五十一《民政二·风俗》。

基于此一认识，明太祖对乡里之教十分重视。如设立老人制度，使人劝民为善，理断争讼。与此相应，“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明会要》卷五十一《民政二·里老》。。申明、旌善二亭不仅彰民之善恶，对官员亦具有儆戒作用。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命礼部录有司官善政著闻者，揭于其乡之旌善亭；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揭于申明亭，以示劝戒”《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二，洪武十八年四月壬寅条。。为了保障这一制度，《大明律》明确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明律》卷二十六《刑律九·杂犯》“拆毁申明亭”条。而随着《大诰》三编的颁布和普及，老人肩负的教化职责更为具体。万历《大明会典》卷二十《户部·读法》载：“洪武二十六年，令民间须要讲读《大诰》律令，敕谕老人手榜及见丁著业牌面，沿门轮递，务要通晓法意，仍仰有司时加提督。”（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又命户部下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又令民凡遇婚姻死葬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周给，不限贫富，随其力以资助之，庶使人相亲爱，风俗厚矣”《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洪武三十年九月辛亥条。。这就是所谓的教化万民的大纲——“圣谕六条”。在此基础上，翌年明太祖又将其扩充为《教民榜文》（或曰《教民要款》四十一条），颁行全国。［明］熊鸣岐辑《昭代王章》卷四《教民要款》，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

其后，随着里老制度的废弛，乡约逐渐成为地方教化的主要形式。“洪武时期的民间教化，大致上有一个从宣传《大诰》三编向宣传《教民榜文》转化的过程。……《教民榜文》的颁布，可以视为明朝乡约制度的初立。……综观明朝历史，可以看到，乡约有一个不断推行的过程，贯穿有明一代。明代乡约初建于洪武时的《教民榜文》，改造于正德时期的王阳明，重建并普及于嘉隆万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乡约的时代，形成了通过乡约治理基层社会的统治特色，给予明代以及明以后社会历史以深刻的影响。”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第五章第四节，第255—2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关于明代乡约问题，王兰荫《明代乡约与民众教育》（吴智和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台北大立出版社，1984年）、谢长法《乡约及其社会教化》（《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曹国庆《明代乡约研究》（《文史》1999年第一辑）等文，皆有论究。此外，如寓惩于教的乡饮酒礼制度，对里甲制度的强化等详参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三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亦是推行教化的多样化措施。

总之，在权力动荡、腐败泛滥、商品经济冲击、社会风俗侈靡的环境下，明代之所以得以延续270余年，教化的推行应该说发挥了一定的维系功能。

在崇儒重道、文教是先政治理念的导向下，清代于教化也十分重视，而且吸取了不少明代的经验和做法。顺治九年（1652年）世祖所颁《六谕卧碑文》，即承袭于明太祖之“圣谕六条”，而成为乡约必须宣讲的一项重要内容。圣祖亲政后，着意实行仁政，故于教化甚为关注。他曾指出：“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六《圣治一》“康熙九年十月”，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基于此一认识，圣祖颇致力于礼乐之教化。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圣祖将世祖制定的“崇儒重道”基本国策具体化为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教化纲领，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四，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条。世宗曾推扬“上谕十六条”称：“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凡民情之所习，皆睿虑之所周。”清世宗《圣谕广训序》，见《圣谕广训》卷首，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这一教化纲领颁行各直省府州县乡村后，一些地方官鉴于民众识字有限，遂再加详细解释，或以图解的形式，使广大民众更通俗、直观地体会其中的意蕴。详参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世宗继位后，虽以苛猛为政，但也没放松对教化的强调。其表现，即是对“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而著为《圣谕广训》一万言，洋洋洒洒，可谓用心良苦。世宗之所以汲汲于此，一则期望兵民人等，“仰体圣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乐观其成，尔后嗣子孙并受其福”同上。世宗曾言：“明刑所以弼教，君德在于好生。从来帝王于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心本宽仁。”（《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二十四《慎刑》“雍正二年四月”，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一则缘于其对礼之意蕴的省察，希望借此维系世风人心，寻求社会的有序状态。无论“上谕十六条”还是《圣谕广训》，颁行以后皆成为基层乡约所宣讲的核心内容。谢长法先生《乡约及其社会教化》一文指出：“如果说明代谕文和乡约密不可分，《圣训六谕》是乡约重要内容，是乡约宣讲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到了清代，乡约在内容上已完全衍变成了谕文，其主要内容就是康熙所颁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推而衍之的《圣谕广训》。”（《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

高宗继统，大力强化这一制度，并将钦定律条也纳入宣讲范围。而其对礼义的探寻、礼制的纂作，更将教化推向新的境地。嘉庆、道光两朝，一则延续了乾隆朝的礼治取向，对《钦定大清通礼》的不断续修即其表现；一则继续奉行宣讲圣谕的政治活动。宣宗曾说：“我朝列圣相承，《圣谕广训》、‘十六条’，久垂功令，地方官每月朔望敬谨宣读，俾众著于爱敬睦姻之义。百数十年来，海澨山陬，罔不奉行。”《清宣宗圣训》卷五十二《训臣工》，“道光二年十一月乙亥”，台北文海出版社“大清十朝圣训”本。话虽涉誉美自炫，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一政教的积极作用。

晚清以降，清政权摇摇欲坠，内外交困，加之乡约弊端丛生、职能弱化，康乾盛世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广大民众不堪忍受压迫和剥削，起而抗争，教化已无力维系人心了。

第二节清官、名宦与养廉

明清两朝之确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张扬礼制，推行教化，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政治文化为范型，引导官员循法守度，廉洁奉公，勤于职守，以发挥其行政和社会表率作用。而为达到这一目的，明清统治者采取了不少对官员进行鼓励的措施。其中，树立清官廉吏典型，给予政治荣誉，提高俸禄待遇等，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治凝聚力，维护了官僚体制的运作效率。

一、清官典型与荣誉激励

作为一个政权，其得以延续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否拥有一批有政治责任感、心系民瘼、严于律己的官员队伍。这不仅是君主专制、政治运转的需要，也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需要，更是官员群体自我更新和对抗各种腐败的需要。明清统治者在强化法治、完善监督的同时，对树立官员正面形象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其所寄望于臣僚的，是他们居官行政能做到清、慎、勤，即为官清廉、行事谨慎、勤于所职。清官廉吏政治形象的塑造，就是这一要求的体现，也是廉政建设的一项内容。明初洪武、永乐、仁宣之世，在大力惩治官员贪污腐败的同时，就比较重视对廉官能吏的识拔和奖励。明太祖之颁布《大诰》四编，一方面揭露文武官吏的贪贿不职，另一方面则对尽职尽责、有守有为者予以表彰和鼓励。在《荐举首领官》中，明太祖称：“或有忠臣在职，数观首领官吏，倘有大智之士，屈在下寮，一时不能上达，其忠臣不特己用其贤能，又将速荐以安社稷，致君尧舜，岂肯泛用无藉隐匿非常之才。”《御制大诰》四《荐举首领官》。又《有司超群》曰：“洪武十八年以来，府县正官、佐贰官超出群职者十有三员，朕悉加劳。”明太祖《御制大诰续编》九《有司超群》，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此可见明太祖不唯注重官吏的操守才能，亦能按劳绩加以奖拔。至于其颁布的《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更对官员起到了儆戒作用。明成祖继承了其父倡廉惩贪的作风，仁宣亦赓续不替，故一时廉官贤吏兴起，洁己爱民者颇不乏人，吏治为之丕变。明中叶以降，在朝政废弛、官场腐败、考核失实、党争纷起局面下，官吏之能不屈权势、廉洁自守者已难有其人。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像海瑞、初期东林派人士等出污泥而不染的正直之士，或与权奸抗衡，或造福一方，撑起一片正义的天空。正是有了这些脊梁洁士，明王朝始得以苦苦维持残破的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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