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即位之初，即要求各地官员“毋滋讼狱，毋纵奸吏，毋夺民时，毋掊民财”，违者“必罚无赦”。《系年要录》卷二百，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壬寅条。鉴于高宗以来官员受贿问题严重，宋孝宗下诏鼓励检举揭发，一经查实，从重惩处。隆兴二年（1164年）五月，诏内外赃私不法官吏，尚书省置籍检勘。九月，又下诏“严赃吏法”，规定官吏贪污除籍没家财外，还要杖脊刺配。《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一》。

乾道、淳熙年间，惩赃力度有所加大。“法令虽比国初稍轻，而从积玩之后有此整饬，风气亦为之一变”（《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四《宋初严惩赃吏》）。如淳熙十年（1183年）夏，“诏自今自盗枉法赃罪至死者，籍其赀，仍决配”（《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建炎至嘉泰申严赃吏之禁》）。又诏令官员贪污者，不论秩位高下、情节轻重，一律依法惩处。由此使得吏治状况大为好转，南宋著名学者真德秀曾盛赞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真德秀传》。

孝宗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用，认为“郡守得人，则千里蒙福；监司得人，则一路蒙福”《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以下称《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淳熙五年十二月辛卯，“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他在内廷置屏，亲自记录全国监司、知州的姓名和政绩；要求监司定期上报州县长官的理政情况，据以赏罚。因此，孝宗时期各地多得“良二千石”，地方治理大为改善。

宋孝宗本人来自民间，一生自奉简朴，“于内帑无毫发妄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八《孝宗皇帝》（淳熙七年）），被誉为“勤俭过于古帝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六《孝宗皇帝》（乾道三年））。同时关注民生，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稳定币制，推动学术自由，促成了南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

但孝宗为了防止大臣再度擅权，在用人方面往往矫枉过正，对执政大臣猜忌很重，在任用时也近乎苛严。在这种心理下，一些佞幸近习之人如曾觌、龙大渊等受到重用，造成与文臣之间的对立，对吏治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八节南宋后期法制的式微

南宋后期，腐败之风已是积弊难返。周必大曾言：当世“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答选德殿圣问奏》，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袁燮也痛心疾首地说：“贪吏肆虐，政以贿成，监司牧守，更相馈遗。戎师所驻，交贿尤腆，而诸司最多之处抑又甚焉。”［宋］袁燮《洁斋集》卷三《论国家宜明政刑札子》，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光宗即位初年，尚能勤于政事，重视吏治。如绍熙二年（1191年），对任子实行帘试，以杜绝权贵子弟假手之弊。严格实行赃吏连坐法，严禁官员用公款行贿送礼。对招权纳贿的藩邸旧臣也能加以惩处。

但他的皇后李氏妒悍残忍，又喜揽权，且时时离间孝宗、光宗的父子关系，致使朝政日非。史称光宗“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宋史》卷三十六《光宗纪》）。

宋宁宗时期，权臣韩侂胄、史弥远先后专政。“侂胄用事，内蓄***”，推行庆元党禁，“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弥远擅权，幸帝耄荒，窃弄威福”《宋史》卷四十《宁宗纪四》。。庆元党禁和权臣专政使士风和官风迅速败坏，“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势要之门”《宋史》卷三百九十八《倪思传》。。

庆元年间，“达官贵人赃以万计，监司、台谏按发，不过放罢”。嘉泰时，“臣僚赃累巨万，具载章疏，投闲数月，便得祠禄”《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建炎至嘉泰申严赃吏之禁》。。

在地方上，监司派属官“分布四出，惟利是图，馈遗既足，他皆不问，曰下马钱，曰发路钱，曰折送钱，曰特送钱，批胜既足，则又有夫脚钱”，“又有意外无厌之需，稍不满欲，多端罗织。其间或有不法事件，不过增加馈遗，虽有过愆，置而不言”。《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九之二四。

宁宗在位三十年，虽个人生活俭朴，但缺乏主见和政治才能。前期韩侂胄专擅朝政，引用亲信无耻之人，致使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如书吏出身的苏师旦“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僚雷孝友上言》，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韩侂胄的童年塾师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宋史》卷三百九十四《陈自强传》。。韩侂胄本人的受贿纪录更是惊人，每逢其生日，“宰执、侍从至四方牧守皆上礼为寿”，“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献于天庆观之庑下，都人竞往观之”《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嘉泰四年六月丙申，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史称“自侂胄用事，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人亦不以为讶”［宋］樵川樵叟《庆元党禁》，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宁宗中期以后，朝政被史弥远把持。史弥远执政选用易制之人，台谏专任循默之士，压制异论，使得朝野以言为讳，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时人讥讽为：“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大观”本。在这种情况下，“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宋史》卷四百八《陈宓传》。，朝政更加腐败。

理宗即位后，史弥远更以“定策之功”而权倾朝野。史氏“擅权用事，专任壬”《宋史》卷四百一十四《史弥远传》。，“馈赂公行，熏染成风”《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真德秀传》。，“专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一《备对札子》，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其爪牙梁成大甚至公然将受贿所得陈列在居所的堂上、廊下，向来客炫耀，并以此索贿。史弥远“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宋史》卷四百三十七《魏了翁传》。，朝纲典制，破坏无遗。

史弥远专权时期，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反过来又促使贪官污吏进一步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理财部门“专以铲刷为能，有一孔之利者，无不攫取”，“民间受害，尤难缕数”［宋］曹彦约《昌谷集》卷六《上庙堂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时人形容为“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生民熬熬，海内汹汹”［宋］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一《奏论都城火灾乞修省以消变异》，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由此引发了绍定年间的一系列农民起义。

理宗亲政后，改元“端平”，以示与民更始，将史弥远的党羽中最为人痛恨的“三凶”李知孝、梁成大、莫泽贬黜，试图改善朝局。为治贪浊之风，他还亲制《审刑名》，将官员犯入己赃与谋杀、故杀、放火等罪同列。《宋史》卷二百《刑法志二》多次下诏申严赃吏之禁，官员贪赃，“并籍其家”。《宋史全文》卷三十三，端平元年五月乙巳。还亲撰《训廉》、《谨刑》戒饬百官，《宋史全文》卷三十三，淳祐四年正月壬寅。也实际惩治了一些贪官。如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知安庆府林棐因“赃状显著”而被“追三秩勒停，送抚州居住，委官究实追赃”。《宋史全文》卷三十二，端平元年六月丙子。淳祐三年（1243年）四月，前知严州李弥高、赵与汶皆因“侵取酒息”各被夺官二秩；六月，嘉定知县旨枹因赃罪被除名勒停，流一千里羁管。《宋史全文》卷三十三，淳祐三年四月甲戌、六月庚午。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知广州张公明因贪暴不法而被贬至南安军居住。《宋史全文》卷三十四，淳祐七年四月丁酉。但此时惩治赃官的力度已远远无法与宋初相比。

宋理宗除了尊崇理学外，在治国理政方面作为有限。在蒙古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不认真处理急政要务，唯知享乐宴安，贪鄙好色，挥霍无度。而董宋臣、丁大全、马天骥、贾似道之流窃弄威福，相与始终。时人已将当时的局面与徽宗末年相提并论。

当时官吏“贪浊成风，椎剥滋甚”【《宋史全文》卷三十三，嘉熙四年十月丁酉】，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魏了翁指出，当时财用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贿赂公行，牧守监司敛百献十”［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十九《内引奏事第四札》，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中饱私囊，全然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就连贾似道也曾对理宗说：“裕财之道，莫急于去赃吏，艺祖治赃吏，杖杀朝堂，孝宗真决刺面，今日行之，则财自裕。”【《宋史》卷四十二《理宗纪二》】。

当时吏治腐败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冗官严重。

据洪迈统计，绍熙二年（1191年），全国有京朝官和选人一万七千二十八人，大、小使臣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人，合计三万三千五百十六人，大大超过了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的二万四千人。如包括当年科举入仕和次年的奏荐恩泽，官员合计将达到四万三千人。洪迈认为，冗官之多，已使南宋社会“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

宋理宗虽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摄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监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到理宗后期，随着宦官、外戚专权，“官以贿成”，一切良法美意都成了虚设。参见《宋史全文》卷三十三，淳祐元年六月戊寅。

政治腐败又导致法制败坏。宁宗、理宗时“刑狱滋滥”，“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借狱讼之事索取贿赂，否则“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贪官污吏逞其私欲、上下其手、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参见《宋史》卷二百《刑法志二》。

由于军政不修，武将、边帅的贪腐与文官一样严重，克扣军饷，虚报军额，经商渔利，假公济私，无所不为。宁宗时，淮东提举常平陈绩上疏云：“主将克剥至重，莫甚于今日，私役之弊，买工之弊，差使营运之弊，未尝少革，是犹曰公家之事然也。至于屯驻之所，私买田宅，役官兵以为之管干，役军匠以为之营造，竹木砖瓦之属，悉取之官。国家竭民力以养兵，而诸将乃竭兵力以奉己。”《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五。理宗后期，著作佐郎高斯得奏称：“今江淮荆蜀，符籍半虚。主帅务私财为囊橐，根株盘结，未有能穷其奸利而一清。”［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一《轮对奏札》，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贾似道实行“打算法”，希图整治军队中贪污腐败的现象，减少军费开支，同时也是为了在军中立威，排斥异己。实际上却受到军队将领的抵制，造成了诸多恶果。

终理宗之世，吏治江河日下。至度宗时期，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度宗即位后，贾似道以策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贾似道专掌国柄，身为皇帝的宋度宗只能拱手而已王瑞来《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四，咸淳十年七月，中华书局点校本，2010年。。他将大小朝政交付给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自己则在葛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以玩美色、斗蟋蟀为“军国重事”。因为贾似道大权在握，所以“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一时贪风大肆”。

贾似道为了防止台谏官弹劾自己，“悉用庸懦易制者为之”。史称：“似道虽深居，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以上见《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任用的台谏官员自然不敢秉持正义，抨击权贵，只是尸位素餐，聊“应故事而已”《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四，咸淳二年春。。

他还设置“士籍”，控制士林舆论。对于甘心投靠的无耻之徒则曲意拉拢，为他歌功颂德。史称“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后来，就连他的亲信王爚也说：“本朝权臣稔祸，未有如似道之烈者。”《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

面对危如累卵的边境形势，贾似道一筹莫展，既无心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襄樊保卫战失败后，南宋大势已去。元朝君臣已经发出“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的豪言，灭亡南宋的信心更加坚强。

咸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病死。其子恭帝继位，太皇太后谢氏垂帘。谢太后虽“以兵兴费繁，痛自裁节”《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传下》。，减少了一些冗官和冗费，后又迫于舆论压力罢免了贾似道，然而已经为时太晚。

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掳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南宋实际已经灭亡。后来其残余力量又在东南沿海坚持了三年的抗元斗争，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