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赇枉法”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受贿”；二是“行言”，即行贿；三是“请托”，即为他人向有关权力人员说情。如“行言者若许，多受赇以枉法，皆坐赃为盗，没入（官）□□。行言者，本行职□也。”转引自李均明等著《武威旱坡滩出土汉简考述》，《文物》1993年第10期。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谳书》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出土竹简2787枚，内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这些简牍对于研究西汉社会状况具有重要价值。2001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纂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正式公布了《奏谳书》释文和全部图版，弥补了以往释文无法核对原简简文的缺憾。其中《奏谳书》是一部议罪案例的汇集，主要供官吏审理案件时参考。（参见李学勤《〈奏谳书〉解说》（上）、（下），《文物》1993年第8期、1995年第3期；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中有关于官吏受赇枉法的记载。如“北地守谳”和“河东守谳”两个案例就涉及受贿、行贿问题,称其“受、行赇枉法也”。参见李向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汉初对官吏犯罪的惩处》，《嘉应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赇”,《说文》云:“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段玉裁注云:“枉法者,违法也。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说文解字段注》，第299页。两个案例中,“河东守谳”的案情是士吏贤追捕盗书逃亡的大夫未得,便拘禁其母女佥，在接受了她的豚、酒(共值九十钱)后,将其开释。据《二年律令》所载:“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赃为盗。”又载:“盗赃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也就是说,无论是受贿还是行贿,均按其赃值与盗窃罪同样论处。结果,士吏贤虽然受贿价值仅九十钱的食物,但必须受罚四两金。如果受贿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无疑将受到严厉惩处。文献资料也有记载。《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如淳引注：“诸为人请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为听行者，皆为司寇。”《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沈猷侯刘受“元狩五年，坐为宗正听请，不具宗室，耐为司寇”。颜师古注曰：“受为宗正，人有私请求者，受听许之，故于宗室中事有不具，而受获罪。”

其三，买官卖官。买官与卖官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潜规则之一，买官与卖官表现在具体过程中就是官场上的行贿和受贿。

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讽刺那些口口声声标榜仁义的儒臣言行不一，他说：

文学言行虽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贞，不过高瞻下视，絜言污行,觞酒豆肉,迁延相让,辞小取大,鸡廉狼吞。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窃权重，欺绐宗室，受诸侯之赂，卒皆诛死。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盐铁论》卷四《褒贤》。

桑弘羊批评的是诸如田蚡、韩安国、主父偃《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载：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韩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又，《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以口舌得官后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等儒臣言行不一，虽以礼义廉耻相标榜，暗地里却索贿、受贿。可见官吏受贿、行贿在武帝朝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气。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汉书》卷六十六《陈万年传》。。陈万年不惜倾尽家财，贿赂当权的外戚，其目的一是保住官位，二是求得升迁的可能。西汉成帝时，王氏五侯“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这些行贿者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得到升迁，而受贿者则是把手中权力转化为真金白银。

东汉外戚梁冀专权时，行贿之人不绝于路。史载：“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即使是送给皇帝的贡品，也要先送一部分到梁冀的府上。东汉宦官利用手中权力也在大肆卖官，汉末清议首领陈蕃揭露宦官“爵以贿成”。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皆有定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宦官曹腾大肆受贿，被人检举揭发，史载“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只是在汉桓帝的包庇下才得以逃脱惩治。宦官卖官受贿的钱财又用来买官。宦官曹腾养子曹嵩的太尉官职就是靠向宦官行贿一亿万买来的，史载：“（曹）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宦官不仅自己卖官，还纵容家里的仆人也卖官。史载：“灵帝时，（张）让、（赵）忠并迁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节死后，忠领大长秋。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威形喧赫。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与奴朋结，倾谒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佗曰：‘君何所欲？力能办也。’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舆车入门。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铜臭”一词就来源于东汉。据《后汉书·崔骃列传》载：

（崔）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也把东汉时期官场买官卖官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

买官卖官，自古有之。其方式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各种名义送上钱物，如婚丧喜庆、诞辰乔迁，以及送往迎来；另一种是公开卖官鬻爵，明码标价，毫不掩饰。

其四，官吏失职渎职，徇情徇财枉法办事范学辉撰有《汉武帝朝的吏治腐败问题》（《理论学刊》2000年第3期），文中对汉代官吏徇情枉法的腐败现象作了较详细论述。《汉书·刑法志》云：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这是关于汉代执法过程中徇财枉法、败政害民的生动记述。杜周长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掌管执法大权，很快暴富起来：“始周为廷史,有一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两子夹河为郡守，家訾累巨万矣。”《汉书》卷六十《杜周传》。司察京畿的王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攻诋下户之猾,以焄大豪”。王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杜周、王温舒之所以能快速积累财富，靠的是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徇私枉法，谋取私利。

有贪官不可怕，有腐败也不可怕，只要私有制还存在，贪污腐败的人和现象都会产生。最可怕的是人人都想做贪官，人人都想腐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了。

其五，凭借权势，强夺民财。东汉章帝时，窦宪因为妹妹立为皇后，居然恃势贱价夺取沁水公主的田园。《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载：和帝即位后，“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窦宪兄弟占据朝野亲要之地，把持朝政。在平匈奴之后，窦宪权势更大，史载“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而笃进位特进，得举吏，见礼依三公。景为执金吾，瓌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窦宪之弟窦景为非作歹，就是他的奴客也敢“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以致“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梁冀“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士孙奋只是没有完全满足梁冀的要求，与其讨价还价，结果与弟同死狱中，财物被劫掠一空。

宦官掠夺民财更是凶残，有时使得许多人家破人亡。有一年，南宫失火，这给宦官敛财提供了难得机会。史载：

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馀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这次南宫失火，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的借口。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不愿收黑钱。但如果要去上任，不受黑钱来付这三百万又不行，这就是司马直的真实处境。司马直在这二难选择中，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不能有其他表示反对的言行，否则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便成为司马直唯一的选择。参见吴思《潜规则·恶政是一面筛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宦官侯览为人奸猾，贪婪成性，“倚埶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他利用国库空虚之机，把贪贿的财物捐出一部分而得封为关内侯。侯览与宦官段珪一起在济阴并立田业，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被济北相滕延收治处理。本来滕延是为民除害，但反过来被侯览诬陷下狱。从此以后，侯览以皇帝为后台，更加放纵不法。史载：“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太尉杨秉奏参，槛车征，于道自杀。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余两，皆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览坐免，旋复复官。”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侯览母亲去世，大起茔冢，奢华无度，被督邮张俭检举，张俭举奏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

在汉灵帝包庇下，张俭不仅没有能够把侯览绳之以法，反而被侯览诬为“钩党”，与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一起被杀。以上见《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其六，荒淫腐朽，道德败坏。在东汉的皇帝中，以汉末的灵帝最为淫纵，他“起裸游馆千间，渠水绕砌，莲大如盖，长一丈。荷夜舒昼卷，名夜舒荷。宫人靓妆，解上衣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贡茵墀香，煮汤，余汁入渠，号流香渠”。［宋］曾慥编纂，王汝涛等校注《类说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天中记》卷五也记载：灵帝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引渠绕砌，乘船游漾。渠中有望舒荷，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拾遗记》卷六记载：灵帝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使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揺荡于渠中。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来凉气也。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渠中植莲大如盖，长一丈，南国所献，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则叶舒，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帝嗟曰：使万岁如此，则上仙也。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靓妆而解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毕，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荒淫腐朽与贪婪残暴往往相伴而存。东汉外戚梁冀不仅专横跋扈，而且残暴凶狠。梁冀曾修有一兔苑，里面养了很多兔子供其游猎，规定凡是杀死一兔者，罪至死刑。“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冀闻而捕其宾客，一时杀三十余人，无生还者”。在梁冀眼里，一个人的生命连一只兔子都比不上。洛阳令吕放曾因与梁冀之父梁商言梁冀之短，惨遭杀害，株连百余人。梁冀专权后，四方调发，岁时贡献，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妻略妇女，殴击吏卒，大兴宅第。又取良人为奴，至数千人。《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

宦官贪婪成性，荒淫腐朽，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腐朽阶层。《后汉书·宦者列传》序把东汉宦官的腐朽生活和祸国殃民的行径铺叙得淋漓尽致。王符也指出宦官“浮侈离本，僭奢过上，亦已甚矣”。《潜夫论·浮侈》。在诛灭梁冀以后，宦官徐璜、左悺、单超、唐衡、具瑗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单超次年病死，其余四人专横跋扈，“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宦官张让之弟张朔“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王甫养子王吉为沛相，积五年，“凡杀万余人”。《后汉书》卷七十七《王吉传》。

其七，纳赀卖官。中国古代有纳赀卖官鬻爵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并在汉代得到发展。《汉书·食货志》载：汉文帝在晁错的建议下，“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汉文帝把秦始皇纳赀为官的临时性措施合法化、经常化和制度化，从而使许多人通过此途径为官。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张释之“以赀为骑郎”《汉书》卷五十《张释之传》。等。

汉武帝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将纳赀入官也作为重要敛财手段，大肆卖官鬻爵。《西汉会要》“鬻官”条和《汉书·贡禹传》都有关于汉武帝纳赀卖官的记载，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五也有专篇《赀选进纳》，对宋代以前的纳赀卖官情况作了详细阐述，其中有关汉代纳赀卖官占有相当篇幅。

汉武帝通过卖官鬻爵暂时缓解了财政困难，但是，纳赀卖官破坏了选贤任能的任官制度，造成了吏治败坏。

东汉时期，纳赀卖官进一步发展为公开计金卖官。《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八·输财得官》记载：东汉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桓帝延熹五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汉武帝卖官取钱是为了解决财政的拮据，虽然破坏了选贤举能的任官制度，并对当时的吏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其局面仍然在汉武帝掌控之中。东汉时期公开卖官鬻爵，与东汉时外戚宦官擅权密切相关，卖官已成为汉末皇帝、权臣、宦官巧取豪夺的工具，加速了东汉政治腐败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