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数罪并犯的从重和累科。《唐律疏议》卷六《名例篇》二罪从重条作了数罪并犯时的各种惩处规定，其一，“诸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此款原注：“谓非应累者，唯具条其状，不累轻以加重。若重罪应赎，轻罪应居作、官当者，以居作、官当为重。”交代了此款只适用于并不累加处罚的情况，以及判断“轻”、“重”的附加规则。此款律文接着规定：“等者，从一。若一罪先发，已经论决，余罪后发，其轻，若等，勿论；重者更论之，通计前罪，以充后数。”包括了二罪以上俱发的各种情况。这个条款规定，在不适用累加处罚规定时，若有二罪以上俱发，即依其所犯最重的那个罪名处罚。其二，“即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法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这个条款规定，赃罪频犯而俱发皆须“累科”，若其各罪相等，则累计已被确认的赃数，折半量刑；各罪不等者，则累计已被确认的赃数于所犯最轻的那个罪名上，再折半量刑。其三，“其一事分为二罪，罪法若等，则累论；罪法不等者，则以重法并满轻法”。这个条款规定，同属一事而犯有二罪，其罪相等，则累加处罚；其罪不等，则累计其罪于较轻的那个罪名上处罚。其四，“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其应除、免、倍、没、备偿、罪止者，各尽本法”。这个条款规定，如果累计其罪于较轻的罪名上后，其量刑不如其较重的罪名时，则按这个较重的罪名处罚。同时，累科量刑虽可重法并于轻法，或从较重的罪名处罚，但凡应该除名、免官、倍赃、没收、赔偿及定罪的上限，仍须依其本法执行。这些条款虽不专对官吏，但疏议的解释却表明其主要针对的，仍是官吏数罪并发的各种情况。其各个规定相互联系和贯通的严密性，及其刑、德和惩、劝相统一的合理性，都很好地代表了唐代在立法惩处腐败官吏时达到的较高水平。以上参见［日］西田太一郎《中国刑法史研究》(段秋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十章《关于并合罪》。

六是允许自新和自首。《唐律疏议》卷三《名例篇》除名者条规定：被除名者，满六年后可按其出身再次选用为级别相应降低的官员；被免官者，满三年后可降原官二等选用；免所居官及以官当刑已尽者，满一年后降原官一等选用。据此，被除名、免官或免所居官者，都还依法保留着其做官的出身和资格，也就都留下了一条再度经选为官的自新之路。又《唐律疏议》卷五《名例篇》犯罪未发自首条、盗诈取人财物条、这两条皆不专对官吏，但其疏议中都列举了受财枉法等官吏犯罪而自首的处理办法。公事失错条此条律文云：“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故其性质与自首大同而小异。其疏议曰：“觉举之义，与自首有殊。‘首’者，知人将告减二等；‘觉举’既无此文，但未发自言，皆免其罪。”规定：在犯罪未发和未造成后果的前提下，凡自首、遣人代为自首或向所取财物的主人自首，并听从官司处理、归还赃物者，可以免罪。即便自首不实不尽，或知人欲告而自首者，亦可酌情减其罪刑。显然，允许犯官自首并保留其自新之路，其法意的要点并不是防范，而是基于人心本善认识的教化，这类律条与大量惩戒性条款相辅相成，才完整地体现了当时的立法宗旨。

七是行贿有罪诬告反坐。《唐律疏议》卷四《名例篇》彼此俱罪之赃条：“诸彼此俱罪之赃及犯禁之物，则没官。”疏议曰：“受财枉法、不枉法及受所监临财物并坐赃，依法：与财者亦各得罪。此名‘彼此俱罪之赃’，谓计赃为罪者。”所谓“与财者亦各得罪”，即不仅受贿有罪，行贿亦有罪，故贿物必须没收入官。又《唐律疏议》卷十一《职制篇》受人财请求条：“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与财者，坐赃论减三等。”可见行贿者的处罚要较受贿尤其利用职权受贿者为轻。与行贿有罪相呼应的是诬告反坐规定。《唐律疏议》卷二十三《斗讼篇》诬告反坐条：“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所谓“反坐”，即诬告他人何罪，即以此罪反治其身；而若监察官“挟私”查办官吏之罪不实，亦按诬告反坐。同书卷二十四《斗讼篇》诬告府主刺史县令条更规定，诬告其长官者，“加所诬罪二等”，即反坐而加重二等惩治。诸如此类的律条，都体现了保护官吏及其履职过程的原则。

第四节惩腐法规的实施与修正

法律在实施中呈现其生命力和灵魂，也是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正、补充和发展的。惩腐法律的规定，不等于惩治腐败的实际。法规再严密再合理，也无法网尽千变万化的犯罪情节，无法取代法官在司法释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更不可能随时都跟上新的形势，预见新的问题。因此，要了解隋唐时期惩治腐败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各种惩腐法规的实施过程。

一、惩腐律条的修正和补充

今存《唐律疏议》很可能是神龙元年（705年）改律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修律以前的某个通行本，因而前面提到的惩腐律条，所反映的是对这个阶段以前惩腐法规的总结，体现的是当时欲集中通过这些律条来打击腐败的考虑。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些条款的实施过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情况，其本身也经历了不少调整和变化，大体可以将之分为下列四个类型：

一是有些律条难以严格执行而被不断变通。如《唐会要》卷四十《定赃估》载，开元十六年五月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这个奏请被唐玄宗批准，一直实行到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正月，又因绢价普遍上涨，刑部尚书卢正己奏准，在恢复执行《唐律疏议》卷四《名例篇》平赃者条的同时，规定赃物折算“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其于绢价强调当时而未强调罪发当地，似乎已对此作了变通。至太和九年（835年）十月大理丞周太元奏准，又作了赃为“两税物”者不再折估，而直接按原盗匹数科断的补充规定。《唐会要》卷三十九《议刑轻重》载会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宰臣奏请盗罪计赃，“请准律以所在估绢为定”。是乃平赃律条几经变通后仍在发挥作用。到大中六年（852年）闰七月下敕重申《律疏》的平赃规定，说明此法的实施仍多问题。果然，三个月后宰相奏准，计赃一律按当时天下绢匹最贵的宋、亳州官估上绢价每匹九百钱折算，不出绢处则以当处见货杂州中估绢价折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通行的是钱币，而律文赃罪却一律以绢的尺匹来计赃；又由于各地绢价贵贱有别，而律文规定原赃一律按犯罪处当旬官估中等价，折算为绢尺的官估上等价来计赃量刑，因而使绢贱处往往轻赃重判，而绢贵处往往重赃轻判。这条看起来公平合理的平赃律文，因此而经常被视为另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根源，这就影响了其实施，也才有了开元十六年以来至大中六年对之的一系列变通。平赃办法的变通，当然关系到所有赃罪的计赃量刑过程，也就牵涉了所有赃罪律条的实施过程。

二是不少律条因外部条件变化而流为具文或被重新规定。如《唐会要》卷六十九《县令》载会昌六年（846年）五月敕：“自今已后，县令非因灾旱交割之时，失走二百户以上者，殿一选；三百户以上者，书下考，殿两选；如增加二百户以上者，减一选；五百户以上者，书上考，减两选；可减者优与进改。”按照《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篇》州县不觉脱漏条的规定，这种不因文簿“交割”而脱漏增减的户口，在县应以县令为首犯，每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过杖一百，五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而会昌六年的这道制敕，则已将“失走”户口的处罚改为考铨时“殿一选”或“殿两选”；同时其又奖励了户口的增加，从而改变了“失增”户口同样要受到惩罚的律意。这当然也完全有违于《唐律疏议》卷二十八《捕亡篇》容止他界逃亡条“县内五人笞四十，十人加一等……罪止徒二年”的规定。不难推知，这条律文早已流为具文，所涉内容至此亦被重新规定。究其原因，则与盛唐以来的社会变迁，与国家财政不再建立在以课丁为中心的租庸调制基础上，与户籍制度的越益弛坏密切相关。《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载建中元年（780年）八月宰相杨炎奏立两税法，其中说到“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治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寖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便回顾了开元以来这种变迁过程。而无论实行两税法后在户籍统计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两税法以地、户二税得名，其始行时地税之征“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与田亩统计的关系显然不大。但当时户税缴纳的基准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显然建立在一种不同于往常的户籍统计制度的基础上。后来其变化，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编《财政收支》第一章《度支收支》第一节《两税》。，唐代后期人户的实际数量较之天宝盛时未必大减参见陶文牛《唐元和长庆年间户口考》，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而在籍户口数则一直在其一半以下的事实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甲表21《隋唐五代户口数、每户平均口数及户口数的升降百分比》。，本身就说明户籍制度的荒废，实有其深植于社会总体变迁的结构性原因。参见［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三章《古代籍账制度的完成与崩溃》六《安史乱后籍账的荒废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篇》惩处户口脱漏增减各条之成为具文并重新对之加以规定，正可谓势所必然。同理，在均田制废弛的前提下，《户婚篇》占田过限、部内田畴荒芜等条的成为具文，亦属意料中事。参见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九章《均田制废弛后土地所有制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第一节《国家土地政策的转变及土地的私有化》。

三是有关律条的惩处力度被视实际需要而减轻或加重。如《唐会要》卷四十《君上慎恤》载天宝元年（742年）二月，“敕：官吏准律，应枉法赃十五匹合绞者，自今已后，特宜加至二十四，仍即编诸律，著为不刊”。此敕把贪赃枉法处绞的计赃下限提高到二十四匹，显然是放宽了处罚，而将之编入律文，亦即修改了以往《唐律疏议》卷十一《名例篇》监主受财枉法条的规定。同书卷四十《定赃估》又载天宝六载四月，“敕节文：其赎铜如情愿纳钱，每觔一百二十文；若负欠官物，应征正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绢四尺。若会恩旨，其物合免者，停役”。此敕确定了赎铜一斤折钱一百二十文的比率《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载武德四年七月始铸开元通宝钱，一千文重六觔四两，则其时铜一斤折钱一百五十余文。同处又载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其时私铸铜器之人，“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是铜一斤折钱一百六十余文。同处又载贞元十年六月敕铜器“约每斤价值，不得过一百六十文”。由此可知，玄宗定赎铜每斤折钱一百二十文的规定，意味着对官员赎刑的优待。，又限制追征役力最多不得超过三年，并把《唐律疏议》卷四《名例篇》平赃者条一人一日折绢三尺的比率，提高到了一人一日折绢四尺。其显然在放宽有关处罚尺度的同时，又以提高功庸折绢比率的办法对之作了平衡。又如《唐会要》卷六十五《卫尉寺》载天宝八载十一月，“敕：卫尉幔幕毡褥等，所由多借人，非理损污，因循日久，为弊颇深。爰及幕士，私将驱使，并广配充厅子马子，并放取资。近今推问，事皆非缪。今后其幔幕毡褥等，辄将一事借人，并同盗三库物科罪。并使幕士与人张设，及自驱使，擅取放资，计受赃数以枉法论。其借人及借与人等，六品以下非清资官，决放，余听进止。仍委左右巡使常加纠察”。参以《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篇》监主以官物借人条重者“坐赃论减二等”、卷十一《职制篇》役使所监临条以“受所监临财物论”的规定，知此敕已将有关罪行的处罚分别加重为“同盗三库物科罪”“三库”当指司农寺所属太仓、太府寺所属左右藏和卫尉寺所属武库。及“以枉法论”。又《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载天宝九载十二月，“敕：自今已后，天下两税，其诸色输纳官典，受一钱已上，并同枉法赃论，官人先解见任，典正等先决四十，委采访使巡察，若不能举按者，采访使别有处分”。此敕把出纳两税钱物官吏的“受所监临财物罪”等同于“受财枉法罪”来处治，显然是大大加重了对之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