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尚需指出的是，农民起义军所建立的政权，也对腐败问题较为关注。诚如有学者所论：“农民是封建社会贪污受贿的最大受害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常常是贪官污吏直接勒索的对象，也不仅是因为贪污受贿所吞噬的财富，最终必然是主要出自他们之身，而且还因为行贿受贿现象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导致执法不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受害最深的，仍是这些无权无势的农民群众。在一般的情况下，由于受封建秩序的约束，农民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到了农民大起义发生时，他们挣脱锁链，成为封建社会里最激烈的反贪力量。”如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不仅旗帜鲜明地表明反贪态度，而且以“追赃助饷”的方式，对北京官员和其他控制地区的官绅、商人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贪活动，可谓“对贪贿现象是一次极为严重的打击”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第986、992页。；还制定法令，严禁官、军不得贪赃、私藏金银等。不过，追赃扩大化，酷刑手段的采用，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不利的反面影响。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禁不住利的诱惑，农民起义军内部很多人很快腐化堕落起来，反贪倡廉的努力被迅速化解了。这不能不说是其失败的一大原因。晚清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在反腐治吏方面有不少举措。尤其是军师洪仁玕所著《资政新篇》等，“对官员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一整套整顿吏治、惩治官员腐败的措施，形成了对官员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惩治相结合的全程式监督和控制体系”栗献忠、青觉《太平天国干王的反腐治吏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内部的权力争斗、洪秀全的意志消沉、各级官员的腐化，加上清廷和外国列强的联手打击，这一设想并未得到真正实践。事情往往就是如此的吊诡：作为腐败的受害者，本应对腐败有着清醒、痛彻的认识，却一旦权力在手，反而沦为腐败的“奴隶”，忘己痛而害人。可见，追逐利、权之无穷欲望，是多么的陷溺人心！

第二节基层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与挞伐

反对、遏制腐败，官员自身的警醒固然重要，而社会大众的监督舆论更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在这方面，明清时期无论是有志之士的忧患意识，还是、歌谣等，对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挞伐，都呈现出相当的自觉，其锋芒所至，对腐败之危害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这皆反映了社会大众对腐败的极大痛恨，以及对社会有序、政清国安的强烈渴望和憧憬。

一、有志之士的忧患意识

明中后期腐败的愈益泛滥，引发了不少具有忧患意识的有志之士的沉痛反思。在反思中，他们围绕时弊作了积极努力。其中，崇祯十一年（1638年）几社成员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发起编辑的《明经世文编》，就是一个典型表现。

许誉卿为该编撰序，批评时弊说：“学士大夫半生穷经，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问舍求田，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国家卒有缓急，安所恃哉？……人材自逆竖摧折之后，正气甫伸，邪氛未净，小人当国，灾害并至。于是奴寇交讧，兵饷两诎。……而士大夫俯仰自若，转展推避，急则首鼠两端，缓则泄沓一意。……亦士大夫经济阔疏，积渐使然耳。”［明］许誉卿《明经世文编·序》，《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陈子龙指出，国家之所以不振，士大夫之所以不能有大的作为，乃因“三患”，即“朝无良吏”、“国无世家”、“士无实学”。［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序》，《明经世文编》。徐孚远亦认为：“今天下学士大夫无不搜讨缃素，琢磨文笔，而于本朝故实，罕所措心。以故剡藻则有余，而应务则不足。”［明］徐孚远《明经世文编·序》，《明经世文编》。如此种种，说到底，是士大夫们十分缺乏“济世安邦”的精神和能力，而惑于利禄，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趋于贪腐之途。因此，基于“浮文无裨实用，拟古未能通今”的认识，陈子龙等乃搜集了有明一代“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攸关”［明］宋征璧《明经世文编·凡例》，《明经世文编》。的言论，以人为纲，以时代为次，编辑成五百零八卷的《明经世文编》，以为“救时”的镜鉴。此编不惟彰显了“一代兵农礼乐刑政”的大端，而且“于忠佞是非之际，尤凛凛致辨焉”［明］许誉卿《明经世文编·序》，《明经世文编》。。吴晗先生曾评价说：“《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实用的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即后揭：空疏、不学）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吴晗《影印明经世文编序》，《明经世文编》。

明清鼎革之后，在家国之痛的刺激下，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为代表的学人，不仅对社会弊病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且还用心良苦地提出了为治大法的设想。在《原君》篇中，黄宗羲痛斥“后之为人君者”的所作所为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显然与“有生之初……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取向，有着天壤之别。而之所以会如此，乃缘于“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由此比较，黄宗羲大胆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华书局，1981年。黄宗羲除将矛头指向君主外，还对赋役、胥吏、宦官等弊端作了针砭，并希望通过置相、取士、兴学校、复井田、重工商、寓兵于农等，来达到治的境地。

唐甄倡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他看来，“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无故而杀之，其罪岂不重于匹夫！”《潜书》下篇下《室语》。在《止杀》篇中，他更表示：“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处平世无事之时，刑狱冻饿，多不得毕命；当用兵革命之时，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无人烟，四海少户口，岂不悲哉！岂不悲哉！”《潜书》下篇下《止杀》。不惟如此，“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不为不多矣。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为异。惟是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因此，他强调说：“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潜书》上篇下《鲜君》。此一将天下治乱系于君主一身的认识，固然有其局限性，不过也具有对君主进行规范或制衡的积极意义。唐甄还对结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党者，国之危疾，不治必亡。”而所谓的“党”，不仅有“邪党”，也有“正党”，“凡人之求显名厚禄者，不入其党，不得也”。究其根源，“名者，党之招也；势者，党之帅也”。那么，如何避免“党”的产生呢？唐甄指出关键在“绝其缘”，若能做到“绝其缘，则邪党不伐而自破，正党不解而自散”。而“绝其缘”的办法在于：“无招则党不聚，无帅则党不立，百官有司，救过保位之不暇，何党之能为！”《潜书》下篇下《除党》。换句话说，要想“除党”，就要严格控制名和势。

顾炎武则从“明道救世”的高度，提出了这样一种“天下观”：“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而想“保天下”，“知耻”乃一大关键。在顾炎武看来，“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因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而尤其重要的是，“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阎若璩曾就此评论说：“今人动称廉耻，其实廉易而耻难。如公孙弘布被脱粟，不可谓不廉，而曲学阿世，何无耻也？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无耻之甚也？盖廉乃立身之一节，而耻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矫，而耻不容伪。”《日知录》卷十三《廉耻》。而为“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和“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顾炎武乃著为《日知录》一书。潘耒揭示其师著书之旨说：“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清］潘耒《日知录·原序》，见《日知录》卷首。此可见顾炎武的用世之思之志。

戴震曾强调：“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清］戴震撰，汤志钧校点《戴震集》上编《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在他看来，所谓“理”，只不过是就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事物之条理，而非“‘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物”《戴震集》下编《绪言》卷上。。不惟如此，他还将“理”与“杀人”联系在一起，认为“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戴震集》上编《文集》卷九《与某书》。戴氏此解，无疑是对宋明儒所倡之“理”的极大挑战。有学者指出：“戴震一派公然指责理学‘杀人’，实前无古人，在当时一片崇汉抑宋的呼声中，算得上是独树一帜，令人瞠目。……既然宋学空论，字且不识，其所谓义理相距圣学远矣。故而以戴震为代表，重订‘理’之内涵，重申理欲之辨，重树‘孔学之义理’，意在恢复数百年来被扭曲淹没的真权威。戴氏并非真心反对官学，被斥曰‘杀人’的理学不过是违背了圣道正统的异端，故而偏颇同于酷法，必欲贬损之、痛责之而后快。”葛荃《论清代汉学之崇圣与“归返原典”的政治思维》，《南开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戴震的此一思想，当然不止具有学术意义，其中亦隐含对当时政治弊端的批评。

龚自珍批评所处之世的官场弊相说：“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阶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鲜矣。”而导致此一可叹可悲、畸形心态的，是这些人不知耻。龚自珍剖析其病根道：“历观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九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由此，他感慨地说：“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反之，“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为使士大夫知耻，龚自珍开了一剂“药方”：“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清］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六《明良论二》，中国书店，1998年。正是鉴于当时上行下效的种种弊端，龚自珍不仅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十六《己亥杂诗》。的呼吁，更大胆倡言“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这一大声疾呼，不啻为当政、当权者提供了一剂“清凉散”。

学人们不仅表现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和寻求挽救之道的努力，还对为害尤烈的贪蠹之徒深表痛恨。明代严嵩、世蕃父子的种种贪赃劣迹，在籍没册中曾有详细登载，并有刻本行世。后来，因年久刻本出现残缺，雍正五年（1727年），周石林据残本重抄，且取陈维崧《箧衍集》内吊严嵩诗“太阳一出冰山颓”意，改题为《天水冰山录》。是录在学人间颇为流传，如吴翌凤即曾弆藏，鲍廷博向之借录，并以之示友人汪辉祖；晚清的平步青在其所撰《霞外攟屑》一书中，设有“天水冰山录”专条，等等。《天水冰山录》所载虽然并非严嵩父子赃私之全貌，但观此亦足以令人震惊：仅金即高达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余两，净金并器皿首饰等项共重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余两，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余两，净银并器皿首饰等项共重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余两，其他玉器服玩、字画图籍、良田甲第等亦数量惊人、价值不菲。如此贪渎，自然引起世人强烈的反感和憎恨。虽然京师之人畏于严嵩的淫威，只能“道路以目”，但边远地区的军民，却找到了一条泄愤的方式，即用“藁”扎成严嵩以及唐代李林甫、宋代秦桧的样子，作为靶子，射之以为快。［清］严言《〈天水冰山录〉序》，见《天水冰山录》，京都中文出版社“知不足斋丛书”本。权奸之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