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官员享有一项普遍而合法的敛财特权，那就是所谓的送迎之费。早在东汉时期就兴起了所谓送故的风气。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82页。魏晋之际，不但“送故”，还加“迎新”，这成为官场交往的普遍现象。西晋的司隶校尉傅咸指出，当时所谓“送故迎新”，已经达到“相望道路”的程度，并且认为这种现象令“巧诈由生，伤农害政”，“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到东晋时期，“送故迎新”不但成为官场惯例，而且还有所谓“送迎之费”。东晋初丞相西阁祭酒丁潭曾上书称，“今之长吏，迁转既数，有送迎之费”《晋书》卷七十八《丁潭传》。。所谓“送迎”主要指地方长官的上任与离任。在送迎费用中，购置房产是“理所当然”的。新官上任，要由官家建造新房居住；期满离任时，房产已成私有。于是，地方官员就竞造豪华宅院，竞置奢侈家具。对此，范宁曾上书陈时政道：“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其为弊也，胡可胜言！”《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

房产只是送迎费用中比较明显的项目，此外尚有数以万计的钱物、财宝，甚至还附有供奴役的吏卒。地方官员的换任，成为百姓身上的极大负担。深谙地方情况的余姚郡主簿虞预也曾指出：“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晋书》卷八十二《虞预传》。

积习已成惯例，是难以扭转的。更有甚之，新官利用这种所谓“送迎之费”作为敛财手段，而朝廷则惠予纵容，美其名曰“恤贫”。上引范宁上书中又指出道：“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顷者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在所谓恤贫的名义下，朝廷为官僚，特别是新入仕途的官员提供了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员以家境贫困为由，请求出为地方官员，以便从中贪贿。世家子弟王述便利用“恤贫”的方式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史载，“初，（王）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通过所谓“恤贫”去敛财，使得贪污成为合法，这种视贪污为合法的王朝能够久长吗？

二、短命的南朝与衰落的世家

永初元年（420年），东晋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取代了。刘宋初期，特别是文帝元嘉年间，推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抑制豪强，奖励农耕，促使经济繁荣，史称“元嘉之治”。元嘉年间的社会风气比较好，重要的原因是皇帝的生活节俭。武帝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文帝刘义隆曾特下诏书倡导简约：“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八年三月条。

由于皇帝以身作则，因此朝廷敢于惩治腐败官员，特别是职位高的贪官。不但地方高官，如曾任雍州刺史的张邵、刘真道，以及广州刺史刘道锡、吴郡太守庾登之等因贪赃而受到严惩，甚至连势倾朝野的吏部尚书庾炳之，也因“颇通货贿”而被免官。详见《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卷四十七《刘真道传》、卷六十五《刘道锡传》、卷五十三《庾登之传》。

刘宋政权打击腐败的力度如此之大，不仅仅出于廉政的目的，也有排挤政敌，特别是压制世家大族的用意。随着东晋王朝的覆灭，门阀政治也告结束。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世家大族的势力虽渐渐退出政治舞台，但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南朝之后。

世家大族子弟往往盲目地自我标高，他们争着去做所谓清要的官职，鄙薄繁杂的实际事务，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干练的行政能力。世家子弟占有一定的权位以后往往空谈阔论，却无所作为，他们常常以酗酒、服药为清高的标志。其实，行政上的不作为也是吏治腐败的一种表现。更有甚者，空谈与不作为，酗酒与服药，竟熏染了社会，形成一股腐臭风气。

不仅世家子弟惯于酗酒与服药，许多士大夫也竞相效仿。因此，酗酒与服药影响颇坏，尤其是服药，危害最大。带头服药的是魏晋时期的所谓正始名士，其中又以何晏为首，王弼、夏侯玄也热衷此道。他们所服之药统称作寒食散。寒食散大多以矿物质为基本成分。其中有一种以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无机物组成，名五石散，服用者最多，为寒食散的代表。何晏声称：“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篇》何平叔云条。可见，服药主要是因为精神上空虚。其实，寒食散不仅毫无滋补作用，反而大有毒素。服药后，人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药性发作时，不仅不会“神明开朗”，反而会陷入莫名的恍惚状态。到南朝以后，世家大族逐渐被排出政治舞台。世家大族虽然标榜清高，但是他们并非不想追求名利，绝不甘心脱离繁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服药竟成了世家大族子弟排遣空虚的常见行为。有时，他们还借着挥发药毒及散热驱寒的需要而赤膊跣奔地放浪形骸，做出种种荒诞无稽的举动来，以此发泄不满。以上内容参见李凭《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两面性》，《文献》1993年第3期。这种风气不仅仅损害了人们的身体，而且严重地腐蚀了国家行政机体。

刘宋以后，许多寒族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进入政界的，而这也正适应了南方列朝压抑世家、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寒族是相对于世族而言的，其成分比较庞杂，包括庄园主、商人、未能进列为世家的地方豪强、富裕起来的自耕农，等等。寒族兴起于刘宋的孝武帝刘骏朝。孝武帝为了压制世家大族，就重用寒人执掌机要。孝武帝重用的寒人是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等人。

戴法兴与戴明宝在孝武帝时并为南台侍御史，同兼中书通事舍人。巢尚之任东海国侍郎，亦兼中书通事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属员，官品很低，但其上递奏文，下宣诏命，执掌机要，因而逐渐参与决策，权力越来越重要。据记载，“世祖（孝武帝）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戴）法兴、（巢）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戴）明宝”。而戴法兴等人在掌握大权之后，便狐假虎威起来。他们利用手中权力，肆意纳贿，大行腐败。“（戴）法兴、（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明宝骄纵尤甚”。《宋书》卷九十四《戴法兴传》。

孝武帝刘骏去世之后，戴法兴等人更加张扬，权势过于膨胀，终于招致嫉恨而被杀。

宋明帝刘彧即位以后，继续重用寒人，于是又有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寒人操持权柄，他们较戴法兴等人的权势更有过之，史载“时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阮佃夫等人的贪污腐败亦不亚于戴法兴等人，他们“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人有饷绢二百匹，嫌少，不答书。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中书舍人刘休尝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设，一时珍馐，莫不毕备。凡诸火剂，并皆始熟，如此者数十种。佃夫尝作数十人馔，以待宾客，故造次便办，类皆如此，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泰始初，军功既多，爵秩无序，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捉车人虎贲中郎，傍马者员外郎。朝士贵贱，莫不自结，而矜傲无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吴兴沈勃、吴郡张澹数人而已”。《宋书》卷九十四《阮佃夫传》。小人得势，其贪婪之心更是毫无顾忌的。刘宋朝廷就这样迅速地被锈蚀而消亡了。

刘宋以后的齐、梁、陈三朝也都经历了前廉后腐的过程。

萧齐王朝的前两代帝王也曾提倡节俭，注重吏治，奖励农耕，发展教育，因此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永明之治”。但是，经济繁荣给齐朝后来的统治集团提供了贪污腐化的物质基础。豫章王刘嶷曾任荆州刺史，返回京师建康后斋库失火，竟将荆州还资烧掉，据估计损失价值三千余万，于此可见他在荆州任内拼命搜刮的状况。《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嶷传》。曹虎任雍州刺史，“得见钱五千万”《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较刘嶷更多。而广州刺史更是肥缺，当时相传，“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南齐书》卷三十二《王琨传》。。皇帝对于刺史在地方上的搜刮行径大都是纵容的，因为他们罢任回京后按惯例都要向朝廷献纳。如史载，崔慧景“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世祖（齐武帝）以此嘉之”《南齐书》卷五十一《崔慧景传》。。齐朝也重用寒人执掌机要，如纪僧真、茹法亮、吕文显等均曾担任中书舍人。他们都势倾朝廷，也都荒淫贪婪。详见《南齐书》卷五十六《幸臣列传》。

齐朝为时仅二十余年就被梁朝取代。梁朝初建时也曾吏治清明，经济发展。梁武帝是文化素养很高的皇帝，他的个人生活一直很简朴，始终勤于为政。史家评论道：“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但是，梁武帝对于宗室贵族过于宽纵，致使他们大多为非作歹，毫无顾忌。而群臣也随之腐败成风，其中最典型的是鱼弘。史载鱼弘“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梁书》卷二十八《鱼弘传》。

梁武帝重用朱异执掌机密，由此“（朱）异居权要三十余年”，他“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朱异也善于利用权势贪污，因此“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史家评述道：“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这种奸佞小人，在治国方略上也往往十分短见。但是，梁武帝却一味听信朱异的误导，致使梁朝在侯景之乱中败亡。

陈朝前期的吏治也较好。武帝陈霸先、文帝陈蒨和宣帝陈顼都注重节俭，关心民情，并重视人才的选拔。史载，武帝时“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发调军储，皆出于事不可息。加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陈书》卷二《高祖纪下》。。文帝“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诸身。主者奏决，妙识真伪，下不容奸，人知自励矣”《陈书》卷三《世祖纪》。。由于皇帝自身俭朴，因此“下不容奸”，敢于严惩腐败的高官。侯安都是武帝与文帝两朝功臣，史载，“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世祖（文帝）性严察，深衔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骄横”《陈书》卷八《侯安都传》。，最终被文帝处死。由于皇帝自身俭朴，因此陈朝出现不少清廉的官员。例如，孔奂“永定二年，除晋陵太守。晋陵自宋、齐以来，旧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船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大悦，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见奂居处素俭，乃饷衣一袭，毡被一具。奂曰：‘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劳卿厚意，幸勿为烦。’”《陈书》卷二十一《孔奂传》。又如，张种“沈深虚静，而识量宏博，时人皆以为宰相之器。……仁恕寡欲，虽历居显位，而家产屡空，终日晏然，不以为病”（《陈书》卷二十一《张种传》）。

陈宣帝之子后主陈叔宝即位以后，陈朝腐败速度惊人。陈后主是荒淫昏君，他将朝政都交给宦官和他宠爱的贵妃张丽华裁决。张贵妃等因此而擅掌朝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陈书》卷七《张贵妃传》。。后主荒淫，宰臣江总也不理政务，史载，“后主之世，（江）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瑳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陈朝统治日趋腐败，北方隋朝却方兴未艾，开皇九年（589年）陈朝灭于南下的隋军。

第三节十六国北朝的吏治整顿

一、后赵、前燕与前秦的吏治建设

十六国时期是少数民族割据的时代，各个政权为了存在与发展，都面临着与其他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激烈争斗，也都必须适应传统的中原汉族文明。建立与健全吏治则是各个政权建设与巩固的必要环节。在这方面，后赵、前燕与前秦都曾作出努力。

后赵国主石勒一心想要建立合于国情的制度。他曾“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石勒还重用汉人张宾为谋主，锐意改革，他称赵王以后，“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又“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后赵在石勒时期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吏制，这是它国力强盛的原因。

前燕在慕容恪统治阶段政治稳定，原因也在于注重人才的选拔和吏治。慕容恪虽综大政，而“未尝专决。虚心待士，咨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逾位；官属、朝臣或有过失，不显其状，随宜他叙，不令失伦，唯以此为贬。时人以为大愧，莫敢犯者”（《资治通鉴》卷一百一《晋纪二十三》穆帝升平四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