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反腐败思想，大量都体现在上述各项制度和政策的立意中，这些立意显然都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经过深思熟虑而筛选淘洗出来，是当时反腐败思想最为可贵的部分。除此之外，自隋至唐各时期，人们围绕反腐败的理论基础及现实问题，也有不少在前人基础上形成或进一步发展了的思想观念。现择其中要者简介如下。

第一节隋文帝崇尚节俭

隋文帝对南北朝以来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针对于此，他不仅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贪反腐措施，而且还处处崇尚节俭，视此为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的重要思想和观念。

隋文帝崇尚节俭，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魏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受士族影响甚深，从高门大族向社会各界扩散的奢靡之风，可以说是长期以来至南北朝后期而愈显其弊的社会痼症。从北朝的情况来看，北族汉化的过程，一方面加快了民族融合，另一方面也往往伴随着奢靡风气的扩张。如北魏末年高阳王雍，“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殿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反宇，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洛阳伽蓝记》卷三《高阳王寺》。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如同书卷二《景宁寺》提到杨椿兄弟所居景宁里“制饰甚美，绮柱珠簾”；卷一《修梵寺》提到里中有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峦、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六人之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生活上物质上的无限追求，正是腐败之所以兴生的土壤，隋文帝登位以后强调移风易俗而厉行节俭，首先是与北魏迁洛以后奢靡之风愈盛而腐败迅速蔓延的形势联系在一起的。从南朝的情况来看，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下诏伐陈而数陈后主之恶，即强调了其穷奢极欲：“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八年三月戊寅诏。陈后主的这些行径，实际上也是南朝积弊之所致。故开皇九年平陈之时，隋文帝下令毁其宝货重器，强调朝廷不爱子女玉帛，显然也是要转移南朝后期的奢靡风气，为本朝吏治特别是对江南的统治奠定良好基础。

正其如此，隋文帝崇尚节俭，不止是一种个人的为政风格或局部、短期的施政措施，而是从其登基到去世一直贯彻到底的基本为政理念。《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隋文帝“躬履俭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有司尝进干姜，以布袋贮之，帝用为伤费，大加谴责。后进香，复以毡袋，因笞所司，以为后诫焉。由是内外率职，府帑充实，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焉”。这是说他本人生活的节俭影响了内外百官，达到了国库充实和禄赐丰厚的效果。史又载其登位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渐，因而诫之曰：‘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赐汝，宜识我心。’”《隋书》卷四十五《文四子列传·房陵王勇传》。同卷《秦孝王俊传》则载其因“奢纵”而免官，《庶人秀》载其因“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而被治罪。以节俭来告诫太子，说明隋文帝认识到其已足以影响到国本。

在史书对隋文帝的总体评价中，也把其崇尚节俭放在重要地位，视之为导致开皇之治的原因之一。如《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赞其施政：“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事情很清楚，隋文帝的节俭化民，与他推行的其他重大措施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对反腐败来说，节俭化民作为隋文帝最富特色的为政理念，更有着直接和根本性的效应。

第二节王通的“王道”观

王通《隋书》无传，其弟王绩《新唐书》有传，其孙为初唐诗人王勃，五世孙王质为文宗朝大臣，《旧唐书》皆有传，各附王通事迹片断。今通行本《中说》末附杜淹《文中子世家》等文献数篇，其中关于王通家世及生平事迹者甚多，而真伪莫辨。，字仲淹，绛州龙门人，隋代大儒。通生于隋初，卒于隋末，一度曾任蜀郡小吏及蜀王府侍郎，不久弃官归乡，著书讲学，门人数百，相传其中包括初唐名臣薛收、温彦博、杜淹等人在内，通死后门人谥之为“文中子”。在隋重开一统的形势下，王通倡导“王道”理念，力主推行“仁政”，重振纲常伦理，更化社会风气，是具有继往开来地位的一代大儒，且对唐初政治有着重要影响。

王通曾续撰儒家六经，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而备晋、刘宋、北魏、北齐、北周及隋六代之俗；续《春秋》而修《元经》，述晋惠帝至陈的历史，断南北之疑而加以褒贬；赞《易》道以明“十翼”之义，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其书大都亡佚，今存《元经》一书有真伪之疑，另有其门徒后人仿照《论语》而编成的《中说》，其中所存王通的言论，仍被公认为足以反映其思想面貌。

《中说》共十篇，首篇即为《王道》，其开篇自述其父祖皆精研历代治乱兴衰，而叹王道之久已不振。王通心目中的“王道”，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宇宙秩序在人间的体现，帝王为政的大道。《中说》卷一《王道篇》称之为“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他认为周孔以后，战国之弊，亡秦之酷，不忍卒闻，唯一能够体现王道而与民更始的是汉政。至魏晋以来，特别是晋惠帝以来三百年中，南北分裂，群雄割据，天下无共主，赏罚无尺度，可谓衰乱之极。他对隋政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当今朝廷衮衮诸公，“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从中可见，王通所说的“王道”，既是从历代治乱兴衰之理及相关学说中总结出来的为政大道，更是真正结束魏晋以来数百年乱局，重开尧舜之治的必由之途。它显然并不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要端正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风气，从而包含了从根本上清除各种腐败，使政治机制和社会肌体健康发展的深刻意蕴。

王通认为行王道首先就要重建“皇极”。所谓“皇极”，既是指天下一统局面的形成，更是指是非标准的统一。《中说》卷一《王道篇》：“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这就需要进君子，黜小人，薄赋敛，行仁政，制礼作乐，移风易俗，使君、臣、百姓、万类各得其所。而其最要者，则为德的崇尚和践行。他说：“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中说》卷一《王道篇》。

因此，王道之兴，势必要明确大是大非，树立至德要道，践行仁义公恕，方能让天下知道识德，辨别何为明主，何为暗主，何为美善，何为丑恶，据以褒贬赏罚，才能顺天应人，使王道不断推广流行而天下大治。

在《王道》以下各篇中，也处处反映了王通的王道观，也随处可见其对如何推行王道的反复论说。如他强调教化对于王道的重要性：“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中说》卷二《天地篇》。他讲到明辨是非对于王道的意义：“《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中说》卷三《事君篇》。他认为王道须应时而变又不离其宗：“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中说》卷一《王道篇》。“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中说》卷四《周公篇》。他指出君纳谏和臣进谏对于维系王道的必要性：“古之明王，讵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中说》卷五《问易篇》。他认为行王道当自强调基本伦理做起：“贾琼、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谓不行？’”《中说》卷六《礼乐篇》。他又认为无私方能至公，然后可以行王道：“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中说》卷八《魏相篇》。由此不难看出，王通关于如何推行王道的见解，仍遵循着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路径，其中的反腐败内涵及其对于振起社会风气的重视，是极其明显和强烈的。

另值指出的是，王通所论述的王道，不以君臣之别、夷夏之辨为是非，唯以利天下、泽万民为是非，这说明其王道观在理论的彻底性上已超越了前人。他肯定霍光的废立之举：“古之大臣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也。”《中说》卷三《事君篇》。又说：“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中说》卷九《立命篇》。他在所撰《元经》中黜南齐、梁、陈而帝北魏，其理由是：“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中说》卷七《述史篇》。他褒扬北魏孝文帝之政：“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中说》卷四《周公篇》。这样的认识，一方面高度统一了至德要道和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为时人总结南北朝各族政权的治乱兴衰和为政得失，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王通门人薛收总结自古以来王道长存不绝之理：“天子失道则诸侯修之，诸侯失道则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则士修之，士失道则庶人修之。修之之道，从师无常，诲而不倦，穷而不滥，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中说》卷九《立命篇》。这里把王道概括成了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政治传统，又以历代志士仁人生死以之的努力践行，而赋予了王道生生不息的无限活力。王通临终病重之时，听到隋末江都之变的消息，“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中说》卷一《王道篇》。他显然是把推行王道的希望寄托给了下一个朝代。后来唐太宗所行之政，也可说是对王道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并在多个方面体现了王通学说的影响。

第三节唐太宗的为君之道

唐太宗所达成的贞观之治，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官员廉洁，社会风气得到了根本好转，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治世的典范，也可以说是历代反腐败所曾达到的一种理想局面。在总结贞观之治所以形成的原因时，唐太宗本人曾从确立统治指导思想的角度，将之归结为“弃霸道而行王道”的成果。这是着眼于纲举目张的深刻见解，解决了统治指导思想的问题，对于全部国政来说，都具有根本的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再高明适时不过的指导思想，也需要通过人的努力，才能化为具体的政策、制度和措施，也才能真正起到指引历史健康发展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太宗本人的为君之道，在探究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时，特别是对当时反腐败取得的显著成果来说，显然具有不次于其选择王道为统治指导思想并以此来决定政纲国策的重大意义。

为君之道即如何践行做一个好皇帝的理念和原则，由于皇帝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极端重要性，相关问题历来都备受重视，许多著述都以“君道”、“主术”为题，对此反复探讨和阐述。而唐太宗的为君之道，则在充分汲取其中营养，总结有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之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太宗曾与侍臣谈到为君之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存奉其身，犹割胫以啖腹，腹饱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读言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贞观政要·君道》。这段言论体现了太宗对君道的认识：一是须以民为本，二是须正身率下，三是须节欲自律，慎言谨行。太宗曾与魏征讨论何为明君和暗君的问题，结论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又把人君纳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上来看待了。太宗又多次与大臣讨论过“创业与守成”的难、易问题，而皆以“慎终如始”为基本结论，也就是为君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态度，方能一直保持君道的端正，以民为本、正身率下、节欲自律，从而做到任用贤能，虚心纳谏，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正是在这类讨论中，唐太宗明确了“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政体》。的看法，加深了对古语所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