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语很神秘，脸上却流溢着病态的幸福光彩。

大爸，是我。

门外突然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

何大吓了一跳，披着的衣服也吓了一跳，滑到地上去了。我跟何本紧紧靠在他身边。

大爸，我是狗。

何大猛地将门拉开。

何建高的儿子狗果真像狗一样一跃而进。

何大快速地关了门。

狗跪在地上，给何大磕头。

何大一把将他抓起来，娃娃，啥事？

我爸爸老了（在清溪河流域，老是死的讳语。）

狗没有泪，眼里是成熟的忧伤和不易察觉的冷漠。

何大像遭了雷劈，头高高地昂起，看上去像拙劣的雕塑师把头装在了他的身体上。

你爸他咋个死的？

吊死的上吊之前，他让我来叫你，他有话对你说，妈不让我来叫，怕工作组怀疑你。爸进了里屋，不一会儿，他就

何大让我们赶快去睡下，什么也没说，拉着狗，一头扎进了黑暗之中。

这边，严胡子率队去朱氏板守了一夜，天亮时，听说何建高已经死了，这是畏罪自杀！田明良暴怒地喊道。他让严胡子、何中宝与何团结不要忙着进山挖坑寻谷，先回村里召开社员大会。田明良坚信没有谁有那么大的狗胆，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敢进山把谷子偷走。

社员大会依然选在何建高的堂屋里召开，何建高的尸体就停在正中间，他的妻室儿女披麻戴孝垂首立于尸体两侧。尽管有田明良、严胡子、独眼书记、何中宝等人声嘶力竭的叫喊，会议却开得异常沉闷。

当田明良宣布散会的时候，何大突然站了起来，短促而坚决地说：谷子不是建高偷的！

石破天惊。所有的人都长久地呆住了。在那几个干部看来，何大简直是混帐！人家顾氏都已经交代了，藏谷子的地点都说明了，你还说不是他偷的？退一万步说，就算真不是何建高偷的，可二百多斤公粮不见了，总得有个交代，何建高自杀了，本身就是最好的交代，你现在却说不是他，不是混帐还是什么？

你凭啥说不是他？田明良斜着眼睛问何大。他长着宽大的国字脸，有人说，在田明良的脸上，画得下一张中国地图。

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你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不晓得。我一开始就不相信是他偷的，我早就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让他晓得这世间还有人相信他是好人，要是那样，他就不会上吊就算他想偷，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啊

由于痛苦，何大说得断断续续。

何中宝走到何大面前，你的意思是胆子大的才敢偷？

何团结忿忿地盯住何大，然后又盯住何中宝。要说胆子大，这何家坡除了何逵元，谁敢跟他何团结比？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何大说：我没这么说。

何中宝再一次问道：你有没有那么大胆子？

我也没得。

田明良快速地插上话来：我看不见得！梁上那一坪麦子不是也敢去偷么！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何大说：你们该不会把我也逼到建高的路上去吧！

所有人都沉默着，足足十分钟过去，田明良才厌恶地喝一声：散会！他首先走出了会场。

严胡子、独眼书记、何中宝与何建申相继站了起来。

社员们东一个西一个的，也慢慢散去了。

清早的雾气，从望鼓楼、从对面的杨侯山上飘过来，涌进堂屋里。何建高苍白瘦小的尸体，在雾气和晨风之中瑟索着。他老婆和儿女身上的孝服，也像一团雾，将他层层包裹起来。

在灰蒙和死寂的氛围中，响起何大的絮语：伙计，你没偷！

田明良走出会场后，亲自带人到朱氏板下挖坑寻谷。

去的人很多，除了工作组和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坡上绝大部分人也都去了。

在人类发展史上，粮食永远比死人更重要。

何建高的自留柴山并不大，按建高生前自己的说法：小得像屁股。走下那块形象丑陋的石盆，绕过放小儿尸首的岩堑，再进山数十米，就到了。那时候，公家的柴山里有高大的松柏、枫香或者杉木树，自留柴山里都是矮小的灌木，最高壮的便是青冈树，因此，一眼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里有一个早已被挖出的大坑！

大坑的边缘，稀稀落落撒了几粒饱满的谷粒。

很显然，谷子被人掏走了！

娘的，不就是那么短暂的时间么？是哪个狗日的胆大包天？！

田明良什么也没说，撤身就走。

严胡子手一招，大呼道：回去，通通回去！

社员们又跟着往回走。

再一次召开社员大会，地点依然选在何建高的停尸房里。

这一次，是清查清早开会时谁没到场。

根本无从清查，清早开会时没有点名，天气雾蒙蒙的，也看不清楚；再说，大家都刚从被窝里钻出来，谁注意谁了？

其实，对负责清查此事的干部们而言，找不找得出人头已无关紧要，只要确认了公仓里的谷子是何建高偷的就行了，他们对何建高的死也就不负任何责任了。

顾氏直到散会才明白怎么回事：啥？有人在她自留柴山里挖了个坑？坑边撒着谷粒？

她大呼两声：没偷没偷随即向后一仰，昏死过去。

何大帮助几个妇人掐顾氏的虎口和人中，好不容易才把她救过来了。可是何大也疑惑啊，你说那里挖了坑，埋了谷，有人当真去把坑挖开了，当真找到了谷子，可你这时候为什么又说自己没偷呢？

这件事，终成一桩悬案。

何建高是何大领头送上山埋掉的，就埋在他幺女儿的坟旁。两次大灾荒，何大分别埋掉了一个好友，这两个好友李篾匠与何建高，都是自杀身亡！生命只有一次，失去生命，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极其悲惨的事情，哪怕再卑微，再低贱，也渴求延续自己的生命，活着好哇！这是李篾匠、建高与何大修宣罗公路时共同的感叹，现在，三个人已走两个了，这两个人不仅热爱生命，也热爱自己的家人，都深知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但最终，他们都撂下责任，独自上路了

干旱和饥饿，并不因为何建高的吊死而有所缓解。在社员的强烈要求下，公仓里的谷子全都拿出来分了。开仓取谷那天，凡在鞍子寺小学念书的何家坡人，全都没去上学，天麻麻亮的时候，全村老少都围到中间院坝的公仓外等候。那板壁发黑结满蛛网的公仓，成了坡上人眼里最晶莹灿烂的宝石。每一个人的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蠕动着，每一个人都在想象：把谷子分到手，中午就可以吃一顿饱饭了！本来是贴着脊背的肚皮，这时候也自动与脊背分开，向前凸出，准备着装下那顿饱饭。

一切都安安静静的。粮食是这世间唯一的黄金啊，在粮食面前，哪怕是何逵元与何团结，也都显示出了应有的庄严。上午十时许，何中宝让保管员拿来钥匙，将一把大铁锁启开了。这时候，人们才涌向门边，看里面到底有多少粮食：在那角落里，黄得发亮的谷子可怜兮兮地堆在一块儿，最多也不会超过三百斤。

这时候，有人开始骂了。骂的当然是死鬼何建高。虽然顾氏最后翻供，说她没偷，可谁又相信？想一想吧，一共就这点儿粮食，何建高一家就偷走了二百多斤，相当于总数的一半啊！

不过，当把粮食总量过了秤，并计算出人平多少之后，人们就不再骂了；虽然人平不到三斤，但三斤还算少吗？三斤就不少了！当终于有人把粮食分到手，近乎枯竭的血液就涌了上来，激动得满脸通红的，喜滋滋地吆喝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同回家去了。

那接下来的两天，坡上除了吃不到食物的狗不断发出委屈而痛苦的吠声，听不到人的声音。夜半三更时分，倒是偶尔有一点人声，那是顾氏一家的哭泣。坡上，唯顾氏一家没有分粮食。

可也仅仅只有两天，人们又再一次从家里出来了，背着花篮，拿着点锄，带着茫然的眼神，向大山深处走去。大山已被剥了一层皮，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剐大山的肉，大山的骨，他们将凭什么活下去呢？现在，公仓里的谷子分掉了，人们已经没有任何指望，唯一的指望，就是生养了他们的这架大山，这片土地。

许多年之后，我居住在省城里，每到夜深人静，我便停下手中的活，坐在书房里遥想故乡，我会这样问自己：我打心眼里感谢故乡的那片山水吗？是的，我感谢。可是，故乡给予了我们那么深重的苦难，我为什么还要感谢她呢？那是因为，那时候的故乡是一个面黄肌瘦的母亲，面对众多儿女，她不堪重负，她本可以扔下我们不管的，然而她没这样做，她艰难支撑，让我们活过来了；虽然死了一些人，但大部分人都活过来了！仅此一点，我就没有理由忘掉故乡。故乡的土地具有母亲一样的气息，母亲一样的情感，当她怀里的人死去之后，我们不应该仅仅沉浸在对死者的悲哀里，应该多想一想那双无助的眼睛、瘦弱的手臂和干瘪的***。没经历过饥饿的人，很难想象饥民们看着自己生活的土地被剥掉几层皮后的心情。痛啊！土地把什么都献出来了，可是我们却无力爱惜她。正是这种痛，构成了越是从偏远贫穷地方出来的人，越是怀想自己故乡的原因

当山山岭岭再也挤不出一滴奶水的时候，政府开始发放救济粮。

救济粮千里迢迢从东北运来，多为玉米，每次人平虽只几斤，但兑上一大锅水，毕竟也让人闻到了粮食的香味。分救济粮之前，各队召开社员大会，评出一个特困户，特困户比别的人家多享受三分之一。何家坡的特困户无一例外是何建申家。这几乎不需评选，只要看一看他家男男女女遮不住羞处的穿着，社员们就无话可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建申家的穷声远远超出了何大，不仅在老君山出名，在整个东巴乡也赫赫有名，山上的每一棵小草，河里的每一丝水纹，都知道他家穷。他的两儿两女，都正是吃饭的好时候（菜根那时候因为打母亲贺碧已被分了出去，但并没另立户头，因此救济粮只能统一分到建申家，菜根就还是跟他们一起吃饭），何建申和他老婆虽已是五十多岁年纪，可饭量在坡上少有人能比。建申可以一口气吃下七大碗汤圆，他老婆贺碧的嘴很阔，由于门牙脱落，使她的腮帮看起来也属于嘴唇的部分，一看即知是能吃的。能吃是建申穷声远播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何大在尽量掩饰自己的穷，他像一个疲惫而拼命的车夫，分明知道推不上去，可他使出吃奶的力气阻挡车子的下滑，建申却不一样，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家穷，他穷得光荣，也穷得实惠。

尽管建申家比别人多领三分之一的救济粮，却最先把粮食吃完。玉米背回来之后，贺碧率领一家人又是推又是碾，直到让一家人吃得臭屁连天才肯松手。那连着的七八天，他家必然有两大特点：一是何建申拉稀，他一天十余次往猪圈巷子跑，边跑边解裤带，蹲下就发出岩崩似的山响，若是清早，那响声足以把整个坡上人吵醒，有时，腰间的鸡肠带系成了死结，情急之下解不开，山川沟谷间便响起他绝望的骂声；二是贺碧的油嘴，每吃罢饭，贺碧就从东家窜到西家，嘴皮子滑润润的，腮帮还有事无事地蠕动着，幸福地微笑着，挨门挨户问别人是怎样在打整那些粮食。

然而，贺碧幸福的微笑没有维持多久。

坡上人再穷，可在别人真正活不下去的时候，相互救济的风尚从来也没断过。往常，贺碧隔三差五就端着升子，到各家借粮。她借粮有一整套，坐在人家火堂边，你黑脸也好，骂娘也好，不往她升子里倒进一点可以活命的东西，她就不走。她到底在多少户人家借了粮，恐怕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她不清楚，但把粮食借给她的人是清楚的，那年月，一旦把粮食借出去，那粮食就成为主人家流放他乡的孩子，无时无刻不牵挂于心。现在，救济粮背回来了，而且建申家又比别人多，贺碧应该偿还债务了吧？──其实没有任何人奢望她能够偿还，可就是听不惯何建申拉稀的响声，看不惯贺碧的油嘴和她那无比幸福的微笑。

有一天，不知是谁带了头，十几个人端着大大小小的器物，到她家的街檐下，请她还粮。

这时候，建申和他的儿女们，往往龟缩在屋子里，只贺碧一人坐在街檐的条凳上，面前放一个筛子，筛里是破衣烂裤，她一面缝，一面呻吟。压住她呻吟的，是索账人此起彼伏的喝叫：

把我那一斤苞谷还了嘛。

把我那一碗猪根子还了嘛。

把我那一斗老娃蒜还了嘛。

把我那两根如郎树皮还了嘛。

有的不仅拿着盛物的器具，还带来了小秤，以此显示要回粮食的坚强决心。

贺碧一直低着头，呻吟声从她针尖尖上流出来，仿佛一缕一缕的破布。那是一种超越痛苦的无奈。她说不出一句言语，只能用呻吟来向索债者表明：我实在没有办法。

这天，何口急急火火地从中间院坝跑回来，对何大说：我去找建申爸还粮食！说罢，端上我们兄弟姊妹小时候全都用过的那口木碗，就要出门。贺碧曾来借过一碗苞谷籽。

何大一把将何口拉住：莫去！

何口说：他们都去了。

他们是他们的事！

不管何大怎样阻拦，何口还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