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二十五年前，我在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并没有打算涉足音乐学。那是一九〇二年，当时我正在经历着一段苦难，生命中充满了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

我来到一个童年伙伴的身边，在这里暂避了十天。在我的人生战斗里，他多次支持过我，他就是贝多芬。

我来到波恩，来到他的家里，他的身影在我眼里重现。在科布伦兹，我见到了他的老朋友韦格勒夫妇的孙子，还从其身上发现了韦格勒夫妇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听了他的交响乐演奏会，担任指挥的是魏恩加特纳。随后，我便跟他单独相处。潮湿的四月，莱茵河畔雾气氤氲，在那灰暗的日子里，我诉说着心曲，他的痛苦、勇气、欢乐，还有他的弗洛伊德，完全感染了我。我拜倒在地，他就用有力的大手扶起我，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重返巴黎。我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结盟。好似一个得到痊愈的病人，在向神明唱着感谢的曲子。这支感谢曲就是这本小小的书。它最开始发表在《巴黎杂志》上，后来又由佩居伊再版。我从来没想到过，这本书会传到我狭小的友人圈子之外。但是，“人各有命……”。

很抱歉我在这里说了这么多琐碎的事情。我应该对某些人作出回应，他们今天想要从这支颂歌中找到符合严格的史学写作规范的东西。

虽然我是个史学家，但我是在依照自己的时间去做。对于音乐学，我已在其他的几本书中尽了很大的义务，例如《亨德尔》，例如一些关于歌剧的研究着作。但是，《贝多芬传》完全不是这种研究型的着作，它并非是为了学术而创作的。它是一支歌，是唱给受伤的、窒息的心灵的，心灵复苏了，振作了，从而给救世主唱上一支感谢的歌。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给这个救世主改头换面了。但是，那些关于信仰和爱情的行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我的《贝多芬传》当然也是如此。

这本小书倒走运了，人们纷纷抢购它，虽然它从来没有这种希求。

那时候的法国，有数百万的人，他们是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在贝多芬的音乐里，他们听到了这种呐喊，于是，他们就跑来向他恳求。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会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就像一些教堂，在作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那样，谁又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献的面容，那些沐浴在神谕的光辉下的痛苦的面容！今日之人距离昨日之人已太遥远，但他们是否距离明日之人更近呢？

本世纪初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的差别全都被抹平：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中最优秀的人都消失了。我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里，留下了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不自觉地与他们相似。从这本书里，他们也认出了自己。

不消几天时间，这本出自一个无名小卒之手的小册子，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走出，人手相传。于是，它不再属于我个人。

我刚才重新读了这本小书。虽然它还有些不足之处，但我不打算修改它，因为它应该保留它的原始特征，保留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

值此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对他无尽缅怀。同时，对那个年代的伟大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致以颂扬和纪念。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心向善，爱自由胜于一切。

即便为了王座，也永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他的身材矮小而粗壮，具有运动员似的结实骨架。

他宽阔的脸庞长期呈土红色，直到他年老时，在远离田野蛰居室内的冬季，他的脸色才变成病态的蜡黄色。

宽大的额头往前凸出。一头黑发厚实而浓密，好似梳子从来都不能将它梳顺，戗立的头发像希腊神话中梅杜莎头上的蛇。

他的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能震慑住所有看到它的人，因而也注意不到它们的细微之处。他褐色的脸上总是一副悲壮的神情，两只眼睛放射出粗野的光芒，使人们误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不然，它们是蓝灰色的。当他兴奋或愤怒的时候，这两只很小却又深陷的眼珠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反映出所有真实而奇妙的思想。

它们总是朝天一瞥，目光忧伤而苦恼。

他的狮面脸上，短鼻头又宽又方，小嘴巴的下唇包着上唇，牙床厉害得好像能咬碎核桃。在右下颏处，有一个深深的酒窝，这使得他的脸型看上去非常不对称。

莫舍勒斯说：“他笑得很甜，与他交谈时，他的神情非常可爱，像是在鼓舞着你。然而，他的笑却是突兀的，笑声很短促，粗野又难听。”这样的笑，是一个不习惯快乐的人的笑。其实，他总是表情抑郁，好像有“一种难以自拔的忧伤”。

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见到“他那温柔的眼神和那深深的痛苦”时，需竭尽全力才能让自己不流下泪来。

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碰到了他。是在一家小酒店里，他坐在一个角落，拿着长长的烟斗在抽烟，两眼紧紧地闭着，看起来就像死神已经逼近了他。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凉地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让对方写下要他做的事情。他的声音非常尖锐，是耳聋的人所惯有的。

他的脸色变幻不定，例如灵感突然出现时，或者正弹着琴被人撞见时。如果是走在街上，当这种脸色突变的时候，常常会把过往的行人吓一大跳。“脸上肌肉鼓了起来，青筋暴突，眼神更加粗野得吓人，两片嘴唇也在不停地哆嗦，像一个巫师招来了魔鬼，却被魔鬼制服了。”

他就是这个样子，犹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

“就像是李尔王。”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如是说。

莱茵河的岁月

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邻近科隆的小城镇波恩，在一幢旧房子的阁楼里，路德维希·冯·贝多芬降生了。

贝多芬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才艺平平的男高音歌手，嗜酒如命。母亲给人做女佣，她是一个厨师的女儿，第一任丈夫是一名男仆，丈夫死后，再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与另一位音乐家——在温馨家庭的呵护下长大的莫扎特相比，贝多芬的童年充满了苦难。他是在父亲的暴力下开始学习音乐的。四岁时，父亲就逼他在羽管键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或塞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这种有悖儿童天性的强制教育，简直让他喘不过气来。为此，他几乎就要永远地厌弃艺术。

而生活的重担却过早地压到他身上：少年时候，他就得养活自己。

他十一岁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做了管风琴手。

贝多芬与母亲感情深厚，“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她那么善良、那么让我爱戴！啊，当我甜蜜地喊着‘妈妈’的时候，当她能够听到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啊！”可是，一七八七年，母亲却因肺结核病去世了。贝多芬担心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总是感到不舒服，除此之外，他还被忧郁所侵袭，这是比病痛更加残酷的。

由于他的父亲酗酒成性，已无力支撑起这个家。年仅十七岁的贝多芬不得不担当起养育两个弟弟的重任。迫于现实，他只能要求父亲退休，经纪人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到了他手上，因为怕他父亲把钱胡乱花掉。

他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就是波恩的布勒宁一家，这是他永远珍视的。这里有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她是他童年的伙伴，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和诗歌，也许，他们之间产生过一种非常温柔的情愫。

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韦格勒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他们三人直到晚年，都保持着一种纯洁的友情，而且心灵还是像过去一样年轻。从韦格勒夫妇和他们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里，可以见证这一点。

他被迫离开了波恩，前往维也纳。他一生的时光几乎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可是，他从未忘记过莱茵河，她像是具有人性似的，活泼欢快地奔流着，温柔的河水浸润着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堤坡，就像父亲宽广的胸膛，蕴藏着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美丽的波恩，没有任何地方比她更美丽、威武而又充满柔情。所以，他把莱茵河称为“我们的父亲河”。

他生命中的前二十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少年的梦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在那一片片草地上，那些被雾气包裹的白杨树、矮树丛和垂柳，它们的根浸泡在平静而湍急的水流中；那些村庄、那些教堂、那些墓地，也都用慵懒的眼睛好奇地俯视着河岸。远处的七峰山高耸云端，微微地泛着蓝光，山上的古堡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在那儿静静地兀立着，瘦削的轮廓看起来是那么古怪。

他始终心系这片土地，在生命将息的那一刻，他还梦想着与它重逢，可终究未能如愿以偿。

“我的祖国，我美丽的出生之地，在我看来，它永远都是那样美丽，那样明亮，就跟我离开它时一样。”

与命运抗争

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入读波恩大学。

那场席卷欧洲的革命爆发了，贝多芬的心也被革命所占据。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汇集地，当时，着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波恩大学讲授德国文学课，他后来成为了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的人们得到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时，还在上课的施奈德在课堂上即兴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慷慨激昂，一下子就激发了同学们火热的激情。第二年，厄洛热·施奈德教授的一本革命诗集发表了。关于这本诗集，有一份预定名单，在这份名单里，我们可以找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战争日渐逼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去了维也纳，在这个德意志的音乐之都定居下来。在去维也纳的路上，他遇到了黑森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这激起了他的爱国之情。他开始动手为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曲，在一七九六年和一七九七年，他谱写了一支《出征歌》和一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的合唱曲。

大革命征服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自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还是跟法国人和使馆频繁交往。贝尔纳多特将军刚到维也纳时，贝多芬也和他有着亲密的接触。在这种交往之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共和派倾向。在他以后的岁月里，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倾向更加明显了。

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形象呢？在施坦豪泽曾给他画的一张像里，可以较好地体现出来。比起实际年龄来，画中的贝多芬显得年纪更小一些。一张严峻的脸上，燃烧着勃勃野心的烈焰。身材瘦而挺直，领口高高的，僵直地支起他的脖子。目光里满是鄙夷，却又有些紧张的神色。他对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力量充满信心。一七九六年，在他的笔记本里，他这么写道：“要勇敢！我有我的天才，虽然身体虚弱，但这份天才一定会大放异彩……二十五岁！我不是已经二十五岁了吗？……在这个年龄，一个人应该为他这辈子打造出一个完整的雏形。”

按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的话来说，贝多芬粗鲁傲慢、抑郁寡欢、说话一口外地腔。但是，只有他的几个密友才了解，在他这种傲然的笨拙下，藏匿的却是一颗善良的心。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首先的想法是：“例如，我见到一个朋友生活困难，我要帮助他，但是依我的经济能力却办不到，那么，我只消坐到书桌前，动手干点活，片刻之后，我就可以使他从困境里走出……这是多美的事。”接下来不久，他又这样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创造利益。”

可是，痛苦却找上了他，并与他纠缠了一辈子。在一七九六年到一八○○年间，耳朵里日夜不停地嗡嗡响，听力越来越差，而且内脏疾病也带给他很多痛楚。这样过了好几年，他都没有把这些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都不说。因为担心别人会发现自己的残疾，他老是躲着别人。这个可怕的秘密，他将它深深隐藏起来了。直到一八○一年，他隐瞒不下去了，才告诉了他的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阿曼达，我的挚友……真希望你可以经常和我呆在一起！你的贝多芬实在是非常不幸。我的听觉——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已经变得很弱了。早在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已感觉到征兆了，只是我在瞒着。后来，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是否能治，目前尚不得而知，我的肚子不舒服大概与此有关。肚子的不适几乎已全好了，但听觉是不是也可以治好？当然，我希望能治好，但这很困难，因为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得凄凄惨惨地生活了，在这个可悲、自私的世界里，我不得不避开我所珍视的一切……我只能在凄惨的隐匿中听任命运安排！当然，我确实考虑过，要战胜这一切的灾祸，可是，这怎么可能实现……”

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说：“……我过着凄惨的生活。近来，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避免所有的交际活动，因为我不能和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的是别的行当，这也许无碍，可是，对于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来说，这种情况就太可怕了。我的仇敌们会怎么说呀？

他们可是为数不少啊！……在剧院里，我一定得坐得离乐队特别近才行，不然我就听不到演员们说的台词。要是坐得稍远一点的话，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到了……别人说话轻声一点，我差不多听不见，可我又无法忍受别人冲着我大喊大叫的样子……对我的这一生，我总是不停地诅咒……古希腊的传记作家普吕塔克劝我听从命运的安排。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倒是想跟命运挑战，可是，我一生中的某些时刻，却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么可悲的逃避啊！但是，我却只剩下这条唯一的路了！”

他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年)，作品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一七九八年)，反映了他当时那种悲剧式的痛苦。奇怪的是，像一八○○年所作的欢快的《七重奏》和清丽的《第一交响乐》，还有另外的许多作品，却并不带着这种痛苦，反而充满了年轻人的快乐。

也许，让心灵习惯痛苦必定需要一段时间。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实太残酷，它就会寻找过去。羁旅在维也纳的贝多芬，常沉浸在对故乡的回忆里，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

《七重奏》中一段变奏的行板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支赞美莱茵河的曲子，是对年轻人的梦的赞美。它快乐又慵懒，可以体味出一种讨人喜欢的欲念。但是，在某些段落中，通过《引子》，通过一些低音乐器的和声，通过一些荒诞的谐谑曲，我们可以怀着激动的心情，在那青春的面孔上发现天才的目光。就像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儿的眼睛一样，人们已经认为，从中可以找到悲剧将要来临的迹象了。

在他肉体的痛苦之外，又增加了另一种痛苦。

要寻找贝多芬音乐灵感的源泉，必须深入到他的爱情与他的傲慢个性相抗争的过程中，去体会他那骄傲的性格被爱情所压抑的痛苦。

贝多芬的心灵中，带有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讨厌粗俗的谈论和思想。据说，对于莫扎特写《唐璜》这部歌剧，他始终都不能原谅，他认为莫扎特是在糟践才华。对于爱情的神圣，他也有着自己毫不含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