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宗旨是自由的。他不允许一些所谓精英，所谓“享有特权的自由阶层”，将自己的学问和错误强加给他们并不了解的民众。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从来就无法造就“人类所需要的人才，只能培养出腐败社会需要的人：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学家，或者一些毫无目的地挣脱了自己的原有环境的人，青春虚度、找不到人生位置的人，如一些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让民众自己说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并不在乎“知识分子们强迫他们学习的读和写的技巧的话”，他们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有别的更加迫切、更加合理的精神要求。试着去弄明白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去实现这些需求吧！

他一直都是革命的保守者，他一直想将这些自由理论在亚斯亚纳付诸实践。同时，他还努力地在农业种植中引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精神。一八六一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为了保护民众利益，反对地主和国家滥施职权。

不要以为这种社会活动就占据了他所有的精力，就使他满足了。

他还是摆脱不了与此敌对的一些欲望。有了这种社会活动还不够，他还需要社交，他始终是喜爱社交的。寻欢作乐的念头时不时蠢蠢欲动。

他还是好动的。他不顾生命危险去猎熊；他经常豪赌。有时甚至还受到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的影响。

走出这段迷途后，他因厌恶而陷入了精神的危机。他这段时期的作品，令人遗憾地留有艺术的和精神的不确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

带着一股典雅、自负和浮华气味，连他自己也对此非常反感。一八五七年写于第戎的《阿尔贝》显得怪腔怪调而又绵软无力，他所固有的那种深度和精度一点也没得到体现。《记数人日记》虽然感人，却显得马虎应付，大概正是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厌恶的体现。他的化身——涅赫留波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处所自杀了：

“他拥有一切：有名声，有财富，还有崇高的思想和希望；他从没有犯过罪，但他做的事却更糟糕：他把自己的心和自己的青春毁灭了；他陷入了迷茫，这并非是被什么强烈的欲望控制了，而是因为缺乏意志。”

逼近的死亡也没能改变他……

这时，死亡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灵魂。《三个死者》已经预示了《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对于死亡的阴沉的分析，预示着死者的孤独以及他对活着的人们的仇恨，他绝望地号叫：“为什么？”三个死者，即富婆、患痨病的老驿站马车夫和砍倒的桦树，这“三部曲”确有其伟大之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形象生动感人，尽管这部作品被捧得很高，但结构有点松散，桦树的死也缺乏诗意，不及他对景物描写之美。

从总体上看，我们还不清楚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艺术的思想呢，还是道德的意图。

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一点。一八五九年二月四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新会员招待会上，他在演说中大肆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而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他这位“纯艺术的文学代表”致意后，则与他唱起了反调，扞卫为社会和道德而艺术。

一年后，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结核在耶尔病逝，他极度悲痛之下，几乎“动摇了对善、对一切的信念”，并由此而放弃了艺术。在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七日写给费特的信中，他说：

“真理是那么的可怕，只要谁有了理解和表达真理的愿望，那就一定会费尽心力去理解和表达。在我的道德观中只留下了真理，我要做的也就是这样一件事，只是不在你们的艺术规范下去做。艺术就是谎言，然而，即使是再美丽的谎言，我也不会去接受了。”

然而，半年不到，他又写了《波利库什卡》，重新回到“美丽的谎言”中。这部作品是除了表达对金钱和金钱之万恶的诅咒之外，也许是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了。但它仍然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批评它的只是观察太过细致，选材太过丰富，开篇的幽默跟结尾的残酷对比起来，反差过于强烈。

八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他怀疑自己，“没有强烈的激情，没有主宰自己的意志”，就像《记数人日记》中的涅赫留波夫亲王。但是，他却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幸福的夫妻》，这部于一八五九年创作的作品是一部最清纯的作品，是他前所未有过的，只能说这是爱情创造的奇迹。

他本来是别尔斯家多年的好友，却前后爱过他们家的母女四人。

最后，他真正爱上的是二女儿，可是他自己不敢承认。索菲娅·安德烈耶荚娜·别尔斯是刚满十七岁的女孩子，而他却三十多岁了，他把自己看得像个老头儿，生活疲惫而污秽，对方却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他没有权利将这两者搅在一起。他将这份爱压在心底整整三年。后来，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的记述里，反映了他是怎样向索菲娅·别尔斯求爱的，还有她又是怎样回答他的。那个词是他们羞于启齿的，他俩在一张桌子上用铅粉撒出它的第一个字母。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为了让她完全了解他的过去，强烈地盼望把《日记》

交给心上人；索菲娅呢，则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那样，为此而深感痛苦。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俩举行了婚礼。

其实这桩婚礼早就在诗人的脑海里举行了。早在三年前创作《幸福的夫妻》这本书的时候，爱情刚刚萌芽，还没有被人察觉时，他已经提前享受了幸福甜蜜的爱情生活，也曾为“一去不复返的幸福”而流泪。还有新婚燕尔时的春风得意，爱情的自私，再后来便是厌倦，隐约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在一起的心慢慢地分离，社交圈对少妇的诱惑和危险，致命的误解。终于，心灵的秋天来临，带着温情的悲哀，再度出现的爱情已经苍白而衰老，泪痕、皱纹、对种种磨难的回忆、对互相伤害的懊恼、虚度的岁月使它更加凄婉动人——再就是宁静的夜，爱情转向了友情，浪漫的激情过渡到母爱的庄严……所有这些应该来的种种经历，托尔斯泰已经梦想过，也体味过了。为了更好地体验这一切，他还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体验过。

的情节在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并由她来讲述，这是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唯一的一次。讲得那么细腻美妙！美丽的心灵羞涩地蒙着一块轻纱……托尔斯泰的剖析这一次没有用强光；没有固执地暴露赤裸裸的真实。不是直接吐露出内心生活的秘密，而是让人去猜测。托尔斯泰的心灵和艺术变得温和起来。形式与思想达到和谐的均衡：《幸福的夫妻》具有拉辛式的完美意境。

这让托尔斯泰享受到了温馨生活也带来困扰的婚姻，成为了他的救星。他身心疲惫，病魔缠身，对自己和自己的努力都感到厌烦。第一批几部着作取得了辉煌成功，继而却是评论界的寂然无声和公众的冷漠。他还假装出满不在乎的得意神情。一八五七年十月的《日记》

里，他写道：

“我名声不佳，让公众很失望，这曾让我抑郁了好久。现在我可以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且我有了大声说话的力气。至于公众，让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他对自己的艺术并没有把握。诚然，他可以驾驭文学工具，但他并不知道要用它来做什么。正如他在谈到《波利库什卡》时说：“这个懂得舞文弄墨的人，见到个题目就废话连篇。”

他的社会事业失败了。一八六二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职务。

同年，警察搜查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将一切都翻遍了，最后把学校查封了。托尔斯泰当时不在场，他过于疲劳，只担心自己会得肺痨。

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写的：

“仲裁纠纷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困难，学校工作又理不出头绪，为了教育他人，不懂却要装懂，这份尴尬让我太难受了。这一切使我怀疑，使人沮丧，我就这样病倒了。我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即我的家庭生活，假如不是它使我看到了希望，也许我早就像十五年后那样陷入了绝望。”

九

如同给所有其他事情付诸激情一样，他起初也是充满激情地享受着家庭生活。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很有文学天赋，就个人来说，她对他的艺术的影响是十分宝贵的。如她自己所言，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太太”，因为她把丈夫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她跟他一起工作，把他的口述记录下来，帮他把草稿誊清。她努力保护着他，让他摆脱长期困扰着他的宗教幽灵，这个幽灵已经给他带来了艺术即将死亡的气息。此外，她还得替他关紧大门，不让社会乌托邦侵入；她还得激发他的创作天才。更重要的是，她还用女性细腻的心灵给托尔斯泰的创作带来了无尽的源泉。

托尔斯泰初期的作品中，只有《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出现过一些美丽的形象，别的作品几乎没有女人的存在，即使有，也是次要人物。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影响下创作的《幸福的夫妻》中，终于出现了女人。随后的着作中，大量涌现了少女和女性代表人物，她们的生活热情洋溢，甚至要超过男人。

《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她们的原型就是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这一点是可信的。另外，她也许是他的一个宝贵而严谨的合作者，从她的倾诉以及她独特的视觉来看，这是有可能的。我甚至觉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篇章完全出自一个女人的笔下。

幸而有了这段婚姻，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品尝到了他久违的那种和平与宁静。有了爱情的呵护，他可以悠闲地幻想，安静地创作他思想的杰作。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九年间，他创作了《战争与和平》；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七年间，他又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堪称鸿篇巨制，在它们面前，十九世纪的所有其他都黯然失色。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其中涌动着众多的人物和激情。凝视着这部着作之时，或者默默地想着这部着作之时，我多少次想到了荷马和歌德。虽然其精神跟创作的时代都大不一样，但我发现托尔斯泰创作这部书的那个时期，他确实从荷马和歌德那儿汲取了思想养料。而且，他一八六五的笔记里，在归纳各种不同的文学题材时，他将《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〇五年》(即《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二部分)归于同一类。他的思想活动自然而然地引导着他的创作，将他从描写个人命运的引入描写军队和人民的，引入描写交汇了千百万生灵意志的人类群体的。

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的悲壮经历，终于使他明白了俄罗斯的民族魂及其古老的生命。《战争与和平》在他原来的计划中，不过是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史诗的壁画系列的一幅中心画而已。

为了感受这部作品强大的精神力量，必须了解其隐藏起来的整体性。

大多数法国读者有点近视，只见其中的无数细枝末节，被弄得眼花缭乱。这片人生的森林里，他们迷失了方向。一定得站在高处，目光放远，环视那自由的天际以及那一片树林和田野，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部鸿篇巨着里充满着荷马式的精神、宁静的永恒法则、有力地搏动的命运气息，所有的细枝末节都汇成了一个浑融一体的情感世界，从中感受到艺术家创作作品、驾驭作品的才华，就像是《创世纪》

中万能的上帝降临到了海洋之上。

刚开始的大海是平静的。犹如战争前夕的俄罗斯社会，一片和平。

前一百页用客观、冷静、准确和绝妙的讽刺手法，刻画了上层社会人们心灵的空虚。只是到了将近第一百页的地方，那些虽生犹死的人里面最坏的一个才发出一声叫喊：

“我们在犯罪，我们在撒谎，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已过了五十岁了，朋友们……死亡将把一切都带走……死亡！多么可怕啊！”

在那些空虚、虚假、碌碌无为、将会堕落和犯罪的灵魂里，还是有几个天性较为健全的人。这些真诚的人：如皮埃尔·别祖霍夫，天真而淳朴；如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独立而怀旧；如小罗斯托夫们，具有青春气息；有人是仁慈而忍让的，如玛丽娅公主；另外，还有些并不善良，跋扈傲慢，并被不健全的生活折磨着的一些人，如安德烈亲王。

海面的波涛开始涌动，行动开始了。俄罗斯军队开进了奥地利。

真正的将领并不是企图控制一切的人，而是像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那样的人，他们“设法使人相信，他们的意志与当时的局势，与部下的意志和听任命运的摆布完全协调一致”。多好啊，就这样听任命运的摆布！

安德烈亲王缓过气来了，又得以活下去了……然而就在远方，就在远离生命的气息和神圣的风暴的地方，那两颗美丽的心灵——皮埃尔和玛丽娅公主，她们却正面临着上流社会浊流的威胁，正受到爱情的欺骗。

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受了伤，在行动突然中断时，他猛然有了无限宁静的启迪。他仰面躺着，“只看见头顶上的高处，是广袤而深邃的天空，天空里飘浮着几片浅灰色的薄云”。

“多么平静，多么安详啊！”他心想，“这和我那狂飙猛进多么不同啊！这天空多么高远，为什么早没有发现呢？我终于看到了它，我真幸福！是的，全都是虚空和失望，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感谢上帝！”

波涛止住，生活回到原状。在城市的混浊气氛里，人们又开始沮丧绝望起来，开始在黑夜里彷徨不安。污浊的世俗气息里，一缕大自然的气息偶尔混合其中，那是令人陶醉而又使人发狂的气息，包含着春天、爱情和盲目的力量，以致迷人的娜塔莎向安德烈亲王投怀送抱，不久，这股力量又把她投进随意一个追求她的男人的怀抱。多少纯洁浪漫被世俗所污染！而那“广阔无垠的笼罩着污浊的尘世的天空”仍然没有改变。人们对它都视而不见，就连安德烈，他也忘了奥斯特利茨的光明。在他看来，天空仅仅是一个“满是阴霾的沉重的穹顶”，它所笼罩的一切都是虚无。

是时候了，该用战争的风暴将这些贫血的心灵唤醒。祖国遭受敌人的侵略，鲍罗金诺村陷落了。这是个庄严而伟大的日子，人们之间敌意顿消，道洛霍夫拥抱了他的死对头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在为他的邻居阿纳托里·库拉金的不幸而伤心哭泣，这个正在救护车里抢救的人曾经是他最憎恨的人。为国献身的热情，以及听从上帝安排的意愿，让所有人的心相互结合在一起。

库图佐夫大将军，代表着俄罗斯的民族魂，代表着他们听从命运安排的决心。这个老人有的是经验和智慧。

“相对于激情，这位老人有的只是经验，这也是激情带来的结果。

在他的身上，对事件的冷静观察代替了从事实中获得结论的智慧，他并没有从事什么或创造什么，他只是注意倾听，考虑一切因素，机会一来再加以利用。好的事情绝不阻挡，有害的事情绝不容忍。他喜欢看着战士们的脸，努力在上面找到那些难以捉摸的必胜的信念和意志。

他承认有些东西不是他的意愿所能控制的，即眼前事态无法规避的进程。他观察并跟随这些事态的发展。他懂得要排除个人的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