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这样攻击自由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为了让贵族阶级乘虚而入。恰好相反，他是为了在消灭了队伍中危险的捣乱分子后，让新旧两个世界的战斗全面展开。因为他也是相信革命的，不过他的革命和革命者们的迥然不同，就像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信徒的革命，期待着未来由圣灵来统治。《世纪末》一书中，他这样说：

“我认为这时候开始的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为了这场革命，基督世界已经酝酿了两千年。在这场革命里，真正的基督教将要替代腐朽的基督教和它衍生的统治制度，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基础，这正是一切有良知的人所渴望的。”

这位预言家选择什么时刻来宣告幸福与爱的？他选择了俄罗斯最黑暗的时刻，灾难和耻辱的时刻。创造性的信仰具有多么崇高的能量！周围的一切都是光明的，即使黑夜也能照见。在死亡中，在满是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军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血腥的阶级斗争中，托尔斯泰看到了新生的信号。从日军的胜利中，他梦想的逻辑得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该不参与任何战争，因为在战争中，非基督教民族与“跨越了被奴役的屈从阶段”的基督教民众相比，占有莫大的优势。那么，他的人民是不是就该退让？不是的，这是伟大的骄傲。俄国必须抛却一切战争，因为它要完成“伟大的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布道者，暴力的死敌，竟在无意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野蛮的压迫中解救出来，这场革命应当在俄国爆发。它开始了。”

上帝的这个选民为什么由俄罗斯来担当呢？因为新的革命首先应弥补“大罪”：富人垄断土地，上千万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残忍的奴隶生活。因为，对于这个不公平的体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俄罗斯人民那般深。

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在全世界来说，俄罗斯人民最能领悟到基督教的真谛，那即将到来的革命必须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博爱的法则。可是，如果不遵循不抗恶的原则，这个博爱的法则就无法实现。

恰好，这种不抵抗主义就是俄罗斯人民的一个主要特点。

这是自愿的忍辱负重，与自甘下贱的服从有天壤之别。

“能做到忍辱负重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甚至不应该在忍受屈辱的同时对暴力进行斗争，但是他也不能承认暴力的合法性，不能服从于暴力。”

托尔斯泰写下这一段话时，他正异常激动。在一个民族那种英勇的不抵抗主义下，出现了最悲壮的榜样，他正对此激动不已。这就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教士加蓬带领着手无寸铁的民众在彼得堡示威，他们任由军队枪杀镇压，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一个自卫的动作。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称为“皈依者”的老信徒尽管备受迫害，仍顽强地对政权采取不服从态度，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日俄战争的灾难后，这种思想迅速地在农民中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服兵役，他们受到的压迫越是残酷，反抗就越是强烈。这样的消极反抗，各地方都在进行着，即使他们并没有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例如一八九八年开始消极抵抗的高加素的杜霍博尔人，一九〇五年前后开始消极抵抗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这些运动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远远超过托尔斯泰对它们的影响，而他作品的意义就是在于，他发出的呼声属于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不管高尔基之类的革命派作家们如何说，都得承认这点。

对于那些“因为他的言论或作品的启发而痛苦的人”，他请求他们宽恕他。拒绝服兵役是他们个人的决定，并不是他怂恿的。

对于犹豫不决的人，他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他会劝说对方服兵役，因为“多一个军人总好过多一个伪君子或者叛徒，勉强自己去做做不到的事，那就是伪君子，就是叛徒”。他非常怀疑逃避兵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担心“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因为对上帝的爱而做此决定，他不过出于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他写信给杜霍博尔人，叫他们不要因骄傲和顾忌人言而固执地拒绝服从，他们只应当“基督精神在他们心中扎根时才坚持，因为此时他们才能够在痛苦中体味幸福”。

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请求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保持对迫害他们的人的爱”。就像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的，必须爱残忍的希律王：

这种神圣的、纯洁的、热烈的、永不熄灭的爱，最终将会让人们超越《福音书》上所说的：“要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毕竟这还带着一种自私的味道！

按某些人的说法，就是这种爱过于广博，自私被清理得一干二净，爱将变得空泛！可是，还有谁会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天最大的罪恶就是抽象地去爱人类，对相隔甚远之人的泛泛之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并且永远都不可能遇上的人，这太容易了！

不需要做任何牺牲。同时还可以对自己十分满意！这是自欺欺人。不能，一定得爱你的亲人——爱跟你一起生活又对你带来妨碍的人。”

大多数研究托尔斯泰的着作，都认为托尔斯泰的哲学和信仰并不新颖。确实，他的思想太美，是永恒的美，不可能如时下流行的新鲜东西……也有一些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如同《福音书》，是乌托邦式的。预言家就是乌托邦，他在尘世就是永恒。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景象，既然我们发现最后一位预言家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既然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额头戴上了光环，我觉得，这对世界而言，是一件比添加了一种宗教或新的哲学更新颖、更重要的事。只有眼睛瞎了的人，才看不到这颗伟大心灵的奇迹，因为在这个由于仇恨而使社会一片血腥的时代，他是人类博爱的代表！

十七

在人类永远的记忆里，他有一个固定的模样：宽阔的脑门儿上深刻着一道双重皱纹，雪白的眉毛异常浓密，一把长老似的胡须，很容易就能使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脸庞因为苍老了，变得温和而慈祥；脸上犹存病痛、忧伤、慈爱的痕迹。从二十岁近乎兽性的粗野、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呆板严肃，到后来的他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可是，唯一没变的是那双清亮的眼睛，还是那么深邃敏锐、坦率真诚，显得毫无城府，却又洞察秋毫。

在他去世的九年前，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他在回复圣教会议的信中写道：

“幸好我有我的信仰，它使我生活在平和与欢乐之中，并能在平和与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我想起一句古谚语：“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不该在他死前称之为幸福的人。”

他当时自感得意的那份平和与欢乐，是否忠实地与他相伴？

一九〇五年“伟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依然是黑暗重重，期待的光明并未见到。革命的动荡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精疲力竭。过去的不公平丝毫没有改变，要说有何改变，只有贫困变得更严重了。

早在一九〇六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就已失去信心。在他的顽强信仰的支持下，他开始将目光放到远处的其他民族身上，从中寻找可以担负这一使命的民族。他考虑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认为“那种自由对于西方民族来说已经永远丧失了，而东方民族正在被召唤，担负起寻回它的使命”；而人类的转变，将在“道”这条永恒规律的道路上，由中国人领导亚洲人来完成，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已经否定了自己从前的智慧，就像早在它之前就已经这么做的日本一样，他们都已效仿欧洲了。

被迫害的杜霍博尔人移居了加拿大，令托尔斯泰很没面子的是，他们在那里很快就占有了土地；格鲁吉亚人刚刚挣脱国家的锁链，就开始打击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那些人；俄国军队让一切都恢复了秩序。

包括犹太人，“他们的国家之前还是圣书，是一个人所能企盼的最美丽的国度”，就连他们也陷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恶疾之中。这种错误的民族运动，“是现代欧洲主义产下的畸形儿”。

托尔斯泰伤心，但他并没灰心。他相信上帝，相信未来：

“要是一眨眼之间就可以长出一片森林，那当然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这根本不可能，一定要等着种子发芽、出苗、长出叶子之后，才能拔干，最后才能长成一棵树。”

可是，一定得有许多树才可以长成一片森林，托尔斯泰仅仅只是一棵树。他是孤独的，虽然他集荣耀于一身。世界各地的人们写信给他，包括穆斯林国家、中国和日本，他的《复活》在这些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被传播了。美国的报纸记者跑来采访他；一些法国人也向他请教关于艺术或政教分离的问题。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人，他自己也清楚，却并不花心思去招揽信徒。他的朋友们想把托尔斯泰的崇拜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团体，但是遭到了他的反对：

“没必要相比迎合，最好是大家一起靠近上帝……要靠近上帝，你只有单独地去做才行……我所想象的境界是一座宽敞的神殿，阳光透过屋顶照射到神殿的中央，我们从四面八方走来，不约而同地汇集到那阳光下，联合起来，然后才能得到幸福。”

有多少人汇集到那阳光底下？这并不重要！只要有一个人与上帝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孤独的信仰可以保证托尔斯泰有多大程度的幸福？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跟歌德的那种自觉自愿的宁静相比，该有多大的差别！他好像在逃避宁静，厌恶宁静。

但是，从一九〇〇年起，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从知识分子开始，波及全国人民，鼓动起了成千上万的不幸者。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他们那支先锋队伍咄咄逼人地列队而过。这种情景对托尔斯泰的精神带来了痛苦和惶恐，《法兰西信使报》发表了托尔斯泰的三个短篇，是他晚年的部分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点。

在图拉乡间，纯朴而虔诚的朝圣者一队一队地走过，而今，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天逃来的饥饿的流浪者。托尔斯泰跟这些流浪者交谈，震惊于他们胸中的愤怒。他们不再如从前，把富人当作“通过施舍来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是一些强盗、土匪，是吸血鬼”。这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因为破产而导致绝望，什么事都做得出。

托尔斯泰经常收到一些反叛者的来信，他们抗议他的不反抗理论，他们说，对统治者和富人伤害民众的行为，只能这样回答：“复仇！

复仇！复仇！”托尔斯泰还能指责他们吗？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几天后，当他看见村子里的穷人因为铁锅和牛羊被抢而哭诉哀求，而官吏们却无动于衷时，他也别无他法，不禁发出了抗议的吼声，反对那帮刽子手，“那帮官吏和他们的走狗，只忙于贩酒谋利、教唆杀人或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他们全都明白，从穷人那儿抢走的锅具、牛羊、布匹，可以更好地蒸馏出毒害百姓的酒精、制造杀人的武器、建造监狱和苦役监，尤其可以让他们发横财”。

你一辈子都企盼着世界充满爱，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却是这种可怕的景象，你不得不困惑地闭上眼睛，这实在是让人痛心的事。如果你也跟托尔斯泰一样，想到自己的生活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原则，那么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悲痛了。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他晚年最大的痛处，或者应该说是他最后的三十年吧？对于这一痛处，我们只能用一只虔敬的手小心地触摸一下，因为这是托尔斯泰力图不让他人知道的隐痛，它不仅属于故去的他，也属于其他仍然活着、被他所爱、并爱着他一些人。

他自始至终未能让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妻子儿女接受他的信念。

他忠实的伴侣，他的妻子，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辛劳，而他却放弃了艺术信仰，改奉一种她所不了解的道德信仰，她对此感到很痛苦。同样，托尔斯泰也很痛苦，因为连最好的伴侣都不能理解自己。在写给丹奈洛摩的信中，他说：

“我全身心都感觉到，什么是夫妇同体，丈夫与妻子是不应该在心灵上分离的……我强烈地盼望，那种使我能在人生的痛苦中得到超脱的宗教意识，我能够将其中的一部分传递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种意识能够传递，不是从我身上传递给她，而是经由上帝传递给她，虽然作为一个女性是很难接受这种意识的。”

这一愿望好像也没有得到实现。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欣赏并热爱这个伟大灵魂，爱他的心地纯洁、胸怀坦荡、仁慈宽厚；她看到“他走在群众前面，指引人类该走的道路”；当圣教会开除他时，她勇敢地站出来，为他声辩，并发誓要与丈夫共患难。但是，她不能勉强自己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托尔斯泰又太认真，他不想逼她做违心的事，他憎恨人家背叛信仰和爱，但是更加憎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既然她不信，他又怎能强迫她改变生活，牺牲她和她的儿女们的前途呢？

跟孩子们的隔阂就更深了。勒鲁瓦·博利厄先生曾去过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家里，他说：“在饭桌上，父亲说着话，儿子们表现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厌烦和怀疑的态度。”他的信仰只稍稍打动了他的三个女儿，而他最喜欢的玛丽娅已经死了。在家人中间，他在精神上还是孤独的。

这种思想上的距离使他感到苦恼，还有别人强加于他的交际活动、那些从世界各地跑来的讨厌的——包括让他难以接受的美国人以及新潮人物，都使他苦恼不已。而且，他还为他的家庭强迫他过的那种“奢华”生活而苦恼。天知道，那也可以叫做奢华。据有些去过他的简朴屋子里的人的描述，他的屋子里的家具实在是太朴素了，只有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墙壁是光秃秃的！而这份舒适却仍然带给他一种负担，带给他一种挥之不去的愧疚。在《法兰西信使报》刊登的他的第二个短篇中，他将自己家的奢华与周围的贫困惨状痛苦地做了对比。

一九〇三年，他曾这样写道：

“我的活动不管在某些人看来如何有益，但已丧失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我的生活与我所宣扬的东西并不相符。”

那他为什么不让它们相符合呢！如果说，他即使不能逼自己的家人摆脱交际生活，那他自己为何没有摆脱那些人，以及那种生活呢？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免遭他的敌人们的攻击，不会有人再说他虚伪了！

他曾经这样想过，并且早就下了决心。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他曾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令人赞叹不已的信，有人找到那封信并将之发表。在这里有必要差不多完整地抄录如下。他那颗慈爱而痛苦的心灵，他这颗心灵包含的秘密，在这封信里得到了最好的披露：

“亲爱的索菲娅，你知道，一直以来，我的生活都背离了我的信仰，我已为此苦恼了很久。我做不到硬逼着你们改变你们的生活和习惯，也做不到疏远你们，因为我想，我的孩子们还很小，我要是离开了，必将会失去对他们可能会有的些微影响，而且会给你们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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