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与中国人恰好相反，他们具有狂躁的生命力，对世界上所有的新思想都感到好奇，如饥似渴地去接纳吸收，因此，托尔斯泰联系得最早的亚洲民族就是日本。托尔斯泰对日本人，对他们民族狂热的好战心理，特别是对他们那种适应欧洲文明，并大肆套用欧洲文明深表怀疑。不能说他的怀疑没有道理，因为他和日本人的频繁通信使他多次感到失望。例如一个叫佐木的自称是托尔斯泰信徒的报刊主编，自以为是地把他的教导与爱国主义混在一起，而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然公开指责托尔斯泰。更让他失望的是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他刚读完托尔斯泰一篇关于俄日战争的文章时，激动得浑身颤抖、热泪直流，激动地喊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托尔斯泰是唯一的先知”，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日本人在对马岛击败了俄国舰队以后，爱国主义的疯狂浪潮席卷了一切，他也发表了一本大肆攻击托尔斯泰的恶劣的书……

那些社会民主党人，那些勇敢的反战人士，他们对托尔斯的拥护反而更加坚定和真诚，可是他们的思想与托尔斯泰的真正思想距离太远。一九〇四年九月，他们给托尔斯泰写了信，为答谢他们，托尔斯泰表达了他对战争和社会主义的谴责。

但是，托尔斯泰的思想最终还是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一九〇八年，为庆贺他八十寿诞，他的俄国朋友们打算为他制作一本纪念册，并向全世界他所有的朋友发出征文信。日本人加藤寄来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就日本所受的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作了说明。在日本，托尔斯泰的大部分宗教着作都被翻译并出版，加藤说，大约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间，他的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宗教界引发了一场精神革命，不只是基督徒中间，佛教徒也包括在内，并且还引发了佛教的一次革新。

此前，宗教是一种在外界律令约束下的既定秩序，这时候，它有了或者说重新有了一种内在性。“宗教意识”随即成了一个流行词。当然，这个“我”的觉醒并非没有危险。它可能会导向一种跟牺牲和博爱精神截然不同的结局：自私享乐、麻木不仁、绝望，甚至自杀，这个狂躁的民族一旦发起狂来，总会将一切主义推演向极端，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确实已经导向了这种结局。在日本，特别是在京都附近，有一些研究托尔斯泰的团体成立了，他们一边耕田种地，一边宣扬纯洁的爱的精神。

这些日本信徒当中，最可爱的代表人物是年轻的德富健次郎，一九〇八年的贺寿文集中，也有他写的文章。一九〇六年的开头几个月，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东京寄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很快给他回了信。但是，等不及收到托尔斯泰的回信，德富健次郎就乘船前去拜访他。他不懂一句俄语，英语也不好。七月份到达亚斯纳亚，在那里呆了五天，托尔斯泰像慈父般接待了他，然后他直接又回到了日本。这一个星期，以及老人那灿烂的“微笑”，是他这一辈子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他在一九〇八年写的文章相当感人，中间提到此事，用他那颗质朴、纯洁的心灵叙述着：

“透过别离后七百三十天的尘埃，透过一万公里的距离，我还能够真切地看到他。我带着妻子和我的爱犬，在一个小乡村的一间破屋里住了下来。我种菜、拔草。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在拔草、拔草……我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我的思想、本性，也许是因为这个不完美的时代。但无论如何，我是幸福的……”

这个日本人用几句朴素的文字，描绘了他勤劳的充满智慧的幸福生活，比起其他写贺寿文的所有信徒来，他更能实现托尔斯泰的理想，也更能说到他的心坎上。

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有两千万之多，因此作为一个俄罗斯人，托尔斯泰得以有较多的机会去了解穆斯林，他的通信往来，很多是面向穆斯林。但是，一九〇一年之前，还不见他们有什么通信。只是在同年的春天，他回复了圣教会的信，以及被逐出教会后，才征服了他们。

他的话语崇高而坚定，对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了震撼。他们感到这其中含着他们的先知的声音，他们天真地试图将自己的先知归入其中。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印度的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穆夫提、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都给他写信，说当他们读到他公开指斥整个基督教的宣言时，他们“高兴得哭了”。他们他把称为“教友”，祝贺他摆脱了“对三位一体的黑暗信仰”，还努力地想要他改变信仰。有一位天真的印度穆夫提，很开心地告诉他：他们新的救世主，一个名叫哈兹拉特·米尔扎·吉拉姆·穆罕默德的，在克什米尔发现了耶稣的墓，因此，基督教那个耶稣复活的谎言被彻底打破了。他还把耶稣墓的照片和他那位新救世主的肖像带给了他。

我们难以想象，在收到这些奇特的示好的信时，托尔斯泰几乎不带嘲讽或悲哀，保持着令人赞叹的平静。所有没有见过托尔斯泰论辩的人，根本无法懂得，他威严的性格可以达到那种镇静温和的态度。

他从未失过真正的平静。而那个跟他通信的穆斯林，反倒斥他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偏见的余孽”，也许是因为托尔斯泰没有信奉那位穆斯林的新救世主，他便用那个救世主的话威胁托尔斯泰：

“……一类人是凭自己的理智来接受它；第二类人是借形象与奇迹接受它；第三类人要靠剑的力量才能接纳它的。比如说法老，摩西为了让他信奉上帝，只好逼他喝红海的水。上帝派下来的先知有必要教导人们……”

托尔斯泰并没有以牙还牙。他的崇高原则是，热爱真理的人们，永远都不可以凭宗教的不同或欠缺为出发点，而应以团结各个宗教，造就各宗教的价值为出发点。“对于各个宗教，我努力地这么做着，”

他说，“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对于那位愤怒的穆斯林，他只是说：“每个具有真正宗教情感的人，他的责任就是以身作则，过着有道德感的生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些。他崇敬穆罕默德，他对他的一些话相当佩服。但是，穆罕默德也好，基督也好，都只是一个人。如果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想要变成一种真正的宗教，就必须不再盲目地信奉一个人或者一部典籍，仅仅信仰那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智慧相一致的东西。

托尔斯泰总会担心对方的信仰被他伤害：

“要是我万一使您受到伤害，那就请您原谅。对于真理，我们不能只说出一半，要么全说出来，要么就什么都不要说。”

显而易见，他根本就没有说服和他对话的人。

至少他遇见了另外一些开明的、自由的穆斯林，他们和他谈得来：

这里首数那位埃及着名的宗教改革家——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他从埃及写信给托尔斯泰，对他被开除教籍一事表示祝贺。他说，这是一种神圣考验，是上帝对自己的选民的馈赠。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寻求真理的人，并将他们聚集起来，说他们真心期盼着他创作的所有作品。托尔斯泰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此外，托尔斯泰还接到了米尔扎·里扎·卡恩亲王的致敬信，他是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一九〇一年海牙首次和平大会的代表。

一九〇八年征集贺寿文时，伊斯兰教派出了一位加尔各答的法学家为代表，他叫做阿·杜拉·阿勒·玛姆·苏赫拉瓦尔迪，他在文章里称颂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丰碑。他称托尔斯泰为瑜珈僧，认为他的不抵抗主义与穆罕默德的教诲并不矛盾，但是，“必须像托尔斯泰读《圣经》

一样，要沐浴着真理的光辉去读《可兰经》，不要在迷信的浓雾中去读它”。他称颂托尔斯泰并非超人，而是全人类的兄弟，他既不是西方的光辉，也不是东方的光辉，他是神的光辉，是照耀众人的光辉。

他还预言，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在与印度先哲的思想相交融之后，也许能让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一些新的救世主”。

不错，托尔斯泰那些思想确实是出自于印度，对于他的信徒来说，那就是圣人的哲言。

托尔斯泰受到了“爱之主”克利希纳的思想的巨大影响。而且，在印度，不少人都敬称托尔斯泰为“圣人”，把他当作一位再生的古贤哲来敬重。《新改革》的主编戈帕尔·切蒂是托尔斯泰思想的忠实信徒，在一九〇八年的贺寿文中，他把托尔斯泰与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并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在印度，就会被当作行动之神毗湿奴神，被当作宇宙心灵的化身，被视为爱之主斯里·克利希纳。

但是，随着历史长河的流转，托尔斯泰这个苦修士对于神明的梦想，到达了韦沃卡南达和甘地的伟大行动的跟前。

命运总是充满了奇迹！第一个把托尔斯泰引导到这种行动面前，而后又成为圣雄甘地的得力助手的那个人，名叫c·r·达斯，他当初还是一个激烈反对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你能相信，是托尔斯泰的声音终于将他召回，让他来完成真正的使命吗？一九〇八年底，c·r·达斯身处革命阵营中。他经常给托尔斯泰写信，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暴力信仰；他公然抨击托尔斯泰的不反抗主义；然而，他又请求托尔斯泰帮他吹捧《自由印度斯坦报》。托尔斯泰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写得像一篇论文，这封名为《致一个印度人的信》，后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他对自己的不抵抗与博爱的理论奋力地进行了扞卫，几乎所有的论断都使用了克利希纳的话作为论证。他对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大力的抨击，也痛斥了科学的新迷信。对于印度人否定自己古老的智慧和文化而迎合西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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