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应召到罗马尼亚军团，随后又去了克利米亚军团，并于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随大部队开拔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爱国心和激情在他胸中燃烧。他英勇作战，经常置身险境而不顾。特别是在一八五五年四月份和五月份，他每三天就得有一天在第四炮台值岗。

连续几个月，他都在不间断的紧张和恐惧之中生活，死神离他那么近，这使得宗教神秘主义又在他心中复苏了。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记里写下祈祷文，表达对上帝让他在险境中得保平安的感恩，并祈求能够继续得到上帝的护佑。他说：“……以便让我实现生命的永恒和光荣的目的，尽管我对此还不了解……”这里说的生命的目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宗教。他就是这样与上帝进行着交流。

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写道：

“我被指引着走向一种伟大的思想，为了实现这种思想，我知道，我是可以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这就是：创立一个全新的、崇尚基督的宗教，以此团结全人类。”

这将成为他晚年的计划。

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又开始写作。轰隆的枪炮里，他完成了他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时代》。由于创作的环境使然，这本书写得非常凌乱，还不时出现司汤达式的抽象分析。不过，令人称道的是，他居然能深刻地参透一个青年人错综复杂的头脑。这本书对内心进行坦诚的披露，非常罕见。而且，有时候，在春季城市的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充满着多少的清新诗意！书中狂热的泛神论调赋予书中的某些篇章一种抒情美，其笔调令人想起《高加索纪事》来。譬如，那夏夜的一幕：

“新月皎洁，在它平静的光芒下，池塘闪闪发亮，一棵棵枝繁叶茂的老桦树，呈现出铝白色。背着月光的一面的树影，将树丛和大路遮蔽着。鹌鹑在池塘后面叫着。两棵老树轻轻相触，发出难以分辨的沙沙声。蚊子嗡嗡直叫；一个苹果落到了枯叶上；一只青蛙跳到平台的石阶上，绿色的背部在一缕月光下闪着光……月亮上升着；它悬在空中，遍洒清辉：池塘更加清晰明亮了；暗处更加暗黑，亮处则更加清亮……我这条渺小的小虫子，早已被人世间的热情严严地笼罩住了，因为爱情的伟力，这时候的大自然，这时候的月亮，这时候的我，已经交融成一体了。”

然而眼前的现实总是直接跳出来，干扰了他对往事的怀想，《青年时代》因此未能完成。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隆隆的炮声里，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活着的人和垂死的人，《塞瓦斯托波尔纪事》记下了他们的以及他自己的焦虑和悲凉。

这三篇纪事包括《一八五四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它们通常被统为一谈。其实，它们之间是互不相同的。尤其是第二篇，在艺术情感上跟其他两篇都不同。而另外两篇则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第二篇中却有一种永恒的真理在翱翔。

据说，俄国皇后读了第一篇纪事之后流下了眼泪，沙皇在赞赏之余，下令将其译成法语，并把作者调离危险地带。道理很容易理解，文中全是对祖国和战争的赞颂。刚入伍的托尔斯泰热情持续高涨，他满怀爱国激情。他还没有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看到野心、自负和低贱的情感。对他来说，这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英雄们相媲美”。另外，这些纪事中没有任何想象的痕迹，也无任何客观再现的尝试。作者在城市里漫步，在清晰地进行观察，但叙述起来却略显呆滞；“你们看……你们走进……你们注意到……”这时纪实的叙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大自然的热情赞颂。

第二篇就完全不同了：《一八五五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开篇就可读到这样的句子：

“数千个人类的自尊心在这里彼此碰撞，或者在死亡中走向沉寂……”

稍后，又这样写道：

“……太多的人产生了太多的虚荣心……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甚至到坟墓前也是虚荣！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特有的病症……为什么荷马和莎土比亚他们谈论的是爱情、光荣和痛苦，而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是一些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没完没了的故事？”

它不再是作者的简单叙述了，而是直接展示出激情和人物，它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着的所有东西都披露出来了。托尔斯泰用他那犀利而深邃的目光，搜索着他的战友们的内心深处。从他们的心中和他自己的心中，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神临近，人们却还在上演着喜剧。尤其是恐惧，已经被他点明，面纱被他揭开，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他毫无顾忌、坦率而无情地剖析了这挥之不去的恐惧和畏死心理。

就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开一切多愁善感的心态，他轻蔑地指出，那是“一种空泛的、阴柔的、假惺惺的同情”。他善于剖析的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就已显露出来，有时还带点病态的性质。在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时，更是出神入化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用了整整两页来描写炮弹落下尚未爆炸的那一刹那间，普拉斯胡辛脑袋里闪过的念头，又用一页写炮弹炸响后，那可怜的人“被炸中胸部而立刻死去”之时，他内心的想法。

就像一场演出，乐队中场休息时那样，这些战斗场景里突然展现出一片明媚的大自然景象，阳光穿过乌云，光明的乐章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成千上万的战死的人倒在这片战场上。基督徒托尔斯泰忘了他在第一篇纪事中的爱国主义，诅咒起离经叛道的战争来：

“这些人，是一些基督徒，他们极力宣扬着爱与牺牲同样伟大的原则，同时也看到自己的一切行为。在给予他们生命的上帝面前，在赋予每个心灵一种惧死之情以及对善与美之爱的上帝面前，居然不下跪忏悔！他们没有像兄弟一样拥抱着，并流下幸福快乐的泪水！”

结束了这篇尖刻的话后，托尔斯泰自己又产生了疑惑。他在想，自己这样说是否错了：

“我被一种可怕的疑惑压迫着。或许我不该说出这些。也许我所说的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之一。每个人的内心不自觉地藏着这些真理，要是表达出来会造成坏的影响，是不应该表达出来的。就好像酒糟一样，千万不要去搅动它，不然就弄坏了酒。哪种罪恶是必须避免表述的？哪些美的表白又是应当仿效的？坏人和英雄分别是谁？大家都是好人又都是坏人……”

不过，他还是镇定下来，他自豪地说：

“我热爱着这部短篇中的主人公，我想尽我所能表现出的他的所有的美。他是美的，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是不变的真理。”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几个篇章后，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正是俄国现在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果戈理逝世以来，俄国文学里真实的东西太少了……您给我们的艺术带来真理，对于我国是全新的东西。我只担心一件事：时间和人生的怯弱。我们周围装聋作哑的人们，会像对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那样对待您，我担心它们会挫灭您的锐气。”

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必要。对于一般人来说，时间可以消磨其精力，可是对托尔斯泰来说，反而能增加他的精力。不过，由于当时祖国正遭受困难，再加上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他痛苦而善良的内心认为自己过于坦率和严酷，他有些懊悔。第三篇纪事《一八五五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在说到军官们赌博时吵了起来，他突然停住了，说：

“这场戏赶快落幕吧。明天，也许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慷慨赴死。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深藏着伟大的火花，他们将因此成为英雄。”

这种顾忌并没有减少故事本身的现实主义力量，可是在对人物的选择上，已相当明确地体现了作者的同情。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英勇陷落，在两个感人而自豪的人物身上表现出来了。这两个人物是两兄弟，哥哥是科泽尔特佑夫上尉，颇似托尔斯泰；弟弟沃洛加是个旗手，胆小却热情，喜欢狂热地独白，沉于幻想，总是没来由地流泪，有时是温情的眼泪，有时是怯懦的眼泪。他刚到防御工事时非常害怕。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还惧怕黑，睡觉时总要用军大衣蒙住头。因为孤独和别人的冷漠，他总感到郁闷。但是，临到庄严的时刻，他却笑对危险。他属于那种富有诗意的少年，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加，《入侵》里的少尉，他们都是心中充满爱，能够笑傲沙场，却突然间莫名其妙就死了。兄弟俩战死在同一天，那是守城的最后一天。在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怒吼中，这篇结束了：

“队伍放弃了城市，离开了。看着那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每个士兵满腹都是难以表述的悲痛，叹着气，向敌人扬起拳头。”

七

托尔斯泰在那座人间地狱里待了一年，在这里，他探及了人类的激情、虚荣和痛苦的深层。他走出那座地狱，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重回彼得堡的文人圈中。可是，他感到自己厌恶他们，瞧不起他们，他们全身上下都显得委琐而虚假。远观这些人，只觉得他们笼罩在艺术光环中，走近看，却感到一种悲哀的沮丧，这其中包括他曾经赞赏的屠格涅夫，他刚刚将自己的《伐木》题献给了他。

有一幅一八五六年的画像，画上就是他跟那些人在一起，其中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

其他人表情随意而自然，只有他，一副悲苦而严峻的样子，脑袋瘦削，双颊深陷，胳膊僵直地抱住，显得非常另类。他一身军装，站在这些文人的身后，像苏亚雷斯幽默地写的，“他跟这些人不像是一伙的，倒像是在看押他们，似乎正要把他们押回监狱”。

所有人都殷勤地围着这个刚来到他们中间的年轻同行，他有着双重荣誉，既是作家，又是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

读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时，流下热泪并大喊“乌拉”的屠格涅夫，朝他友爱地伸着手。不过他俩不投缘。虽然他们两个观察世界的目光都是那般清晰，但他们内心的色彩却是相互对立的：一个崇尚美，爱嘲讽，易激动，多情而清醒；另一个则是粗暴的，自傲的，经常为道德观念所苦恼，心中总蕴藏着一个神明。

对于这些文人，托尔斯泰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列于精英阶层，是超越万人的顶尖角色。他对他们的反感，是出于一个贵族和军官的身份，看不起这些自由主义的市民阶级文人。对于一般人全都认可的意见，他总是本能地抱着一种反对的态度，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出于对人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潜在的蔑视，他总是去探究自己或他人的欺骗和谎言，屠格涅夫这样说：

“对别人的真诚，他是从来都不相信的。他认为所有道德的冲动都是虚伪的。他还有一个习惯，对于他认为没说真话的人，总是用他那非常锐利的目光去逼视人家……”。

格里戈罗维奇也这样说：

“瞧他听人说话的模样！瞧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眼珠紧盯着对话者的模样！瞧他那紧抿的嘴唇，那带着多大的嘲讽啊！”

那犀利的目光，再加上那些让人愤怒的恶毒的字眼，在屠格涅夫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东西了。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初次见面之时，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离开之后，他们相互平静下来，试图客观地评价对方。但随着时间的变迁，托尔斯泰离他的文人圈越来越远了。他无法原谅这些生活堕落却满口仁义道德的艺术家，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说过：

“我相信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品格低劣的，甚至还远远比不上我随着军队转战四方时遇到的人。但他们却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是完美的人。他们让我感到恶心。”

他跟他们分道扬镳。不过，他们那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他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有所保留。因为那使得他的虚荣和骄傲可以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回报丰厚的宗教，能为你带来“女人、金钱、荣誉……”

“在这个宗教里我曾经是一个高级神职人员，生活得舒适而有益……”

为了更好地投身其中，他退伍了，那是一八五六年十一月间。

但是，像他这种性格的人是不会闭上眼睛的。他相信进步，也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进步”这个词“意味着点什么”。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三十日，他去了法国、瑞士和德国。这一趟旅行颠覆了他的这个信念。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他在巴黎观看到的一次行刑，“使他认识到自己对进步是一种虚幻的迷信……”

“当我看到犯人头颅被斩断，落到篮子里时，有一种感觉袭遍我的全身心：没有任何所谓维持现有秩序天经地义的道理能证明这种行为的正当。即便是有某种理论可使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也仍然怀疑它的正当性，因为只有我的心能判断善恶，而不是别人说的或者做的。”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他看到了一个流浪的小歌手，那些寓居于施威策尔霍夫的英国富人们不愿向他伸出施舍之手，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里他写着，他蔑视自由主义者视为珍宝的幻想，蔑视那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想画出几条假想的界线”的人。

“在他们眼里，文明是善的，而野蛮是恶的；自由是善的，而奴隶制是恶的。这种意想中的看法把人们最本真最美好的需要毁灭了。

谁能明确地告诉我，什么是自由、专制，什么是文明、野蛮，什么是善恶分明。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引路人，那就上帝，他指引着我们相互亲近。”

回到俄罗斯，回到了故乡亚斯纳亚，他又关注起了农民。这并非是他对民众已不再抱幻想了。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他写道：

“为民众辩护的人，说民众有良知的人，说的都是废话，民众也许是正直的集合体，但他们之所以凑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都有庸俗和可鄙一面，这正好反映了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酷”。

所以，他要教育的对象并非民众，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儿童。

因为这才是有希望的。他办了一些学校，却并不太清楚要教什么内容。

为了获得一些经验，他于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游历了欧洲。

他对许多教育体系进行了研究，不过都没有采用。他去过马赛两次，在那里他发现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校外，是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和现实生活来进行的，他把这些叫做“无意识的学校”

或“自发的学校”。自发的学校与强制性的学校相对立的，他认为后者是愚蠢可笑的。他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想创办的、试着创办的就是这种自发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