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得分开一段时间。因给对方带来痛苦，他们相互道歉。他俩一直都是相爱的！可是，只要两人重新相聚，又变得水火不容。伯爵夫人难以认同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癖好，由于这种癖好，他开始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她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开心。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她给他写信说：

“你亲自劈柴、烧水、缝靴，你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那么多精力，这真让我伤心。”

不过，她又加以补充，就像一个母亲面对有点疯癫的孩子那样，带着温柔而嘲弄的微笑说道：

“‘孩子想怎么玩就让他怎么玩吧，只要他不哭就好。’这句俄罗斯谚语使我平静下来。”

不过，信没有这样寄出去，因为她可以想象，当丈夫读到这一段话时，这嘲讽的语气会使他那善良而天真的眼睛更加忧伤；于是，她又拆开信，充满爱意地写道：

“突然间，你那么清楚地站在我面前，我心中对你有着无限柔情！

你身上属于乖巧、善良、天真和执着的东西，被你对别人充满同情的心灵之光照耀着，被你那直透人心的目光照耀着……这些东西只有你才具备。”

这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就这样相互折磨，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继续着。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情形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垂死的老李尔王带着迷惑逃往大草原，这一切才告终。

《我们该怎么做？》最后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大家都没有怎么留意。对当代的女权主义，托尔斯泰没有一点好感。但是，对他认为是“贤妻良母”式的女人，对了解人生真谛的女人，他却虔诚地充满了崇敬；对她们的痛苦与欢乐，对她们生儿育女那可怕的苦难，对她们不求回报的、费尽心力的艰辛的劳作，对她们痛苦过去后获得的幸福，他都大为赞扬。

他描绘了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她是她丈夫的助手，不是丈夫的累赘。她懂得，“作出隐形的牺牲，为了他人的生命而没有回报，人的天职唯在于此”。

“这样的女人，非但不会唆使丈夫去干欺瞒、占有别人劳动果实的事，对于这种可能带坏自己孩子的勾当，她还感到深恶痛绝。她要求自己的伴侣去做正当的、需要精力、不惧危险的工作……她知道，他们的孩子们是注定要被人当作圣洁的典范的，而她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为这神圣的事业作贡献。她要在孩子和丈夫心里培养这种牺牲精神……统治着、引导着男人的，就是这种女人……哦，贤妻良母！人类的命运就由你们所掌握！”

这个呼唤的声音，带着企求和希冀……难道竟会不被人听到……过了几年，最后的希望也熄灭了，一八九五年的《致友人书》里，他说：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但是你们无法想象，我是多么孤独，对于我这个真实的人，周围的人怀着何种程度的轻蔑。”

对于他的思想变化的伟大之处，倘若连最爱他的那些人都那么不了解，我们又怎能企盼别人会对他了解得更加深入，对他更加尊敬呢？

那些与他重归于好的人，有些是因为出于一种谦卑的基督教精神，并不是因为改变了对他的感情，他总是自嘲说：“我常为托尔斯泰感到不公平，不过，就像法国人所说的，各人自有消灭跳蚤的方法。”

几年后，快要去世的屠格涅夫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在那封着名的信中，他恳求他的“朋友，俄罗斯的伟大作家”，“重新返回文学的道路上”。欧洲的所有艺术家都有着同样的焦虑与祈求。欧仁·迈希奥尔·德·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自己的《托尔斯泰研究》的结尾，借由一幅托尔斯泰身穿农民服装，手拿缝靴锥子的肖像画，雄辩地呼唤道：

“这不是您的工具，你这位创造杰作的巨匠！……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该耕耘的是人类的灵魂，那是同样应该得到呵护和灌溉的。请允许我向您说起一个人，他是莫斯科的第一个印刷工，曾有人要求他像普通的俄罗斯农民一样耕田种地时，他极力呼喊道：‘我要做的是向全世界撒播智慧的种子，而不是在地里撒播麦种！”

就好像托尔斯泰不愿充当思想粮食的播撒者似的……在《我们信仰的寄托》的最后，他写道：

“我认为，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辉，就是为照耀着大众而生的。我认识真理的才华同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这种才华就是一把火，而且是在燃烧中才能有意义的一把火。我认为我生命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在内心的光明之中生活，并高举起这种光明，让更多的人都看得到。”

但是，这种光明，这种“在燃烧中才能有意义”的火，使大多数艺术家都感到不安。他们以为他们的艺术很可能会被烧毁；托尔斯泰会像普洛斯帕罗一样，把他那根创造性幻想的魔棒永久地折断了。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要证明，托尔斯泰并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激发了艺术中的一些静止的力量，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扼杀他的艺术才华，反而升华了他的这种才华。

十三

难以理解的一点是，人们在谈论托尔斯泰对科学和艺术的思想时，总是忽略了他的那部《我们该怎么做？》，这部写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间的书，是他的这些思想的着作中最重要一部。这部书中，托尔斯泰第一次向科学和艺术发起猛烈攻击，往后所有的攻击都不及这么猛。这是一篇最激烈的檄文，是针对“科学的伪道士”和“艺术的骗子”所写的。那些知识阶层，将之前的统治阶级，包括教会、国家和军队摧毁或控制后，又霸占了其位，他们不愿意或者没能力为人类做好事，却声称人们崇拜和效忠他们，教条似的宣扬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无耻信仰，他们其实是顶着这套骗人的面具，将其个人自私自利和空虚的面具掩盖起来。

托尔斯泰又说：“千万不要认为我否定艺术和科学，我不仅不否定，反而要以艺术和科学的名义赶跑那些出卖它们神圣的殿堂的人。”

“就像面包和水一样，科学和艺术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更加重要……认识人类使命，认识人类的福祉所在，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关于人类使命的表白，关于人类福祉的表白，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托尔斯泰极力地赞美那些“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以竖琴或扬琴，形象或语言，来进行反对欺骗的斗争，表达斗争中的痛苦，表达对真善美获胜的希望，表达对假恶丑获胜的绝望，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热情企盼”的人。

《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中，他勾画出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形象，这是一些充满了痛苦而神秘的激情的文字：

“只有在不索取任何权利，只是履行义务时，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才能取得成就。因为只有当这种活动的实质是奉献时，才值得人类称颂。以精神上的劳动服务于他人的那些人，注定要为完成这一使命而痛苦，因为只有在痛苦与折磨之中，才能产生精神的世界。奉献与痛苦，这就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利。

人是不幸的，他们受苦、死亡，无暇享乐、游荡。思想家或艺术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坐在奥林匹斯山顶上，烦躁、激动、不得安宁。他们一定要确定并说出什么能给人们带来福祉，什么可以使众人的痛苦得到解救，如果他们没有确定或没有说出来，明天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有可能即将死去……真正的艺术家和学者，并不是那些培养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那些学校倒是经常培养出一些破坏科学和艺术的人；也不是凭着学历享受俸禄的人将会成为思想家或艺术家，而是那种想要不去思索、不表达内心却又做不到的人，因为他们受到两种无形的力量的驱使，那就是他内在的需求和对普罗大众的爱。世界上不存在追求享乐、志得意满的艺术家。”

这段光彩夺目的话，给托尔斯泰的天才投下了一丝悲剧性的光芒。

这是在亲眼目睹了莫斯科惨状后，内心极其痛苦的情况之下写的。科学和艺术充当了当今社会所有不平等和伪善体系的同谋，他对此深信不疑，并且永远都不会动摇这种观念。不过，当他初次接触悲惨世界的印象渐渐淡化，伤口渐渐复原，这本书里颤动的痛苦和复仇的怒火，在他后来的任何一本书里都找不到了。在他以后重新批评艺术的着作中，他将以文学的角度而不是神秘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在书中，艺术问题被从人类悲惨的背景里剥离出来，而一直以来，这人类的悲惨恰恰是让托尔斯泰一念及就要发狂的，就像那天晚上，他参观了夜间收容所后，回到家里就满怀绝望地大声哭叫。

那么，他的这些说教式的着作就变成冷酷无情的了吗？不是的，对他而言，是不可能冷酷的。直至他的生命结束之前，他还是以前那个写信给费特的人：

“对于一个人物，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物，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大可对他冷嘲热讽，甚至破口大骂，让他活活气死。”

他就是这么对文艺作品进行批判的。他对作品中的否定部分进行激烈的谩骂与嘲讽，这是他给艺术家们唯一最深刻的印象。他对他们的迷信与怀疑采取了过于猛烈的攻击，以致于他们把他当作艺术上的敌人，甚至是任何艺术的敌人。但是，托尔斯泰的批评是有建设意义。

他从来不会为了破坏而破坏，他是有破有立的。生性谦逊的他从来不说自己创立了什么。他曾经并将永远地扞卫艺术，反对艺术被假艺术家利用和玷污。

一八八七年，他那部着名的《艺术论》问世前十多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过去和未来都始终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那些自以为是文明人的人以及他们身边的学者和艺术家，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就像掌握着神权的神甫一样，他们有着所有特权阶层共有的毛病，当今的一切罪恶都来源于此。……所谓的科学和艺术，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大骗局，一种狂热的迷信，我们如果摆脱了过去的宗教迷信，就必不可免地会落入这种迷信当中……不要迷信，保持住自己的赤子之心……”

对于这个特权阶层所津津乐道的当代艺术，对于这种迷信，这个大骗局，托尔斯泰在他的《什么是艺术》中无情地予以揭露。他风卷残云般地将它的可笑、无聊、虚伪、堕落一一展现出来。这种破坏给他带来的快感，犹如一个孩子从毁掉自己的玩具里得到的快感一样。

在整个批评部分里，往往通篇都是幽默，不过也稍欠平允。这其实是战斗，托尔斯泰操起任意一件武器，恣意地挥舞，他根本不去考虑被打者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像打仗一样，他往往会误伤到一些应该保护的人，例如易卜生和贝多芬。错就错在他太激动了，批判之前无暇细想，以致完全丧失了理智，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艺术修养还欠缺。

对于现代艺术，他能有多少了解呢？他不过是了一些文学作品。这个乡绅一八六〇年起就再也没到过欧洲，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乡村里度过他一生中的四分之三的时光，能见识过什么欧洲的绘画和音乐？他唯一感兴趣的只是开办学校。

绘画方面，他都是道听途说的，胡乱地引证一些颓废的画家，像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等，他钦佩儒勒·布雷东和莱尔米特，只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具有善良的情感，但他瞧不起米开朗琪罗，而那些描绘心灵的画家，他连伦勃朗都没提到过一次。

音乐方面，他感觉不错，却不怎么在行。仅凭着幼年的印象，知道几位在一八四〇年左右就已成为古典音乐家的人，此后的音乐家就没什么了解了。不过柴可夫斯基是个例外，因为他的音乐让他感动得流泪。他对伯拉姆斯和理查德·施特劳斯都不屑一顾，就连贝多芬他都敢教训，他自以为很了解瓦格纳而评价他，其实他只听过一次瓦格纳的《西格弗里格》，并且是在幕启后才入场，而第二幕的中间他就退场了。

文学方面，不用说他了解会比较多点。但是，不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他放着很了解的俄罗斯作家不去评论，却对外国的诗人们指手画脚，这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再说，他们的作品集，他不过是随手翻了几页罢了！

随着年岁渐长，他的顽固和自负居然有增无减。他还写了一本书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成为任何人都行，但他不是艺术家。”

说得这么绝对，简直是值得敬佩！托尔斯泰坚信自己真理在握，不容置疑。他会告诉你：

“《第九交响曲》这个作品会使人们相互隔阂。”

或者：

“只有巴赫的着名的小提琴曲、肖邦的大调小夜曲，以及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人的作品当中择取的十来件作品，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都该像一种让人们相互隔阂的艺术一样被抛弃，烧成灰烬。”

或者说：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连四流作家都不如。他对性格的描写，简直糟糕透顶。”

哪怕世界上其他的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意见，他一定还毫不退让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骄傲地写道：“我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截然不同于整个欧洲对他的固有的看法。”

他总是对诺言感到困扰，他觉得诺言无处不在；越是普遍传播的观念他越是奋力反击；他挑战它，怀疑它，如同他在谈到莎士比亚的名气时那样说：“那种影响，是人们遭受到传染病式的一种影响。就像中世纪时期的十字军远征，信奉巫师，找寻点金石，对郁金香满心狂热等等。只有摆脱它后，人们才会发现这种影响的疯狂。新闻业越来越发达，这些传染病就变得越来越猖獗。”为了更好地表达这类传染病症，他还举出了“德雷福斯事件”这个例证。他是一切不公正的敌对者，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扞卫者，他鄙夷地、冷漠地谈起这一事件。

这个例子非常明显，可以证明，由于他的极端态度，导致他对谎言的怀疑，对“精神传染病”的出自本能的排斥会达到什么程度！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却没办法克服。人类道德的沦丧，不可想象的盲目，让这个心灵的透视者、热情力量的召唤者将《李尔王》看作是“劣作”，把高傲的考狄莉亚看成“没有个性的人物”。

必须承认，莎士比亚某些真正的缺陷，那些我们所没有真心承认的缺陷，确实被他很清楚地看到了，例如千篇一律地套用诗句，英雄主义，修辞单一。我理解托尔斯泰，在所有作家中，他是最缺文气的一个，对于天才最突出的文人的作品，他自然是最反感的了。

可是，对于大家都不明白的那些事情，你又何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谈论？对于一个向你完全封闭的世界，你的评判能有何价值？

倘若我们要从中找到一把钥匙去打开这个奇特的世界，这些评判当然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要探求托尔斯泰艺术之门的钥匙，它的价值却是巨大的。对于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我们不能要求他的批判完全公正无私。当瓦格纳或托尔斯泰在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谈的并非贝多芬或莎士比亚其人，他们说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是在表达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有意要欺骗我们。托尔斯泰在批评莎士比亚时，无意让自己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进行，他对莎士比亚的客观艺术都是持反对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