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有一尊大理石雕像，米开朗琪罗将其命名为“胜利者”。那是一个健美的裸体男青年，低额头上覆盖着鬈发。

他昂首挺立，膝头抵住一个俘虏的后背。俘虏胡子拉碴，弯着背，头像牛一样朝前方伸出。但是，胜利者看都不看他，就在举起拳头欲击打他时，突然住了手，那带着凄苦的嘴和犹豫不决的目光转向别处。

那条胳膊朝肩头折回，身子朝后仰着，他不再需要胜利，他已厌恶胜利。他虽然是胜利者，但他自己同时也被征服了。

在米开朗琪罗的所有作品中，唯有这尊带着疑虑的英雄形象，直到他死之前都留在他的工作室。他有一个叫做尼埃尔·德·沃尔泰尔的知己，原想将其移去他的墓地，因为这尊雕像就是米开朗琪罗，是他整个一生的写照。

痛苦没有止境，而痛苦又形式多样。有一种是因为事物的疯狂残暴而导致的，例如贫穷、疾病、命运不公、人心险恶等等；第二种是出自本身的原因，它同样是可怜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当前的境况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米开朗琪罗的痛苦就属于第二种痛苦。他具有得天独厚的力量，他生来就是为了战斗，并且战无不胜。他胜利了。但是，那又怎样呢？

他不要胜利，那不是他的愿望。这不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吗？具有英雄的天才，却没有英雄的意志；具有强烈的激情，却没有这种愿望，这是多么尖锐的矛盾！

大家可不要期盼，在许多伟大之后，在这里又看到一种伟大！我们永远也不会说，一个人因为太伟大，这个世界就无法容纳他了。精神忧虑并非有伟大的意味。就算是伟大的人物，如果其个人与世界之间、其生命和生命的法则之间不够和谐，则谈不上伟大，反而是其弱点。——干嘛要将这个弱点隐瞒起来？难道最软弱的人就不值得去爱吗？——其实他更值得去爱，因为他更需要爱。我绝不会将英雄树立得高高在上。我憎恶怯懦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敢正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脆弱。那些太容易被豪言壮语和幻想所蒙骗的民众，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英雄的谎言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世上只存在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要去爱它。

我在此所说的命运的悲剧，表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人的内心深处，它不断啃啮着生灵，直至完全毁灭它。在伟大的人类中，它是最强而有力的一个代表，一千九百年来，它以基督徒的痛苦和信仰的呼唤响遍西方。

在经过多少世纪以后，也许有那么一天——如果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个尘世的话——有那么一天，后世的人类，会俯身在这个消失的种族的深渊边，感叹着，心里有恐惧和怜悯，就如但丁站在炼狱的边缘那样。

但是，我们这些人，从小就处于这些焦虑之中，对这种心情的体会，有谁能比我们更深？我们亲眼所见，最亲爱的人在其中苦苦挣扎着，我们熟知，基督教的悲观主义，是那般苦涩而又令人陶醉。有时，我们必须做出努力，为了避免像某些人，在犹疑的当儿，跌进神圣的虚幻中！

上帝啊！生命永恒啊！世间受难人的庇护所啊！所谓信仰，只不过是对人生缺乏信心，对未来缺乏信心，对勇气和欢乐都缺乏信心！……我们知道，要经历过多少次失败才能得到痛苦的胜利！……基督徒啊，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爱你们，因为我同情和可怜你们，我也赞赏你们的忧伤。你们让世界忧伤，同时你们也将世界变得更美丽。如果你们的痛苦不再存在，这个世界便会变得贫乏。这个懦夫的时代，他们在痛苦面前害怕得发抖，大喊大叫地索要幸福的权利，而幸福往往是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

对于痛苦，我们应该勇于面对它，并且尊重它！我们赞颂欢乐，也要赞颂痛苦！欢乐和痛苦是两姐妹，它们同样神圣。它们缔造世界，培养伟大的心灵。它们是力量、是生命、是神明。谁要是不兼爱欢乐和痛苦，那就是两者皆不爱。所有体验过它们的人，就能体会生命的价值和谢世的美好。

罗曼·罗兰

（序篇）

他是佛罗伦萨的一名中产市民。

这佛罗伦萨，遍地都是黑森森的宫殿，塔楼像士兵手里的长矛，直指天空；山峦起伏，在淡蓝的天空背景上，呈现出清晰柔和的线条；低矮的小杉树一丛一丛的，和银色的橄榄树林一起，似波浪在微微翻滚。

这佛罗伦萨，它是典雅而高贵的，涌现了多少杰出的名人，例如：

总是一副嘲讽的苍白面孔的洛朗·德·梅迪西，阔嘴的马基雅维里，名画《春天》的作者——淡金色头发的波提切利，贫血病的维纳斯等等。

这佛罗伦萨，又是那般的狂热、骄傲、神经质，它盲目地沉溺在疯狂中，各种宗教的或社会的歇斯底里使之动荡不安。这里每个人都自由，每个人却又专横霸道，这里的生活既舒适，却又如同地狱。

这佛罗伦萨，他的公民聪明、热情，却又偏执、易怒，他们嘴尖舌利、生性多疑，相互妒忌和窥探，动辄相互撕咬。它不能容纳莱奥纳多·达·芬奇的自由思想，波提切利也只能像一个英格兰清教徒，在虚幻的神秘主义中终其一生，而热情灼灼的萨伏那洛拉，却焚烧起艺术作品，让他的僧侣们围着火堆跳舞。三年之后，火堆重新燃起，却将萨伏那洛拉这个先知烧死了。

米开朗琪罗，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偏执、热情和狂热的城市的居民。

他目光开阔、才华横溢而又豪放不羁，他对他们那个艺术圈子是不屑一顾的，他瞧不起他们那种做作的心态、平庸的写实、伤感的情调以及病态的精雕细琢。他虽然对待他们态度粗暴，但他爱他们。他不像纳多·达·芬奇那样，用含着微笑的冷漠态度对待自己的祖国。他离开佛罗伦萨，就会苦苦地思念它。他千方百计想毕生在佛罗伦萨生活。在战争的悲惨年月里他在这里，他想：“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在佛罗伦萨，至少死后要回来”。

他们家在佛罗伦萨可谓年代久远，作为一个老佛罗伦萨，他对于自己的血统和种族是非常自豪的，这跟他对自己的天才的自豪感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他不允许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艺术家：“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他是精神上的贵族，而且具有这个等级的一切偏见。他甚至说，“从事艺术的应该是贵族而不是平民”。

他对家庭是一种宗教的、古老的、近乎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并希望别人也像他一样。如他所言，他将“为了它而被卖作奴隶”。家庭里的一点点小事，都会牵动他的感情。他看不起自己的兄弟，他们也理应被他看不起。对于他的继承人，即他的侄儿，他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不过，不管侄儿还是兄弟们，他都将他们视为家族的代表，都对他们表示尊重。他的信中经常出现这种词句：

“……我们的家族……维系我们的家族……我们不要绝了后……”

他具有这个顽强剽悍的种族所具有的一切迷信和狂热。他整个就是用这种迷信和狂热的湿软泥构造的。但是，从这湿软泥中却迸发出一道火焰，将一切都净化了，这道火焰就是他的天才。

你不相信有天才吗？你不知道天才为何物吗？那就来看看米开朗琪罗。从来没有谁像他那样，被天才所困。这天才似乎不同于他本人的气质：那是一个征服者，侵入他的内心，将他囚住了。他坚定的意志对此也无能为力，甚至，连他的精神与心灵对此也束手无策。这激发了一种狂热，一种可怕的生命力，他的身心过于柔弱，根本就无法控制。

他始终生活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疯狂中。他浑身充满着的过度的力量，这种力量带来的痛苦迫使他行动，不断地行动，连片刻的休息都没有。

“我拼命工作，直到精疲力竭，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工作，”他写道，“我日夜工作，什么都不想。”

这种对工作的需要如同一种病态，使他的工作量越积越多。他接了太多订单，结果却无法交货，这些致使他成了一个工作狂。他简直就是要去雕刻整座山！他什么都要亲自动手，巴不得独自一人建起宫殿和教堂，他想成为多面手：工程师、凿石工。这使他过着一种形同苦役犯的生活，例如：他要建一座纪念碑，为了选材料，他会花数年时间泡在石料场，为了搬运它们，还要修出一条路来。这样，他连吃饭和睡觉都挤不出时间，他总是在写信时悲叹：

“我几乎顾不上吃饭了……就连吃饭我都没有时间……这十二年，我累坏了身体，缺少生活必需品……我一分钱都没有，衣不蔽体，不得不忍受各种艰难困苦……我在贫困和痛苦中挣扎……”

这苦难其实是想象出来的。他挣了很多钱。但金钱对他有什么意义？他活得很贫穷，被自己内心需要所奴役。他像一头拉磨的驴，让自己的工作紧紧拴住。他为何要这样自讨苦吃？他不可以让自己不要这么受苦吗？没有谁能明白，连跟他脾气相似的父亲也不明白。他父亲在写给他的信中责怪他：

“你弟弟告诉我，你生活十分节俭，节俭到清苦的地步：节俭是美德，但自虐就不好了，会对你的身心带来损害，它是上帝和人类都不喜欢的恶习。你现在年轻还没什么问题，但等你不再年轻时，这种悲惨的生活给你带来的病痛就会全部冒出来。不要过太苦的日子了，要过适当好一点的生活，必需的营养一定要保证，切记不要过于劳累……”

但是，所有规劝都对他无效。他从来就不愿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每天只吃少量面包，喝点儿葡萄酒，只睡几个小时的觉。在博洛尼亚雕刻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时，只有一张床供他与他的三个助手睡觉。

他经常是和衣而睡，连靴子也不脱。有一回，他的腿肿得脱不下靴子，只得将靴子割破，连皮带肉地扯下来。

因为他这么可怕地不讲究卫生，果然被他父亲言中，他经常生病。

从他的信中得知，他生过十四五次大病。有几次高烧，差点儿要了他的命。他的眼睛、牙齿、头部、心脏都有病。他常犯神经痛，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睡觉让他觉得是苦差。他未老先衰，才四十二岁就极其衰老。他四十八岁时，曾这样写过：要是工作一天，就需要休息四五天。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去看医生。

这般疯狂地干活，对他的肉体造成了巨大影响，不过，这还比不上对他的精神所带来的影响。他被一种悲观的情绪所缠绕。这是他们家族的一种遗传病。他的父亲大概也经常被妄想症所折磨，米开朗琪罗很年轻的时候，就曾千方百计地宽慰他的父亲。但是，对比他所照顾的人，他自己的病情更为严重。他生性多疑，再加上没有间歇地劳动，极度的疲劳从来得不到休息，自然致使他陷进疑虑和狂乱之中。

他怀疑他的仇敌和朋友，也怀疑他的父母、兄弟和继子，他怀疑他们都巴望着他早死。

他对一切都感到焦虑不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而他的家人却对此加以嘲笑。如他自己所言，他生活在“一种忧郁或者是癫狂的状态”。长此以往，他竟爱上了痛苦，似乎从中找到了一种苦涩的乐趣，他在他的诗里说：“越使我痛苦的，越让我喜欢。”

所有的一切，即便是爱和善，都是他痛苦的源头，“我的忧伤，就是我的欢乐。”

在广袤的宇宙中，他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只有痛苦，他就是为了痛苦而生的。世界上的一切悲观失望全都概括到他的这句话里，这句绝望的、极其不公的呐喊声里：“万千欢乐不敌小小痛苦！……”

“他精力过人，”孔迪维说，“几乎使他与整个人类社会完全隔绝。”

他总是孤单的，他恨人，也遭人恨。他爱人，却无人爱他。人们对他既钦佩又害怕。最终，他让人对他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他凌驾于他那个时代。这让他稍感安慰。他从高处看人，别人则从低处看他。他从未休息过，最卑微的人拥有过的那份温馨他从未拥有过，安然地躺在别人的怀抱里入睡的幸福，他这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哪怕只有一分钟。女人的爱情从来不曾眷顾他，而唯一出现过的维多莉娅·科洛娜，也如一颗纯洁而冷静的友谊之星，只在他荒凉的天空作了短暂的闪烁。周围是夜一般的漆黑，他炽热的思想如流星般匆匆穿过，那是他的欲望与狂乱的梦幻。

贝多芬可从未有过这样的黑夜。因为这样的夜晚一直存在于米开朗琪罗的心中。贝多芬的忧伤是因为社会的过错。他渴望欢乐，他本人天性活泼开朗。而米开朗琪罗是因为他自己忧郁成性，令人害怕，使人本能地躲开他，他在自己的身边制造了一片空白。

最糟糕的不是孤独，而是跟自己过不去。他无法让自己好好生活，不能控制自己，并且老是否定自己、反对自己、摧残自己。他是天才，却有一颗背叛这个天才的心灵。有人说这是他的宿命，命运使他激烈地反对他自己，并且阻止他完成任何伟大的计划。这种叫命运的东西其实就是他自己。他不幸的关键，或者说他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缺乏意志力和性格脆弱，这往往是人们很少看到或极不敢去看的东西。

不管是在艺术和政治上，还是在他所有的行动和思想中，他都是优柔寡断的。他根本无法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种办法之间作出选择。例如：有关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碑、圣一洛朗教堂的面墙、梅迪西的陵墓等的情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不断地开始又开始，总是没有一个结果。他总是在要和不要之间犹豫不决。他刚刚作出的抉择，立即又产生质疑。他晚年就再也没有完成什么大作了：他厌倦一切。

有人说他的任务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有人说他之所以举棋不定完全是他的买主们的责任。可是大家不要忽略，要是他自己坚决不干的话，没有人可以逼着他干的。但是，他没有拒绝的勇气。

出于道德和胆怯的原因，他在各个方面都很脆弱。他的苦恼总是因为他思虑过多，并且，这种种思虑对性格稍微坚强点的人来说，完全不值一提。因为夸张的责任心，他自以为是被迫去干一些粗活，其实这种粗活任何一个工匠都能比他干得好。他不能兑现合同，却又放不下这些合同。

他的脆弱是因为他太胆小谨慎了。他被尤利乌斯二世称为“可怕的人”，同时却被瓦萨里称为“谨慎的人”——他太谨慎了。可是，这个“使所有人，甚至使教皇都害怕的人”却害怕所有的人。跟亲王们在一起，他害怕，但是，那些在亲王们面前唯唯诺诺的人，他又瞧不起，说他们是“亲王们的驴”。他一心想躲开教皇，可是却没有躲开，并且还俯首听命。买主们在信上言语不恭，他都能容忍，并且还低声下气地回复。他偶尔也会跳起来，高傲地说话——不过他总是会再三忍让。

他一直在挣扎，却无力斗争，直到死去。所有教皇中，只有克莱蒙七世待他最宽厚，这位教皇与一般人所言恰好相反，他了解他的弱点，颇为怜悯他。

在爱情方面，米开朗琪罗完全丧失尊严。在费波·德·波奇奥这种混蛋面前他都很谦卑。而托马索·德·卡瓦列这个可爱却平庸的人，却被他视为“伟大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