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众挽救了他。托尔斯泰一直对民众有“一种奇特的亲情”，这种情感从没有动摇过。最近几年，他也如同列文那样，与民众接近了许多。他开始挂记那亿万的生命，他们不像那些学者、富人和无所事事的人，不像这些人要么绝望自杀，要么醉生梦死，要么像他那样苟且偷生，他们根本就生活在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他们那亿万的生命为什么可以摆脱那种绝望，为什么没有自杀？他发现那并非是因为他们的理智，他们反而是不顾理智的，他们通过信仰而生活，这不顾理智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人活下去的力量。没有信仰就不能活下去。在人类最初的无穷思想中，宗教思想早就已经酝酿起来了。对人生之谜以信仰作解答，反映了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是不是了解宗教书籍中那些智慧的公式就够了？不是的，信仰并非一门学问，它是一种行动，只有被实践了才有实在的意义。托尔斯泰看到，思想正统的有钱人都认为，信仰只是一种“人在享乐中的慰藉”，他反感这种说法，他毅然投身于普通民众当中，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做到生命与信仰和谐地融合。

但是怎样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普通民众呢？别人是有道理的，仅仅知道这一点是没用的，我们要与他们一样，可是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祈求上帝，贪婪地向上帝伸出双臂，可全都是徒劳。上帝避开了，上哪儿抓住他呢？

终于有一天，上帝的恩泽降临了：

“我独自待在早春的深林里，听着那阵阵林涛。我在思索，我近三年以来的困惑、对神明的追求，不断地在快乐和绝望之间起伏……突然，我知道了，只有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想到上帝时，我会从内心深处感到，生命那欢快的波浪在激荡着。身边的一切全都活跃起来，什么东西都具有一种意义；而当上帝在我心里消失时，我的生命也停止了。”

我在心底里呼喊：

“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寻找呢？我要找的就是他，没有了他，我就不能继续活下去。要知道，神和生活是一回事，神就是生活。”

“从这一刻起，这道光芒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他得救了。神显现在他眼前。可是，他并不是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他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痴迷。因为在他身上，亚洲人的梦幻与西方人对理性和行动的崇尚相互交织，所以，他得随即将所得到的启示转变成信仰进行实践，并从中找出日常生活的永恒规则来。

他心怀虔诚，愿意相信自己家人的信仰，由研习他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开始着手。为了更加紧密地贴近教义，三年以来，他严格地遵守所有的宗教仪式，忏悔，领圣体，对自己感到不快乐的事情不下结论，亲自探索自己觉得隐晦的难以理解的东西，与自己所爱的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在这信仰下紧密团结，执着地盼望着到时候“爱将会为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他的理智和他的心灵开始反抗了。他觉得某些行动是很丑恶的，像洗礼和领圣体的事。当别人强迫他说圣体就是基督真实的血肉时，他感到自己心上好像被捅了一刀。但是，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的并非教义，而是现实的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各教会之间相互仇恨；第二，公开或者默许地赞成杀人，即赞成战争和死刑。

这三年来托尔斯泰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思想，这一次，他无所顾忌了。昨天他还在偏执地实践着宗教，现在他开始愤怒地践踏了，他终于做出了决断，激烈地与之决裂。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间，他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中，把它看作是“有缺陷的谎言，而且是有意地谋求利益”。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三年间，他在其《四福音书的统一性和演绎》中，用福音书来与之对抗。就这样，他的信仰在福音书中建立起来。下面的话语就是他的信仰：

“我相信基督教学说。我相信，只有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幸福。”

这种信仰根源于摩西的山中布道，托尔斯泰将其主要教导归纳为五诫，分别为：戒发怒；戒犯奸；戒发誓；戒以怨报怨；戒与人为敌。

这是基督教义中的消极部分，而它的积极部分只概括为一诫：爱上帝和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基督说过，若有谁违反这些训诫，他在天国的地位将是最低的。

托尔斯泰又天真地加以补充：

“在过了十八个世纪后，我发现了这些训诫，就像刚发现一件新的东西一样，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

那么，托尔斯泰真的就相信基督这个神吗？不是的。他给基督冠之以圣贤中最伟大的圣贤之名，如梵天、菩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比赛亚，他们为人们指点迷津，让人们走上通往真正的幸福的道路。他们是伟大的宗教创始人，是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神和先知，托尔斯坦就是他们的忠实信徒。他极尽所能地去扞卫他们，抨击那些他认为是“伪善者”和“律法家”的人，抨击教会的代表，抨击傲慢的科学和“科学的伪哲学”的代表。这并非说他在借助启示来反对理智。

自他从《忏悔录》中叙述的烦恼阶段走出来后，他几乎完全信奉理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起初是圣子，”他跟圣约翰几次三番地说，“圣子，即‘理智’”。

一八八七年他的《生活论》的题词里，引用了帕斯卡尔的名言：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整个大自然中，它是最脆弱的，却是有思想的一根芦苇……我们的一切尊严皆蕴藏在思想之中……让我们好好思考吧：这就是真正的道德。”

这里所说的理智不是科学和狭隘的理智，并不是“以偏概全，把动物性的生活看成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智，而是主宰人类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法则，“是人类这种有理智的生物所应该遵循的生活规则”。

“这种规则与支配着动物的滋生繁衍、草木的生长繁茂、大地和星辰的运行规则相类似。我们的生命，只在遵循着这条规则中而存在，只在将我们的动物性在理智的律令下受到束缚而存在，从而获得善……理智无法定义，我们也无需给它下定义，因为不仅大家都认识它，而且我们认识的也仅仅是它……人是凭着理智来了解一切的，而非信仰……只有当理智显现出来时，生命才真正得以开始。理智的生命是唯一真实的生命。”

如此说来，我们有形的、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它并不属于我们”，托尔斯泰说道，“因为它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在“个人的”激情和“理智的”激情之间，使它们的相似性得以增加的是，这些激情并不满足于爱，它们要用行动来实现。

“不要说，要做。”基督说。

理智的具体活动是什么？是爱。

“人类只有唯一的一项理性活动，那就是爱。爱是心灵的光辉，是最合情理而又最光明的……爱是最真实最崇高的善，它能解决人生所有的矛盾，它能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为他们作出牺牲：因为爱就是为所爱的人献身，只有牺牲自己才是真爱，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爱的方式。所以一个人只有懂得了不存在仅属于自己的幸福时，真正的爱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这时候，他生命中的一切精髓，才能去滋养真正的爱的高贵接枝；而这个接枝出于生长的本能，就会从粗野的、动物性的本体中汲取养料……”

理智和爱热烈地相互结合，构成了他狂热的信仰。他被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了教籍，他对此作出了回应，同时为自己的信仰做了庄严的表达：

“我相信上帝，在我看来，他是精神和爱，是万事万物的精髓……我认为人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做才能得到幸福；我认为上帝的意志就是，所有人都应该爱别人，为别人牺牲，就像为上帝牺牲一样。就像《福音书》上说的，这是一切律令和预言的要旨。”

“我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仅仅在于助长人生的爱。我们的一生，爱的力量的增长相当于一天天增加的幸福，到另一个世界里，就是完美的幸福。比起任何其他的力量，这种爱的增长更有利于在这个尘世建立起天堂，换而言之，就是要建立一种和谐博爱的新秩序，来替代一种分裂、欺骗与弱肉强食的生活组织。为了在爱情观念上获得进步，我们唯有用祈祷的办法。但这种祈祷又不同于在教堂中做的公共祈祷，那是被基督所痛斥的；我们要做的是基督以身作则的那种祈祷，使我们更加坚信生命的定义……我相信生命永恒，相信普天之下，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善有善报。我对这一切坚信不疑，所以我虽然年事已高，但还应经常努力阻止自己盼望肉体的消亡，即我的新生……”

十一

他以为他不安的心灵找到了休憩的庇护所，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新活动的起始。

迫于家庭责任，他跟家人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

一八八二年一月，他参与了人口普查工作，这使他得以亲眼目睹大城市贫困的一面。这种贫困的状况给他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

那个被文明所掩饰的疮疤，他第一次接触到它的那晚，跟一位朋友讲起来时“扬起拳头，痛苦地大喊大叫，涕泪长流”。

“人不能过那种生活啊！”他哭泣着说，“这种情形不可以存在的！

不可以存在的……”他又持续数几个月处于可怕的沮丧之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你以前老是说：‘我没有信念，真想上吊自杀。’可是现在你有信念了，怎么还是那样悲伤和苦恼？”

因为他的信念不是伪善者的信念，不是那种骄傲得意的信念；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私自利，没有那种只顾自己超度，却不顾他人命运的自私自利；因为他心中有爱，因为他已无法忘记他所见到的那些悲惨的人，而且，他那颗善良仁慈的心，让他感到自己应该对他们的痛苦与堕落负责任：他们是这个文明的受害者，他也是这个文明中的一分子，他享有的精英阶层的特权，却是牺牲了成百上千万的人而换来的。这种罪恶换来的福利你接受了，你就是参与制造了这种罪恶。要是不把这些罪恶揭露出来，他的良心将不得安宁。

他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着的《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中，对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危机作了一番表述。他这次病得比第一次更为悲惨，后果也更为严重。人类的苦海中，在那真切存在的、不属于无病呻吟的痛苦汪洋里，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算得了什么呢？他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不可能在亲眼见到之后，还不采取行动不惜任何代价地去消除它。可是，他能做到吗？

有一幅他的肖像画，是我一看到就深受感动的，它能表达出托尔斯泰当时是多么痛苦。他正面坐着，双臂环抱，穿着农民外套，神态沮丧。他的头发还很黑，但唇上的短胡子已经灰白了，长须和颊髯完全是白的。两重皱纹爬到他漂亮的宽额头上，形成一道和谐的沟纹。

他那犬形的大鼻子里，那双坦诚、清晰却忧郁地看着你的眼睛里，多少善良藏在其中！那双眼睛深信不疑地将你看透！它们为你叹息和悲哀。塌陷的面颊上，划了一道道痛苦的印痕，眼皮下有一条条的皱褶。

刚哭泣过的他显得非常坚强，因为他准备投入战斗了。

对莫斯科的惨状，他用一种摄影般的手法进行精确的描述。他把在贫民区或收容所参观亲眼目睹的情形照实描写出来。

他一开始就认为，要拯救那些不幸的人，并非是用金钱可以办到的，这一点他坚信无疑。因为他们多少已经被城市的腐化和堕落所侵害。于是，他勇敢地在寻找罪恶的源头。把制造这宗罪恶的可怕链节，一节一节地展示开来。首先是富人，他们那该死的穷奢极欲，引诱着人们堕落下去；继而是不劳而获的思想；然后是国家这个权利者为剥削和压迫他人而创造的残忍实体；再就是狼狈为奸的教会和科学、艺术……

这是一支罪恶的大军，怎样才能将其打败呢？起码的一条，就是不参与其中。拒绝参与剥削别人的行动，放弃财富，不为国家服务。

这还不够，还必须“不欺骗”，不畏惧真理。必须“忏悔”，抛掉根深蒂固的教育所带来的骄傲。最后，必须身体力行地劳动，也就是要“用汗水换面包”。

那最后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告诫。托尔斯泰估计那些社会精英们会嘲讽他，所以对此预先作了回答。他说，体力劳动不会降低思考能力，反而能增长智慧，而且也符合本性的正常需要。劳动可以强身健体；劳动也可以启发艺术。另外，它还能促进人们重新团结。

托尔斯泰在他后来的着作中，把这些精神健康的信条补充了进去。

他焦急地考虑，如何拯救灵魂、增强精力。低级的娱乐可以麻痹你的意识，残酷的享乐能够灭绝人的良知，该如何摒弃这一切呢？他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放弃了他最喜爱的嗜好：狩猎。他为了锻炼意志而节制食欲。就像运动员为了拼博取胜，他强行给自己施以一种残酷的训练计划。

《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体现出托尔斯泰离开宗教冥想的相对平静，准备进入纷繁社会的艰难旅程的第一站。从这开始，就拉开了那场为期二十年战斗的序幕。谴责一切党派，并立身于一切党派之外的老人，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的预言家，开始孤身一人，向文明的种种罪恶和谎言宣战。

十二

他的精神革命，他身边的人并不感兴趣，还反倒使他的家人非常难堪。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早就在旁边忧虑不安地观察着，观察着他徒劳地抗争的病症的发展。打从一八七四年起，眼见丈夫为学校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神，她就开始又气又恼了。

“这些启蒙读物，算术、文法，我完全瞧不上，我无法装做对它们感兴趣。”

而当教育被宗教取代后，情况更加糟糕了。对托尔斯泰这个新皈依者最初的倾诉，伯爵夫人是非常反感的，甚至于当他在信中说到上帝时，都必须求她原谅：

“我提到上帝的时候，你可不要像有时所表现的那样生气发火。

我避不开他，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础。”

不可否认，伯爵夫人被他感动了，她把自己的烦躁竭力压抑着，不过，她还是不安地观察着自己的丈夫：

“他直勾勾的眼神很怪异，几乎不说一句话，好像这个世界不存在似的。”

她估计他在生病，她说：“列夫自称他一直在工作。唉！他在写的只是些浮泛的宗教论述。他一边读一边思考，闹得头疼，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教会的说教不符合福音书的教义。对这些东西有可能感兴趣的人，整个俄罗斯顶多也就是十来个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希望快点结束这件事，但愿这不过是他生了一场病。”

可是病症毫无消失的迹象。他们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虽然还是互敬互爱，可是两人无法互相理解。他俩都尽力为对方作出让步，可是，这种让步通常变成了彼此的伤害。托尔斯泰不得不跟着家人来到莫斯科。他在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的《日记》里写道：

“这一辈子最艰难的一个月：羁旅莫斯科。大家都安顿下来了。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生活？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着！可怜的人们……”

同样的时期，十月十四日，伯爵夫人这样写：

“莫斯科。到明天为止，我们来这里就有整整一个月了。前两周，我每天都要哭，因为列夫不仅满腹忧伤，而且非常沮丧。他寝食难安，有时还会哭泣，我几乎要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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