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也纳这座充满了轻佻和浮华的城市里，贝多芬这种傲岸又自由不羁的天才根本不可能讨人喜欢。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离开这里。在一八〇八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下定决心离开奥地利，打算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音乐之都维也纳终究有一些高雅的鉴赏家，他们发现了贝多芬的伟大，正是这些独具慧眼的人们，使他们的祖国避免蒙受失去贝多芬的奇耻大辱。

一八〇九年，维也纳三位富有的贵族承诺每年给他四千弗罗林，唯一的要求是他必须留在奥地利。这三位具有慧眼的贵族就是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他们说：“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忧的前提下，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艺术创作，伟大的作品才有可能诞生。所以我们决定支持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为他的创作消除物质上的障碍。”

很遗憾，这笔年金并没有足额支付，没过多久就完全停止了发放。

一八一四年的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也改变了。当时的社会开始青睐政治而鄙薄艺术，将贝多芬视为迂腐的代名词。

此后，他的朋友和保护人相继死亡或分离，一系列重大变故接踵而至：一八一二年金斯基亲王去世；一八一四年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去世；洛布科维兹也于一八一六年去世。而拉美莫夫斯基——贝多芬的第五十九号作品的受赠者，也在一八一五年二月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贝多芬童年时代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在一八一五年与贝多芬因一言不和而分道扬镳。从此，贝多芬的世界里一片孤独。他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里写道：“我孤苦伶仃地活在这世上，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的耳朵之前只是重听，这时也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开始，他跟别人只能用笔交流。一八二二年，在《菲岱里奥》演奏会上，贝多芬自己要求指挥总排练，辛德勒这样叙述当时的场景：

“……从第一幕的第二部开始，明显地，他已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他将演奏减慢了很多，乐队跟随他的指挥棒演奏，而歌手们却不管不顾地往前赶。一切就这样乱套了……重新开始后，还是出现同样的混乱……演出不可能再由贝多芬来指挥了，可是怎么跟他沟通呢？

谁也不忍心对他说：‘退下吧，可怜的人儿，你无能为力了。’贝多芬焦急不已，烦躁不安地左顾右盼，试图从大伙的表情上看出端倪……突然，他大声把我叫过去，递过他的笔记本，要我写下来。我写下这句话：‘求您不要再指挥下去了，回去后我会告诉您原因。’

“他猛地跳下来，冲我叫起来：‘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一进门，就瘫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就这样呆到吃饭。饭桌上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显得无比痛苦、虚弱、颓丧。……告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治疗耳疾的名医……十一月里的这一天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一天，在我与贝多芬来往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我从未见过哪一天能与这天相比。他的心灵受到重创，他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可怕场面的阴影之下，直到死去的那一天为止。”

两年后，即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担任《合唱交响乐》的指挥时，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时，全场向他发出一片喝彩声，而他压根儿就没有听到，直到一位女歌手拉起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他这才突然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挥舞着帽子，鼓起掌。

一八二五年左右，美国旅行者罗素见过他弹钢琴，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没有响声，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和抽搐的手指，令人无比伤感。

他开始自我封闭，只有大自然能给离群索居的他带来些许慰藉。

贝多芬这样写过：“世界上没有人如我一样喜爱田野……我喜爱一棵树超过喜爱一个人……”在维也纳，他每天都要绕城墙转一圈；在乡间，他总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地散步，不管是烈日高照，还是风雨飘摇，他都不戴帽子。“万能的主，我在树林里，多么快乐啊！在树林里，我快乐无比，每一棵树都向我传递着你的话语。上帝，太美妙了，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丘上，如此的寂静，它在为你效劳。”

可是，财务带给他的烦恼却使他精疲力竭。一八一八年，他这样写过：“我几乎要沦为乞丐了，但我还得装，装作自己衣食无忧。”

他还这样写过：“写作品第一百零六号时，确实是迫不得已了。为换取面包的创作是苦不堪言的。”据施波尔说，贝多芬的鞋裂口子了，他经常无法出门。因为他的作品卖得不好，他不但没赚到什么钱，还欠了出版商许多债。《d大调弥撒曲》只有七个人订购，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的那些精品奏鸣曲，他创作每一支曲子都花了三个月，但是，每一曲给他带来的回报勉强算来也才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指定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或许是他的最深邃的作品，是和着他的血泪的作品，可是，亲王却没有付给他一分钱。

生活是如此窘迫，可是，他还要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为了向别人索取答应给他的报酬，他要打官司。一八一五年，他的兄弟因肺结核去世，留下了一个儿子，他为了保留对这个侄子的监护权，也要打官司。

他将满心的温情全倾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叫查理的侄子，他有一个很不称职的母亲。一开始，贝多芬必须跟他这个弟媳争夺查理。他这样写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卫，我唯一的避难所！我看透了我的心灵深处，有人与我争夺我的查理——我的宝贝，我不得不承受这种苦痛！听听我的呼唤吧，我不知如何称呼的神明呀，在你的造物中，这个最不幸的造物，请接受他强烈的祈祷吧！”

“啊，我的上帝！救救我！你看到了的，全人类都抛弃了我，因为我不愿向不义低头！请接受我的乞求，至少在以后，使我能和我的查理生活在一起……哦，命运如此残酷，如此不可调和！不，不，我的不幸永远也不会结束！”

他热烈地爱着他的侄子，如此信赖他的侄子，可是，这个侄子却并不配得到这一切。在给他的信里，贝多芬显得非常痛苦和愤懑，就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一样，不过他显得更为天真，更加感人：

“最卑劣的无情无义的回报，难道我还需要再次得到吗？如果要割断我们之间的联系，那好，就随他便吧！当那些秉持公正的人知道后，他们都将恨你……使我们连在一起的种种约束，如果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世间的一切都在按上帝的意志发生——把你交给主，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那最高的审判者……”

“像你这种被惯坏了的孩子，想方设法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吧，这样对你才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你那么虚伪地待我，太让我心痛了，也让我很难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但愿与你相距千里，远离你这可悲的小兄弟和这般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然后他签了名：“不幸啊，你的父亲——或者也是幸运，我不是你的父亲。”

但他立刻又心软了：

“我亲爱的儿子！什么也不要多说，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至于你的将来怎么安排，我们好好谈谈吧。我以我的荣誉担保，我一定不会责备你！责备将毫无用处。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只会是疼爱，是最亲切的帮助。来吧，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窝里来。贝多芬。

“来吧，接到这封信立即就回家来。”

在信封的背面，他还写着一行法文：“若您不来，就必是令我去死。”

他又哀告说：“不要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若别人说的都是真的，你以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可耻啊……再见，虽然不是生你的，但一定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成长竭尽心血的人，用他比父爱尤甚的爱，从心底深处求你走上唯一的善良和正直的大道。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他全身心地爱着这个叫查理的孩子，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但是，孩子的表现却令人失望，根本不配得到他伯父如此的信赖。

这个侄子并非缺少天资，贝多芬本想将他引入大学，但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最后只得答应他让他去经商。可是，查理却爱去赌场，并欠了大把债。

做伯父的具有伟大的情操，做侄子的却没有得到有益的影响，反而使他恼恨和反抗，他如此可耻地说过：“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一八二六年夏天，他居然对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他自己并没有死，倒是贝多芬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

贝多芬临终前，他也没有陪在身边。贝多芬曾在给他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未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为我送终。”不过，给他送终的并不是他称为“儿子”的那个人。

欢乐颂

陷在忧伤的深渊里，贝多芬着手歌颂欢乐了。

他这一生始终希望歌颂欢乐，以此作为他某部大作品的终曲。一七九三年，他还在波恩那时候，就考虑过此举。整个一生，他都在琢磨歌颂的确切形式，琢磨着可以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直没有定下来。即使是在《第九交响曲》，他也仍然在犹豫。在最后一刻，他还想着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第九交响曲》差点就有了一个与现在不同的结尾。要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不是大家常常听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终曲的交响曲》。一八二三年七月，贝多芬还在考虑用器乐曲作为它的终曲，后来，这段器乐曲被他用到作品第一百三十二号的那个四重奏里了。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对于这个念头，在一八二四年五月的演出过后，贝多芬一直没有放弃。

要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这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要与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下不了这种狠心。他说：“一个念头突然迸出来时，我就听到一种乐器在弹奏它，我从来就没听见过人声在歌唱。”

所以，他使用声部时总是尽量延后。他不仅将终曲的吟诵交给器乐来演奏，甚至连欢乐的主题也是如此。

这个不幸的人，愁苦一直在折磨着他，而他却一直想要歌颂欢乐！

然而，他却又因为不断地卷入激情与愁苦，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实现了夙愿。

当欢乐的主题首度出现时，乐队戛然而止，突然的寂静让一种神秘而又神圣的气氛注入歌唱之中。确实应该如此：这个主题就是神明。

这份从天而降的欢乐，被神圣的平静包围着：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当它无声无息地渗进正在康复的心灵时，起初的接触非常温柔，就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的感受一样——“看到他温柔的双眼，直想流泪”。

主题随后进入声部，一开始表现的是低音部，情调有点严肃和压抑。逐渐地，欢乐把人攫住。这是征服，是在与痛苦战斗。接下来是进行曲的节奏，军队浩荡，男高音热烈而急促，那一切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可以从中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到启迪而发出的呼喊，让人看到他边作曲子边走过田野，那么陶醉而狂放，就像置身于雷雨之中的李尔王。然后是宗教的陶醉，神圣的狂欢，疯狂的爱。全人类都向苍天伸开双臂，强烈地欢呼，往前冲去，去迎接欢乐，并把它紧搂在怀里。

平庸的公众被巨人的作品所战胜，充斥着轻浮之气的维也纳，一时也被它所震撼。

但是，贝多芬在这里总是感到忧伤和侮辱，因为当时的维也纳，被罗西尼和意大利的歌剧占领了。他要去伦敦定居，还想把《第九交响曲》定在那儿首演。不过，他的几位高贵的朋友再三恳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得知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这部作品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表达了您的信念所启迪您的那些情感。一种超自然的光芒已经深入到你的心灵，它被此照耀着。而且我们还知道，在您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添加了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您最近几年隐遁了，这让所有曾把目光转向您的人感到难过。大家都很痛苦，都在思索着，当一种外国音乐想方设法要移植到我们的舞台上，以使德国艺术被人遗忘的时候，而那位天才，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他却保持着沉默……我们的民族在期待，期待一种新的生命和光荣，期待一种不顾当今潮流而重创真与美的时代，能担当起这一重任的人只有您……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愿，但愿您能尽早让我们实现……但愿仰仗着您的天才，为了我们，为了世界，未来的春天鲜花更盛！”这些挽留他的信言词恳切，也得以证明，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贝多芬所享有的巨大威望不仅表现在艺术上，而且表现在道德上。

崇拜他的人们颂扬他的才华时，想到的第一个词儿不是科学术语，也不是艺术术语，而是“信念”。

贝多芬被他们的诚心所打动，他继续在维也纳待了下来。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极其成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贝多芬一出现，观众们就不停地鼓掌，甚至一连鼓了五次掌。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家，哪怕是皇族驾临，一般都只鼓三次掌。演出如此狂热，连警察都出动了。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很多人当场感动得哭泣。音乐会后，贝多芬激动异常，竟晕了过去。有人把他抬到辛德勒家，他一直昏沉地和衣躺着，一整夜都没有吃喝。

不过，胜利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贝多芬并没有因此得到钱。音乐会没有给他带来哪怕一分钱的收入，他穷困的物质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虽然他贫病交加，孤独无助，但他却是个胜利者，是战胜人类平庸的胜利者，是战胜自己命运和痛苦的胜利者。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这个凌驾一切的上帝！”

悲剧的终结

终于，他抓住了他这一生的追求。他获得了欢乐。他会在这让暴风雨平息的心灵的最高境界久留吗？是的，有些时日，不得不时常跌进往日的忧愁之中。在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斥着怪异的影子。

然而，似乎《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带给了他光荣。他将来有这些计划：

创作《第十交响曲》和《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曲、为克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音乐，还有创作《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典大师们那种强有力的宁静，如巴赫和亨德尔。

一八二六年，施皮勒大夫见了他一面，他说，贝多芬看起来容光焕发，非常精神。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失意的诗人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到贝多芬时，是贝多芬鼓励他振作起来。格里尔巴泽说：“啊！

要是我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就好了！”

时事如此艰难，人们的思想被反动的专制政治所压迫。格里尔巴泽叹息着说：“审查制度扼杀了我。要是你想自由发表你的言论和思想，就该去北美。”但是，贝多芬的思想是任何权势也没法锁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