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乾坤早晨睁开眼，看见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起来了，正气喘吁吁地一个腿跪在脚地上，把一背篼麦芒柴往土炕里填。

母亲老了！她的衰老连个渐进的过程都没有。父亲的去世，妹妹的出走，母亲在痛苦煎熬中度过了几年。现在母亲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盼望着儿子能早一天回到她的身边。

想到自己不久又要离开母亲，要到县城上班去了，张乾坤的心里矛盾极了。在他看来，拿忠孝难两全来安慰自己，还不如说是给自私找了个借口。

在张乾坤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那双明亮的眼睛和忙忙碌碌的身影。

记得在他五岁那年的冬天，淘气玩耍崴伤了脚。父亲当时不在家，母亲就踮着小脚。背着他翻了几道梁，到东塬畔老中医家给他还骨炙伤。在往回走的路上，母亲怕冻着他的手，一直用下巴压着他搂着脖子的小手，他的下巴紧挨着母亲后领露出的脖颈上，小鼻子贪婪地呼吸着，温暖湿润极了……

张乾坤看了一眼满头银发的母亲，他一下用被子蒙住头，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转，一次又一次地往外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逼了回去。

正月十五月亮满圆的晚上，外面一片清亮。村庄和周围的山野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张乾坤踏着一片银白的世界，上了庄子右面的馒头山。他蹲在山顶的一片枯草地上，卷起一根旱烟棒，一边抽着旱烟，一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下的杜堡子庄子……

此刻，他想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儿时一直想到现在。这片黄土地给了他一切，他已经与这片土地有了难于割舍的情结，他抱定了要在这块黄土地上洒一辈子汗水的念头。想到慈祥、勤劳、善良的母亲，他有责任和义务留在这里生活、劳动。他多么想干这份惩恶扬善的工作。在他刚懂事时，能干上这份工作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

为了年迈的母亲，他决定放弃到县城公安局报到上班的工作机会，毅然留在母亲的身边。

第二天一大早，张乾坤从内衣的上兜里摸出那份到县公安局上班的通知书，瞒着母亲来到南原城，把不参加工作的申请书和报到上班的通知书，一并交给在南原公社当秘书的老同学刘庆隆手里，托他把这件事到县上帮助办理好……从那一天起，张乾坤回到杜堡子生产队当了一名农村的社员。

杜堡子生产队长靳兴荣，个头不算太高，可鬼点子蛮多。他以“照顾”老同学为由，给张乾坤安排了个生产队饲养员的差事。靳兴荣特意这样做，还声称是照顾老同学，其实他是另有用意的。张乾坤从小就不怕天、不怕地，现已长成了二十三岁的小伙子，生活阅历使他显现出青年男人的骨气。不要说他靳兴荣了，恐怕老于世故的人也难对付他。因此，靳兴荣想出了这样一个绝妙的办法，让张乾坤和李拴柱一起饲养生产队的牲口，把他和其他社员隔离开来。这样一来，让张乾坤有浑身的本事没处使去。他掂量来掂量去，全生产队的社员里，只要把他的这位老同学“安排”妥当了，他的生产队长就能坐稳当。

张乾坤心知肚明老同学对他的这份“照顾”，什么也没言传就去了饲养圈。

生产队的牲口圈安在杜家大堡子里。饲养员除了张乾坤和李拴柱外，还有一个成分高的社员。他们三个人，除了饲养生产队的四五十头牲口外，还负责给生产队赶大车。

张乾坤和李拴柱在一搭里干活，每天是有说又有笑，他们之间无话不谈。但张乾坤唯独没有在李拴柱跟前打问他卸任农会主席的事。

正月二十三燎完干，第二天一大早，张乾坤和李拴柱赶着生产队的大车，到西山给生产队拉煤。

他们把大车赶到南原城西门口时，看见一群去县城上学的学生娃娃跟在两个人的屁股后面转。不远处顺序停着两辆装满粮食麻袋的卡车。不用问，这肯定是穷学生娃缠着司机，想搭乘个便车。其中一个司机好说话，虽口头上说“不能带、不能带”，可当他把车发动着要走时，有几个胆大的学生娃娃爬上卡车，他也就不再说什么，还把头伸出驾驶室，安顿让娃娃们坐好，然后开上车就走了。另一个司机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拒绝搭载。有几个精明点的学生娃娃，一见司机进了驾驶室，便从怀里掏出家里大人给他们准备的一些吃伙，放到驾驶室里，不问同意不同意便往卡车上爬。他们几个人壮胆刚爬上卡车，却被司机臭骂了一顿，又低着头下了车。

站在一旁的张乾坤，看到这几个无奈的学生，好像他们都是自己的亲弟弟，心里不是个滋味。他正想上前帮他们给司机说几句好话，只听几声汽车喇叭声，惊得拉套的骡子跑了起来。他和李拴柱赶紧扯牲口，没等牲口停下，卡车后面扬起一溜尘土，车早跑远了。

张乾坤征得李拴柱的同意，他把大车赶到几个学生娃娃跟前，亲手把他们的行李放到车上，让几个人都上去坐在车厢里。他自己坐在车辕上，打了一个响鞭，赶着大车从南原城向西山出发了。

一路上，几个学生娃娃一脸的喜悦。他们坐坐走走，不时地在路旁的沙枣树上，打一些过了冬的沙枣，一边吃着沙枣，一边漫不经心地欣赏着沟沟岔岔的野景。

上坡时，张乾坤把挽鞭花的鞭梢在当空打得“啪、啪”炸响。他的这一手是跟他父亲张有富学的。掌辕的骡子听见鞭响立马弓着腰鼓足了劲，和其他拉套的骡子扯着大车抢坡。下坡时，几个学生娃娃争着抢着拉挂木（刹手）,一时满壕洼都能听见“吱吱”的声音。

平路上，张乾坤来了兴趣，在车辕上架起二郎腿，亮开嗓子唱起了陕北民歌：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走着走着，看见前面停着一辆运粮的大卡车。待他们走到跟前一看，就是刚才撵这几个学生娃娃下车的那个倔犟司机，正仰面躺在汽车肚子下面修车。张乾坤用鼻子哼了一下，心里说：“平时不学好，出门风雪搅。”

他们上到西山半山腰，那辆大卡车才从后面撵了上来。司机不停地按喇叭，走在路中央的大车充耳不闻，就是不让道，司机火了，头钻出驾驶室朝前喊着骂。赶车的张乾坤则显得很平静，说：“咱们都是个车户，你厉害个啥呢！”

坐在大车厢里的几个学生娃娃，因为没搭上汽车本来对司机就有气，一齐随李拴柱附和着说：“对，都是个车户，耍啥牛皮哩！”司机一看跟他们没法论理，尾随了好长一截路才超过大车，消失在车轮子拖起的土雾里。

大车上到西山顶，张乾坤他们到了拉煤的地点。对几个搭车的学生娃娃来说，才算是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舍不得掏几毛钱在车马店住一宿，吃了几个随身带的干粮馍，然后继续连夜往县城赶。

张乾坤和李拴柱给牲口卸了套，饮了水，添上草料后，两个人也舍不得掏几块钱让“炭猫子”背煤，就自己猫着腰，钻进几十米深的炭井里，摸黑用小背篼一趟趟地往外背煤。大约用了三四个小时，他们才给大车装满煤。

因为带的水冻成了冰，他俩只好把黑手在自己的衣服上擦了擦，狼吞虎咽地嚼起了干粮。张乾坤吃得太急，被馍馍给噎住了。他起身在地上打转转。李拴柱一看张乾坤噎得厉害，他把裤带一解，抓起还有半壶冰的瓦壶就往里面尿尿。他尿完尿，麻利地系好裤子，端上瓦壶追着给张乾坤灌尿喝。张乾坤一看这个老东西真格要给自己灌尿，一急从两米高的坎子上跳了下去。等他下到地面后，开始慢慢感觉不到噎了。

笑得直淌眼泪的李拴柱对爬上土坎子的张乾坤说：“大侄子，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张乾坤故意斜偏着头说：“我的先人，不要说喝你的尿了，光是尿臊气把人就能熏晕咧。”“愣棒，快别闹了，咱们还得连夜往回赶咧。”

张乾坤帮李拴柱套好装满煤的大车，从西山顶上出发往回赶。因为是坡路，又是黑天，李拴柱在前面牵着掌辕骡子的缰绳，张乾坤一手扶着车辕，一手拉着挂木。他们一路紧紧张张地到了山下的平路上。

张乾坤的手刚停下拉挂木，他的耳朵里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前面的山弯里传来一声“妈——哟——”。他心里一紧，心想：“在这半夜三更的荒山野外，大冷天不会是有人吧？”

他一边走一边竖起耳朵注意听。好长一段路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的声音，只有寒风呼啸着，夹杂着吓人的口哨从沟道里刮过来。又走了一段路，在不注意时，他又听到一声“妈——哟——”。这一次他听得比较真切，并断定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张乾坤侧过脸看了看李拴柱，李拴柱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似的，用手牵着拉套骡子的缰绳，一声不响地只顾往前赶路。

其实，李拴柱听得比他还清楚。只是有人传说过，就在这段路的附近，民国九年大地震时，把一个戏班子的几十号人埋在了塌窑洞里。从此有人传言，每到深更半夜，过路人会听到吹拉弹唱的“鬼戏”。李拴柱一想到这里浑身直发毛，就故意装聋作哑什么都没听见。

张乾坤打了一个响鞭“驱鬼”。没想到，他的响鞭把鬼没驱走，倒从路旁的一个塌墙荒院里招来了连续几声凄惨悲哀的“妈——哟——”声。

两个大男人吓得喝住牲口，相互对视了好一会儿。

张乾坤对李拴柱说：“肯定是人！”

“你小子别傻，半夜里谁跑到这里犯疯病呢。”

“李叔，你牵好牲口，让我上去看一看是咋回事。”李拴柱还要劝说张乾坤，没等他话出口，张乾坤已拿着鞭子向路旁山坡的荒院里走去。

过了一会儿，张乾坤急切地喊李拴柱：“碎叔，碎叔，你赶快上来！”

李拴柱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紧张地气喘吁吁地爬到路旁的荒院墙根前。

在朦胧的月光下，只见一位姑娘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看样子已经失去了知觉。在她旁边的枯草地上，平躺着一个老妇人。李拴柱小心地把手伸到老妇人的鼻前，他好像已经没有了一丝气息。

等姑娘在张乾坤的老羊皮袄里恢复了知觉后，先用惊恐的眼神打量了一下眼前站着的两个“炭猫子”，然后扑在老妇人身上声嘶力竭地痛哭开了。张乾坤和李拴柱见状，一时手足无措，只好蹲在姑娘的身边劝说她。

“丫头！你快告诉我们！这究竟是咋回事？”李拴柱一急提高了问话的声音。

姑娘低倾下头，边抽泣边说：“我叫……田玉芳，这是……我妈。我们是……会宁人……”

姑娘害怕他俩听不明白事发的缘由，便从头叙述着：

一九三六年她们家乡过来了一支红军队伍。父亲要跟着队伍走，母亲坚决不让她父亲去。那时，她母亲正怀着她。最后，她的父亲还是瞒着母亲偷偷地跟红军队伍走了。母亲后来听别人说，父亲是去了一个叫延安的地方。她母亲苦苦盼了父亲二十三年，一直等不上消息。

今年正月里，她的母亲不听人劝说，执意要到延安找她的父亲，她只好哭闹着，跟公社要了一张去延安的介绍信。母女俩开始步行往延安走。可没走几天，母亲就有了病。她病得很重，但还要坚持往前走，直到傍晚昏倒在下面的土路上。她把母亲背到这个塌墙荒院里，四下里哭喊着不见一个人影。

在大冷天里，她悲痛欲绝地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咽了最后一口气。母亲在临咽气的最后一句话里，还一再叮嘱让她无论如何要到延安找到父亲……

张乾坤他们听了田玉芳母女的不幸遭遇后，李拴柱早掉下了眼泪。张乾坤的鼻子也是一阵一阵地发酸，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转。

张乾坤和李拴柱把田玉芳母亲的尸体抬上大车。张乾坤搀抱起已不能行走的田玉芳，把她放坐在大车的前辕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赶上大车，加快速度往回走。

天刚放亮，张乾坤他们赶着大车回到了杜堡子。张乾坤和李拴柱分头找来几个上年纪的人一商量，要把田玉芳的母亲葬在庄子里埋亡人的上壕湾。一听说要把一个散魂游鬼往庄子里的这块“风水宝地”里埋，有几个人不同意。但他们拗不过张乾坤，就去找生产队长靳兴荣去了。待生产队长靳兴荣和“告状”的人赶到上壕湾时，由张乾坤作主，已经用他母亲的寿材，将田玉芳的母亲入土为安了。

靳兴荣当时没敢跟张乾坤上茬，只跟其他的人打问了几句，没好意思的调头走了。就这样，这位异乡的红军遗孀，在杜堡子的上壕湾“落了户”。

办完田玉芳母亲的后事，张乾坤和李拴柱一商量，让田姑娘暂留在张乾坤家里，等她的身体恢复好一些再送她回会宁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