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二○○七年除夕之夜东方发白，我趴在老家父亲住的热土炕上，写完了《红兜肚》的最后一章手稿。

当我刚把笔一放下，鼻根不由得一阵发酸，红胀的眼睛潮湿了。不知咋的，心里竟有些伤感，舍不得与中的他们走开。于是，我干脆起来穿好衣服，披了件黄棉大衣，一个人悄悄走出院门，漫无目的地溜达在庄子的土路上，给天上的星星倾诉开了心里的话。

说实话，我写《红兜肚》，出于必然又缘于偶然。我的家乡在偏远的山区农村，我的祖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些年来，无论我是在外求学，还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时常浮现在眼前的是家乡那道道山峦与沟壑，有开垦和未被开垦的土地，土地上弯腰躬背劳作的父老兄弟。

然而，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黄土地、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父老兄弟们也像他们的父亲、母亲一样，为了让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为了把日子过到人前头，他们默默无闻地、永恒地在这块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和创造着。这里尽管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贫穷和无奈，但这里也有太多的坚守、太多的坚毅、太多的粗犷和辽阔。他们一代一代地厮守在这块黄土地上，沐浴着阳光与天争食，与地争收，与水争酒；苦难中有着自己的乐趣。他们大碗喝酒，大嗓吼歌，一夜一夜的爱情中，诞生着一个一个的后生。别看他们穿戴平常，文化粗浅，但能人、精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他们中间，有的老哥是退居二线的厅级高干，有的小弟是军官，有的大侄子是亿万富翁，有的闺女在国外留学。

不用说，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种伟大不仅是他们用自己的现实生活写真、见证着社会发展的大变迁，更值得一提的是，从他们身上还能触摸到现代人最缺乏的刚毅和血性来。因此，能把他们写成，献给大家，成了我一生追求的夙愿。

揣着这个夙愿，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把夙愿酿成了浓烈的使命。直到二○○三年金秋，有一天我陪中央电视台记者吴青松拍摄《豫海往事》专题片时，在家乡跟一位流落的老红军拉谈中，我的心在震撼中来了灵感，动了文思。在回来的当天晚上就鼓足勇气动笔写长篇《红兜肚》了。

不管咋说，像我这样一个迟钝和笨拙的人，用灵魂和血汗把想要说的、想要写的东西从笔尖挤压在了白纸上，这尽管吃了别人难以想象的苦头，但随着故事情节的高潮迭起，主人公的性格、人生轨迹一次次震撼了我的心扉，同时让我梦寐以求的夙愿在一天天变为现实……

因为我的思维完全沉浸在大苦后的轻松愉快中，没留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碎仔仔，在我的脚前放了几个响炮，又嗷嗷地叫着跑开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站在离庄子不远的一个古烽燧下。东面山梁的地平线上已闪现出了一片黄色的火花来，大年初一的太阳露出了半个脸。在这一瞬间，我突发奇想，把身上披的黄大衣往土坎上一放，跑着爬到古烽燧的顶上，面朝东方伸出双手，微闭眼睛，像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在心里默念道：“我站在这古烽燧之巅采撷下新年第一缕阳光，祝愿黄土山塬的父老乡亲们年年有个好收成，日子越过越红火；我面朝莲花山预定下新年的第一个祝愿，祝愿我的亲人、朋友和同事都拥有一份好心情，尽情地品味生活，享受做人的幸福。”

拙作经过一年的修改，在即将付梓之际，银川国龙医院院长郭龙先生、银川肉联厂厂长李培润先生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经费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这里，我还要感谢同心县政协主席马长伟、原同心县文联主席马效龙和我的老同学张俭老师对书稿的斧正审改。他们直言不讳、画龙点睛之笔，给拙作润色不少，给了我极大的鞭策与鼓励，使我很受感动。

同时，还要感谢同心县文联主席马剑龙和宁夏人民出版社政治经济编辑室主任马若飞、编辑康景堂对本书出版给予的热情支持。

作者

2008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