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森茂自打被“虎列拉”拉上，他的买卖一歇业就是一年多，小两年。光复后的第二年（1946年）春末，“森茂鞋店”重新开业，到1948年夏买卖二次关张，满打满算又干了两年零点。就是这两年，他的鞋店也是勉强维持。算上他自己，也不过三四个人，这还得说是旺季，闹不好，这么几个人也没活干。按理说，光复了，小日本被打跑了，再没有什么“经济统制”，时局相对平稳，应当百业俱兴才对，怎么大中华民国的买卖，比日满时期更难做呢？是民国的国民都不穿鞋了？当然不是。人们照样穿鞋，只不过穿中国鞋的人少了。随便进哪个商店、鞋店看看，架子上摆的，全是洋鞋，土鞋难得一见。洋皮鞋都是机器活，漂亮，价钱也不贵。

尤其是胶鞋，又结实，又好看，又轻便，还特别便宜。手工活，根本没法跟人家相比，恁你是做鞋的祖宗，单凭一把锥子，也锥不出机器活的样子来。再说了，就是锥出来又怎样？你就是赔上血本，也卖不出人家那个低价来。买卖实在难做，要不吴森茂怎么说，要收摊下乡呐！

现在可好，想不收摊也不行了，时局变了，没安生两年，又打仗啦！对阵的双方，一个是台上的国民党，一个是台下的共产党。

沈城还在国民党手里，这儿传出的话，自然都是作践共产党的。他们说，大山沟子里出了个“朱毛”，建了一个“共党”。“共”党嘛，就是共产，共妻，什么都共。这个党有一支队伍，叫“八路”，就是日本话骂人的那句“八各牙路”，去掉中间俩字，好记。八路都是些土包子，所以又被称作“土八路”，使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片儿，但是国民党兵的洋枪洋炮就是打不过他们，别的地方不清楚，反正东北是丢了大半，就连沈城也成了三面被围的一座孤城。

吴森茂对这些传言，完全采取一种“姑说之，姑听之”的态度。你在这儿关起门来骂共产党，那边共产党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呐！听说人家就管国民党叫“刮民党”，管蒋介石叫“蒋该死”、“蒋光头”。噢，许你“剿”人家，“杀猪（朱）拔毛”，就不许人家“刮”你，割你的光头？土包子怎么了？梁山好汉大都是土包子，穷光蛋，本事大啦！官逼民反，谁敢说共产党不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其实，共产党是好是坏，吴森茂也不知道，但国民党操蛋，他是深有体会。旁的不说，就说这老百姓的吃穿用吧，全他妈是外国货，弄得中国脚不愿穿中国鞋，他的小鞋铺，都要被洋鞋挤黄了。还有，就是国民党兵太窝囊，全副美式装备，那叫漂亮！可打起仗来，要多熊，有多熊，吴森茂似乎不偏不倚，既不说谁好，也不说谁坏。吴森茂爱听评书，他只相信书中的道理，叫作“成者王侯，败者贼”。老蒋胜了，那是“剿匪”成功，共党不是匪也是匪。共党胜了，八路就是正义之师，以有道伐无道，老蒋就是桀纣。他是小商人，谁来，他给谁当顺民。他们两党的事，他管不着，管不了，也不想管。反正他不想讨好谁，但也不愿招惹谁，他只做他的买卖。可是，他这买卖还真就做不成了，他不招惹人家，人家来招惹他！

国民党在八路兵临城下的危难时刻，想到了他吴森茂，叫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保卫大沈城”贡献一份力量。钱，吴森茂早出了，现在又叫他出力——去修地堡，“森茂鞋店”只好关门大吉！吴森茂自带铺盖，被赶到城外去修碉堡。好家伙，那堡垒筑的！比大拇指还粗的钢筋做骨架，木板做模，三合土（水泥、沙子和石子儿）满灌，整体浇注，囫囵个成形，四壁尺把厚，别说枪子儿，就是炮弹，怕也打不透。高的，两层，像小塔；矮的，只出地面二尺，地下一人深。碉堡四周，留有外大内小的漏斗形枪眼。碉堡与碉堡之间，有战壕通连。就这东西，不远就修一个，里三圈，外三圈，把沈城围了个严丝合缝。铁路两边，也是一个接一个，不知要修多少，修到哪儿？八路想进城，先得突破碉堡圈，这得死多少人？真得海了去了！等吴森茂干完半个月，换班回城，发现城里也变了样。所过之处，凡是十字路口，中央都建有地堡。这地堡不像城外的，铸得就成，毛坯子一个，城里的碉堡，洋灰漫抹，溜光水滑，比城外的好看多啦！再看高大建筑，像机关大楼、银行大厦，门前全用沙袋封死，一二层窗户用砖砌牢，留下枪眼……吴森茂边看边想：这八路要闯的可不只是城外的碉堡圈，就是进了城，要想对付这满城的地堡和大楼里外的枪炮，也不太容易，那又得死多少人？还是那句话：海了去啦！到家再看，不仅东西十字路口趴着灰色的“乌龟壳”，对面的老城墙上也安了炮。看来，在这条顺城大街上，非打一场大仗不可。八路要从这儿过，难！

吴森茂进得家门一看，七口人，一个不少，全在。因为要打仗了，学校停课，上学的孩子全猫家里了。

要打仗了，怎么办？是在家等死，还是出外躲躲？都出去，家留给谁，不要啦？不都出去，谁走，谁留？问题是，这仗到底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什么时候打，打多大，打多久？谁也说不准。眼下，共产党是围而不打。围到什么时候，就这么围下去，把沈城困死？果真如此，那就是不打了，还躲什么？可是，要真打起来呢？就凭守军这个架式，非把沈城打个稀巴烂不可，这顺城大街上的人，恐怕一个也跑不了！所以，等仗打起来，再想跑可就来不及喽！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叫人委绝不下，进退两难。

就在这个当口，柏岁和樱子提出，要下乡看姥姥。一开始，吴森茂和李爱媛都不同意。本来嘛，要打仗了，瞎跑什么？再说，下乡没人接，这里不能送，他俩自己怎么去？可是，架不住柏岁和樱子整天磨叽，说他俩自己绝对能去。说得也是，平时，孩子们上南北两个火车站，像锳平道似的，谁管过？家里孩子多，吴森茂和李爱媛一向不太在意他们，加之做买卖太忙，哪顾得上看管他们。所以，平时孩子去哪，干些什么，俩人基本上不闻不问，只要不叫他们饿着、冻着，就算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了。现在，两孩子要自己下乡，去车站，肯定没问题，买票上车、坐车，也好说，关键是下车后那八里旱路，怎么走？能不能找到姥姥家？据柏岁说，他们走过多次，没一点儿问题。光柏岁说，吴森茂还不敢全信，这小子贼大胆儿，没走过他也敢走，可是樱子也这么说，吴森茂就不能不信了。樱子这孩子老实，绝不会撒谎。吴森茂有点儿犹豫了：不叫他们去吧，他们闹腾起来没完，怪烦人的；叫他们去吧，又叫人有些担心。再一想，柏岁已经上二年级，都九岁多、虚十岁了，应当叫他闯闯。想自己，九岁的时候，早自己挑门脸儿过日子，自己养活自己了。再说，家里少俩坠脚的孩子，打起仗来，是跑是藏，也少一份累赘。干脆，叫他们去吧！于是，吴森茂给了柏岁和樱子车钱，李爱媛给他们收拾些东西，嘱咐几句，就放他俩走了。当然，柏岁和樱子也忘不了带上自己的书包，还有那些“宝贝”——准备送给乡下的小玩伴们的礼物。

八路包围沈城，不仅围而不打，而且，就是围，也只围南西北三面，留下东面一个大缺口。有人说，这是八路的计谋：网开一面，吓跑守军，兵不血刃，空手得城。有人说，这是因为沈城以东有抚城，二城成掎角之势，相互策应，八路不敢围，怕被左右夹攻，“包饺子”。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城东的路还通，火车照样运行。

柏岁和樱子出得家门，兴致勃勃，一路小跑，直奔北站，买票上车，一切顺利。沈抚线上的车，全是慢车，大概是因为路途近吧。坐车的人，大都是来往两城之间坐通勤车上下班的工人。“瓦罐”，就是闷罐子车，改成“硬板”，简陋得很，连个乘务员都没有。因为不是早晚上下班的高峰期，所以车上人很少，这倒合柏岁和樱子的胃口，他们可以到处乱跑，这儿坐坐，那儿躺躺，左右看景儿。

下了火车，柏岁和樱子顾不得逛街，马不停蹄，穿过大井子村，顺腰道，钻进庄稼地。夏天，时近正午，高秆庄稼地里，闷热难当，高粱玉米的长叶，扫着他们的脸。相距尺许的垄台儿，两步不够，一步有余，俩人一脚高，一脚低，跳跳蹦蹦，一会儿就是满身大汗。来到庄稼地之间的一小片儿熟悉的荒草地，柏岁和樱子不约而同地先后躺下，四仰八叉，舒坦得很！身下是松软的青草，头上是蓝天白云，凉风吹过，带来阵阵草味花香。柏岁顺手摘下一片大麻叶，盖在脸上遮阳，麻叶凉爽清香，柏岁沉醉了，他有些昏昏欲睡。突然，盖在脸上的麻叶被揭掉，强烈的阳光刺得柏岁两眼生痛，他眯着眼，坐起身，只见樱子一手甩着麻叶，两腿一蹦一跳地越过草地，嘴里喊着：“走喽，回姥姥家喽！”柏岁懒洋洋地爬起来，不紧不慢地跟着樱子，向李千户屯走去。当柏岁和樱子悄悄潜进姥姥家，恶作剧地扑向躺在炕上睡午觉的姥爷姥娘时，李志忠和李王氏着实被吓了一跳！

“柏岁和樱子！你们怎么来啦？”李志忠和李王氏一边问，同时扭头看院里，说，“谁送你们，咋还没进来？”

“没人送，”柏岁答道，“我们自己来的。”

“啥？”李王氏大惊失色，“你们自己！”

“咋来的？”李志忠也很吃惊。

“坐火车呗。”柏岁若无其事地说。

“那下车后的八里地呢？”李志忠又问。

“走呗！”柏岁轻快地说。

“走大道？”李志忠追问。

“不，走腰道。”柏岁说。

“天哪，穿庄稼地？”李王氏急得直拍大腿，“这要遇上——”

“遇上啥？”柏岁头也不抬地说，“啥也没有。”

“连个人影儿也没见。”樱子给柏岁敲边鼓。

“还说，你个疯丫头，”李王氏用手指点着樱子的头说，“遇上咋办？你爸也真是，还有你妈，简直是疯了，都疯了。这兵荒马乱的，就敢放你们两个孩子自己出来，这要出点儿什么事儿，可咋办？”

“这不来了嘛，”柏岁说，“也没出事儿！”

“等出了事就晚啦！”李王氏蝎蝎蛰蛰地说，接着又数落柏岁和樱子，“你个贼大胆儿，就没有你不敢干的！你也一样，哪还像个小姑娘，简直——”

“算了，你也别说他们啦！”李志忠语气平和了，“我再问你们，那边谁送你们上站？”

“没人送。”柏岁说。

“我们自己买票上车。”樱子补充道。

“那，上车以后呢？”李志忠又问。

“上车以后——”柏岁不知如何作答，“就坐着呗！”

“我们还躺着呐，”樱子说，“车上没人！”

“哦，我明白了。”李志忠沉思着说，“这就是说，一路上，从始至终，就你们两个。”

“你们该不是自己偷着跑来的吧？”李王氏又急了。

“姥娘，不是！”柏岁说，“是我爸和我妈叫我们来的。”

“车钱还是我爸给的呐！”樱子说。

“好，好，好，”李王氏说，“你爸你妈是真敢撒手哇，他们倒放得下心！”

“可说呢，”李志忠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还真得给城里捎个信儿，告诉他们，孩子到了。”

“别告诉，”李王氏气儿不打一处来，“反正他们也不在乎！”

“看你说的，”李志忠说，“哪能不说一声？算了，他们不是来了嘛，来了就好！他们大概还没吃饭，你给他们弄点儿吃的，我出去一下。”

李志忠走了，可李王氏却还在嘟哝：“他们还知道饿？像这样的，就得饿他们几顿，看他们还敢疯跑！”

说归说，李王氏还得给外孙子和外孙女做好吃的。

秋后的一天，时近正午，柏岁和樱子在外边疯跑，还没有回来。李志忠在屋里鼓捣他那些夹子套子，准备冬猎。李王氏在小菜园，忙活她的葱姜蒜。突然，院里传来一阵鹅叫和人的喊声，也听不清是喊什么，好像有人叫“妈”，又有人叫“姥姥”。听声音肯定不是柏岁和樱子——他们的嗓音，李志忠和李王氏听得出来，而且也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好几个。李王氏首先直起腰，隔着园墙往院里看。老太太老眼昏花的，也没看清是谁，只瞧出高高矮矮三四个人边喊，边低头轰鹅。李志忠眼神更不济，撂下东西跑出屋，只顾帮来人赶鹅，也没抬眼看看是谁，及至二人来到切近，这才认出，进院的是老闺女李爱媛和仨孩子。

“我的天，咋是你们？”李志忠和李王氏不约而同地惊叫道。

李志忠急忙上前，接过孩子手里拎的东西。李王氏就用她那双沾满泥水草屑的手，来拉女儿和小外孙，嘴里不住地嘟哝：“你们这唱的又是哪出戏？上次，放两个孩子出来，隔山跳海地，让他们自己坐车下乡。这回更好，让一个女人拖大带小的跑来。他爸是缺心眼儿咋的，就不怕出事儿？”

进得屋来，李王氏扶外孙们上炕，拉女儿坐下，开始审问：“说吧，怎么回事儿，森茂为啥没来？”

“森茂得留下看家。”李爱媛说，“妈，那边一大摊子，总不能丢下不管吧？”

“那好，他看家。”李王氏继续审，“你们来干啥，说！”

“我们？”李爱媛说，“我们来躲仗啊！”

“什么账，欠谁的，欠多少？说！”李王氏问。

“不是欠账，是打仗！”李爱媛苦笑着说。孩子们开怀大笑。

“打仗，什么仗？说！”李王氏不理别人，只顾问下去。

突然，她好像明白过来了，开始瞪大眼，盯着女儿大叫：“仗——打仗，城里要打仗？”

“我的妈呀，您才明白？”李爱媛哭笑不得地说，“城里都翻天了，您还在这问个没完！那街上的地堡，城墙上的枪炮，不为打仗，设它干嘛？城外已经打起来啦，那炮响的，成片，几个点儿不断捻——”

“他爸不怕死？”李王氏还没顺气儿。

“不是还没打进城么！”李爱媛说，“真打进来，是跑是藏，他一个人好办，所以，趁现在还有车，他就叫我们先来了。”

“枪子儿不长眼，”李王氏说，“叫他也来吧，保人要紧，那摊儿，不要啦！”

“净说废话，”李志忠发话了，“那么大个家，说不要就不要啦？让他先看着吧，实在不行，我去换他，我不怕——”

“不用。”李爱媛说，“我和他爸商量好啦！他留下，是指望这仗打不起来，真打起来，城里一见响儿，他立马走人。就咱那条街，打起来，非平了不可，留多少人也保不住那个家。他一个大老爷们，没我们拖累，要跑还不容易？这五十里地，凭他那两条长腿，走也走来啦！”

“那倒是，”李志忠说，“先这样吧。你和你妈把北炕收拾了，让孩子们先歇下。我去掰棒子，有话，吃饱了再说。”

沈城东边，至今听不见炮声，火车照常开行，人们感觉不到被围和战事临近的气氛。十几天过去了，李爱媛母子住在这儿，倒也安闲自在。只是城里的家和守摊儿的丈夫，叫她放心不下。为了安抚女儿，李志忠进城了。转天回来，李志忠讲了城里的大致情况。地堡、枪炮到处都是，但能否打得起来，谁也说不清。城外的炮声早停了，八路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打下城外打城里，而是始终围而不打。据传言，八路是想困死沈城，迫使守军缴械投降。不打自然比打好，可是，就这么围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谁知道八路会围到啥时候？谁知道誓言要与沈城“共存亡”

的国军，会不会投降？现在城里已经买不到粮食了，只能靠定量供应，还要搭配麸子和豆饼。往后，只能越来越糟。打不死，饿死，滋味儿更难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赶快给“固守”的吴森茂送“给养”去。现在，吴森茂一人吃全家的“定量”，暂时饿不着，不过，豆饼和麸子可不是什么好吃的，何况，自从“虎列拉”

病好了之后，吴森茂的胃，一直毛病不断，无论如何不能叫他吃“猪食”。于是，从这天起，全家总动员，穿苞米，淘麦子，碾米磨面，打点吃食，准备送李志忠二进沈城。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天半夜，屯子里出事儿了。

这天晚上，李志忠一家人刚睡熟，就被一阵乱枪和满村的人嚷狗吠惊醒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家人坐起来，静听外边时起时落的嘈杂声。李志忠起身穿衣，悄悄出门察看。外边一片漆黑，街上人影全无，李志忠仔细聆听，判定人声从前街传来。李志忠回屋，叫老伴儿把柏岁和樱子也移到北炕，南炕的被褥也搬过去，全家在那儿集中。他让李爱媛和孩子猫在脚下的被子里，不许出声，不能乱动，李王氏守在炕上，地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由他一人支应。嘱咐完，李志忠又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