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秋天，白天依然很热，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秋老虎”吧！

一天，吴森茂吃完早饭，骑上他的自行车，去东郊厂家联系进货。他不紧不慢地穿城而过，出小东门，绕大东门，刚刚走上城东大道，来到城郊。突然，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吴森茂旁边擦身而过，差一点儿剐着他，他下意识地一搂闸，单脚点地，停下了。没想到，后边跟着又是一辆，速度同样快，自行车“咯啦啦”响，几乎要被骑散架。吴森茂不由得扭头瞟了一眼。只见此人，弯腰弓背，半伏在车上，两眼紧盯前方，两腿玩儿命地蹬车，一阵风似的从吴森茂身边驶过，他只来得及和骑车人打个半照面儿。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吴森茂却认出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一双贼眼，满腮连毛胡子，一脸横肉——马广志！

“马三驴子来这儿干什么？奔丧似的，车子骑得这么快，这是要去哪儿？”

吴森茂想着，不由得好奇心起，蹬起自行车直追上去。反正也顺路，而且就这一条大道，想不跟着走也不行，除非调头返回。

大路上，人少车稀，除了前边那两辆车，没别的车，吴森茂盯住目标，紧追不舍。突然，前边的两辆车停住了。吴森茂不敢停——他停，你停；他走，你走，那不是明告诉人家，你在跟踪。吴森茂只得放慢速度，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蹭。距离越来越近，吴森茂有点儿紧张，怕马广志他们再不走，他又不能停，叫他赶上。

“嗨，赶上就赶上，骑过去不就得了，就当没看见。”吴森茂自己安慰自己，自行车继续慢悠悠地往前走。吴森茂老远就看见，最前边的车上，下来个矮胖子，好像在车后边捡什么，显然是车上掉东西了。马广志虽然也停下了，但他没下车，而是单腿着地，侧弯腰，左手扶把，右手也在捡什么。马广志一边捡，一边往右边衣兜里装。看来，是头车上掉了东西，抛撒一溜，俩人再从两头捡。可他们捡的到底是什么呢？吴森茂继续前行，相距二三十米，他终于认出来了，他们捡的是钱！

花花绿绿的，整捆整捆的，而且都是大票子。吴森茂一见，差一点儿惊叫起来。恰在这时，小个子回到了自己的车旁，正在把捡回的钱，往挂在车把上的大旅行袋里塞。好家伙，一口袋全是钱，涨鼓鼓地，拉不上拉链。显然，钱捆子就是从那里滑出来的——塞得太满了。后边的马广志还在捡剩下的最后两捆钱，他一哈腰，装满钱捆的右衣兜往下坠，把衣服扯上去，露出裤腰。吴森茂清楚地看见，马广志后腰上别着个黑家伙——枪！吴森茂吓呆了，几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就在这时，小个子的头车启动了。紧跟着，捡完钱的马广志也蹬车走人，连头也没回，直向东方疾驰而去。

吴森茂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车骑到路边，停下，自己下车，腿一软，就近坐在马路牙子上了。吴森茂掏出烟，点上一支，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全叫冷汗湿透了。吴森茂站起身，抖抖衣服，透透风。他仔细一看，这才明白，自己根本没骑出多远。从他认出马广志，到现在停车，骑出没有二百米，满打满算，用不了五分钟。可在吴森茂看来，就好像骑了几个点儿，跑了百十里，累得浑身要散架子。吴森茂知道，他这不是累的，是吓的。他太紧张了，骑在车上，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人僵僵的，像块木头，全身绷着劲，再加上一次次的惊吓，可不身心俱疲？

吴森茂抽了支烟，落落汗，衣服凉凉的，想站起来继续赶路，腿酸酸的。吴森茂早已没心思办货，干脆向后转，回家吧，好在出城还不远。等吴森茂嘎悠到家，都快晌午了，他一进门，二话没说，倒在炕上，就成了一摊泥。

李爱媛问他话，他不应，叫他吃饭，他不动，弄得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他病了。直到孩子们吃完饭，上学走了，吴森茂这才坐起身来，头一句话就是：“伙计，你猜我今天碰上谁了？”

“谁？”李爱媛反问。

“马——广——志！”吴森茂一字一顿地说，“马三驴子，马扒皮！”

“他！”李爱媛问，“你咋会见着他？说话啦？”

“说话？”吴森茂说，“我还敢搭理他？这一见，没把我吓死！能爬回来，就算我命大！”

“咋回事儿？”李爱媛不解。于是，吴森茂便把他去东郊办货，路遇马广志，他如何跟踪，如何发现钱和枪，一五一十地讲给李爱媛听。李爱媛脸都吓白了，说：“我的妈呀，他这是在干啥？”

“干啥？”吴森茂说，“准不是好事儿！那么多钱，全是整捆的新票，哪儿来的？”

“该不是抢来的吧？”李爱媛说。

“难说，”吴森茂说，“我看不像好来的。”

“幸亏你没理他，”李爱媛说，“这种人可招惹不得。”

“上次他姥爷来，”吴森茂回忆道，“说他陪马广志和一个什么小个子王连长打猎。你说，前边骑车的那个小个子，会不会就是王连长？他姥爷还说，他们都有枪，要组织什么地下军，说不定真干起来了。”

“那可咋办？”李爱媛很担心。

“有啥咋办的？”吴森茂满不在乎，“不干咱啥事儿，不沾他们的边儿就是了。”

吴森茂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他一出门，就听人说，昨天上午，城里的中街银行被抢，还杀了俩人。吴森茂只听了一句，转身就往家跑。

一进门，吴森茂立刻把李爱媛叫到里屋，对她说：“伙计，坏啦！中街银行被抢，还有人命，准是他们干的。时间对，昨个上午；地点也对，中街过去就是小东门，往城外跑，非走城东大道不可。”

“咋样，猜对了吧！”李爱媛吓得直哆嗦，“钱，就是抢的。胆儿真大，俩人敢抢银行！”

“俩人？不见得！”吴森茂说，“说书的讲，响马、胡子抢东西，先要派人踩盘子，到时候还要分工：有抢的，有望风儿的，有掩护的，有打接应的……得不少人，说不定是一伙。”

“那咋办？”李爱媛问。

“啥咋办？”吴森茂反问。

“你看见啦！”李爱媛说。

“看见咋的，我又没抢！”吴森茂说。

“可你知道是谁抢的呀！”李爱媛说。

“那咋啦？难不成还举他？”吴森茂说。

“举咋的，不行？”李爱媛说，“就他干的那些缺德事，枪毙他也不多！”

“不行！”吴森茂不同意，“没法举，我又没看见他们抢银行！”

“可你看到钱啦！”李爱媛坚持说。

“钱，什么钱？”吴森茂说，“谁的钱？多少？哪儿拿的？送哪儿？咱啥也不知道哇！”

“可你知道拿钱的是马广志呀！”李爱媛不依不饶。

“缺心眼儿！”吴森茂佯怒道，“人家若问：‘你怎么知道他叫马广志？你们认识？’我说啥？说‘我和他是连襟。’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还叫我别沾边儿！”

“可说呐，”李爱媛明白了，“是不行！要不，不举？反正他也救过你的命，替他瞒下，算报恩吧。”

“这话不对，”吴森茂反驳说，“恩是恩，怨是怨，恩怨分明嘛。我的命是命，双杨镇人的命就不是命？他害了那么多人，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现在又抢银行，还杀人，怎么不该举？”

“怎么话都叫你说了，”李爱媛来气儿了，“你到底是想举，还是不想举？”

“想举，”吴森茂说，“但得有个举法，怎么才能既举了他，又不连带咱们？”

“那好办，”李爱媛说，“写信，不留姓名，不落地址，寄出去完事儿，不管了，谁找得着咱？”

“是这话，”吴森茂兴奋地说，“要不，咱写？”

“写！”李爱媛态度坚决。

“可有一宗，”吴森茂又犹豫了，“举了他，你二姐——”

“这你不用担心，”李爱媛说，“二姐的事儿，我知道的比你多。她巴不得早点儿灭了马扒皮，二姐恨他恨得牙根儿直！再说，那个家，压根儿就没指望过他，只能跟他遭孽。现在他又干这个，闹不好，得牵累一家子，赶紧把他除了吧，这个灾星！”

“要这么说，”吴森茂说，“咱还就真写了，只不过我这笔字……”

“咳，管它呢！”李爱媛说，“尽管写，错字、白字一起上，能看明白就行。其实，要紧的话，就几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了什么，最重要的是马广志这个名字和他的住址，有这些，他就跑不了。共产党的公安，可不是吃干饭的！”

“那——咱写？”吴森茂还要叮问一句。

“写！”李爱媛斩钉截铁地说。

于是，吴森茂两口开始攒信，俩人合计着写，写完了念，念完了改，改完了抄……百儿八十个字的一封信，俩大活人，足足折腾了一天。晚上，吴森茂骑车跑出老远，才把信偷偷塞进邮筒里。

1951年夏，学校放暑假了，柏岁和樱子又闹着要下乡。

算来，俩孩子已经足足有一年多没下乡了。19491950年那个冬天，乡下正闹土改，他们自然不便去。1950年夏，一是土改刚完，乡下还乱，大人因为土地被分，心里窝着口怨气，谁也不愿意给他俩去裹乱；二是正赶上抗美援朝运动，学校搞宣传，他们没空，想去也去不成。那年冬天，李志忠倒是来了，可看样子，老头土改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人老多了，又黑又瘦，精神头也不济。柏岁和樱子倒是也闹着要去，但姥爷破天荒头一次把他们拦下了，说家里只住半间房，地方太小，院里又挤进三家，乱得很，没叫他俩去。现在是1951年暑假，土改带来的伤痛淡漠了，孩子从小生活在乡下，和那里有感情，再说，那里还有从小带他们长大的姥娘呐，一年多不见，孩子能不想？姥爷、姥娘能不想孩子？唉，算啦，别委屈了孩子，特别是樱子。想到这儿，吴森茂松口了：“去就去吧，去看看，能住，住，不能住，马上回来。”

“哎！”俩孩子答应着跑了。

柏岁和樱子坐了两个多小时火车，又走了八里旱路，兴冲冲地踏进姥姥家大门，一下子全愣住了。

原来干净、整齐、宽敞的大院，现在变得拥挤不堪，杂乱无章，肮脏得很。七八个柴草垛，堆在院子两边，高高矮矮，大小不一，乱柴禾满地都是。柴垛间夹杂着一个个肮脏的猪圈和鸡窝，臭气熏天。猪在圈里乱拱乱叫，几群鸡到处乱飞乱刨。房前原来的一溜整齐排列的大缸小坛，如今变成了乱糟糟的一片。进屋一看，堂屋里平添了三个锅台、三个柴堆和几口大水缸，把屋子四角全占满了，地下到处是脏水和柴草叶子……原来的东西屋两扇两开门，现在变成了四扇一开门。

柏岁和樱子悄悄地走近西南屋门，扒窗户往屋里看，见姥娘正一个人坐在炕上缝什么。俩人推开门，姥娘连头也没抬，问了声：“回来啦？”

“姥姥！”柏岁和樱子大叫一声，双双向姥娘扑去。

“天哪！”李王氏丢开手里的东西，转身迎过来说，“是你们俩，我还以为是你姥爷回来了呐！”

李王氏一手揽过樱子，一手拉着柏岁，问：“你们是怎么来的？”

“坐火车。”柏岁和樱子同声回答。

“怎么，没上学？”李王氏问。

“放假啦！”柏岁和樱子说。

“来，叫姥娘看看，”李王氏拉住樱子的手说，“樱子还那么俊，成了大姑娘啦！”又扭头端详柏岁，说，“柏岁可长高喽——”

两个孩子抬头看姥娘，发现姥娘满脸泪水。

“姥娘，你哭啦？”柏岁和樱子问。

“没，”李王氏一边用衣袖擦眼泪，一边说，“我是高兴的。”

“姥爷呢？”柏岁和樱子问。

“下地啦，”李王氏说着，磨身下炕，“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俩上炕吧，我去做饭。”

柏岁和樱子没上炕，他俩在到处看。

先看到的是西北屋两口，男的也姓李，四十多岁，也是柏岁和樱子的姥爷辈。

女的和他俩年龄相仿，俩人身后跟个十几岁的姑娘。柏岁一见，认识——她就是小亮子姨，就是那个在南岗子玩过家家，装新媳妇，跟干子舅对屁股那位。更令柏岁惊讶的是，这位只比他大两三岁的小姨，已经定亲，明年就要出门子了。她要嫁的居然就是那个小干子，那个领他们玩的孩子头。这不是弄假成真了吗！

“姥娘，”看了半天的樱子小声问，“那几家咋没人？”

“都下地了，”李王氏说，“晌午回来。”

李王氏一边张罗做饭，一边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这个好吗？那个好吗？家里人问了个遍。问完家里，问买卖；问完买卖，又问他们去年为什么没来？柏岁和樱子都一一作答。突然，柏岁拉过樱子，悄声儿对她说：“走，咱找姥爷去！”

樱子听了，高兴得一蹦，扭头对姥娘喊：“姥娘，我们找姥爷去啦！”

柏岁和樱子出屋门，转过房山，跨过栅栏门，来到房后，发现大园子也变了：

原来成片的玉米，整垄的瓜豆，不见了，而是东一块，西一块，长一截，短一截，零乱得很，像一床满是补丁的破被，十分难看，特别是园子四周的荒地，全没了，被开成地，种上菜了。他们钟爱的野果：红姑娘、白姑娘、黑天天、酸娘娘……被一扫而光。见此情景，柏岁和樱子不免有些难过和失望。俩人兴致索然地穿过后园，跨过园墙豁，踏腰道，直向大五十垄跑去找姥爷。

来到地头儿，柏岁和樱子看见这块地里有三个人在干活。他们都淹没在齐肩高的玉米棵子里，头上戴着尖草帽，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柏岁和樱子没有贸然喊叫，而是躲在庄稼的阴影里等着。近午的太阳毒得很，火辣辣的，晒得人冒油，蹲在玉米地边的柏岁和樱子，早已通身是汗。好不容易等到其中的两个人来到地头，柏岁跑出来一看，里边没有姥爷，于是他拉起樱子说：“这俩人不是，走，咱找姥爷去，地里那个准是他。”

两个孩子认准李志忠所在的方位，一头钻进苞米地。苞米棵子里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闷热，苞米叶子像大刀似的，拉得人胳膊和脸上满是红道子，汗水一浸，贼辣辣疼。柏岁和樱子来到姥爷近前，左右分开，悄悄向他包抄过去。他们透过层层玉米叶子，看见姥爷正吃力地前递后拉一把大锄头，脸上汗流如注，小褂和裤腰全湿透了……柏岁和樱子忍不住齐声叫道：“姥爷！”

李志忠听见喊声，先是一愣，他直起腰，看看周围，没人。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刚想继续干活，耳畔又是一声“姥爷”。这回李志忠听清了，但他听不出是谁在喊他，因为李千户屯的人，管他叫“姥爷”的多啦！

“这是谁呀？”李志忠问，声音苍老而嘶哑，“是叫我吗？”

“姥爷，是我们，柏岁和樱子！”柏岁和樱子喊道。

“是柏岁和樱子来啦？”李志忠说，“你们在哪儿，出来吧！”

“姥娘叫你回去！”是柏岁的声音。

“姥娘不叫你干啦！”是樱子的尖嗓儿。

“哎，不干啦！”李志忠答应道。

李志忠知道两个孩子在跟他捉迷藏，他扛起锄头，独自向前走，弯腰弓背，步履蹒跚。走出玉米地，李志忠把锄头砍进土里，自己坐在地头，眼睛盯着玉米棵子。一阵苞米叶子响动，柏岁和樱子先后从地里钻出来，跌跌绊绊、连滚带爬地扑向李志忠。李志忠赶忙张手去迎，不知先接哪个好。两个孩子一迭连声地喊“姥爷”，叫得李志忠老泪纵横。李志忠想揉揉眼睛，发现自己的上眼皮还支着细儿。

李志忠拿下支眼皮儿，刚想揉眼睛，支眼皮儿却被樱子抢走了。樱子把细儿支在自己的眼皮上，这使她本来就大的眼睛，变得更大了，怪模怪样的，逗得李志忠大笑不止。

从这天起，柏岁和樱子开始在乡下过他们土改后的第一个暑假。不过，看来他们过得并不十分快活。

首先是，他们那些昔日的玩伴，现在全不来和他们玩了。因为，在农村，十四五岁的人，已经不再是孩子，而算是大人了。他们要干活，甚至像干子舅和亮子姨那样，结婚，生孩子。至于新的一茬小孩儿，和他们又玩不到一块儿。因为柏岁和樱子虽然在城里人的眼中，还不算大人，但他们却是大孩子了，再跟穿开裆裤或光屁股的小崽子在一起胡闹，也会叫人笑话。所以，柏岁和樱子不管到哪，都没人陪着，只能他们俩人，大眼瞪小眼，显得很孤单，很冷清，索然无味。倒是大来子，听说柏岁和樱子来了，还过来看看，也拉他俩去过他家两次。有一天，大来子专门给李志忠老两口和俩孩子送来一块肉。这肉红红的，非常瘦，没有一点儿肥肉，肉丝也粗得很，既不像猪肉，也不像牛肉。李志忠禁不住问了一句，没想到，大来子经这一问，竟哭起来了，这使李志忠一家人，大感意外。追问之下，大来子终于道出了真情。原来这肉是马肉，是他和李志忠“分养”的那匹大白马的肉！

“什么？”李志忠一听此言，大叫一声，“大白马死啦？”

“死了。”大来子说。

“啥时候死的？”李志忠问。

“就昨天。”大来子答。

“咋死的？”李志忠又问。

“呜——”大来子又哭了。

磨叽了老半天，大来子才说清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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