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鞋料街逐渐热闹起来，学生们的队伍一拨接一拨，围成圈儿搞宣传：唱歌子，说快板儿，演活报剧。

活报剧还是抗美援朝时候演的老一套，只不过，那时的大鼻子“美帝”，换成了现在的“大老虎”；那时的小个子李承晚，变成了现在的“贪污分子”、“受贿干部”或“官僚主义者”。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出来，摇头晃脑地说几句顺口溜。接着出来三个大腹便便的“资本家”，一个往“干部”兜里塞纸做的钱捆子，一个往他手里送纸板做的、比烧饼还大的大手表，一个往他怀里推“美人”，这位“干部”

则亲亲这个，拍拍那个，冲第三个挑挑大拇指，然后拿出一张大大的“经济情报”

送给他们。这时突然涌出一大群“工农兵”，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一场戏就算演完了。也有象征性的表演，一只身穿虎皮、张牙舞爪的“大老虎”，代表大贪污犯，出来转两圈，被“武松”三拳两脚打趴下，人群欢呼，演出结束。

“三反”运动搞得声势挺大，但对鞋料街的商户，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场运动是共产党自家“清理门户”，抓自己内部的腐败分子。虽说天津揪出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对商户们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但那毕竟是人家党内的“家事”，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他们还是感到震惊：共产党号称自己是“先锋队”，党员都由“特殊材料”制成，居然也出“大老虎”——大贪污犯，而且他们原来还都是党政要员。但共产党能拿自己开刀，动真格的，不护短，真抓，真杀，这倒使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敬重之情。

然而，接踵而至的“五反”情况可就不同了。因为这几反，都和他们工商户有关。鞋料街上的小店主们被招去开会，要求自查、自报“五毒行为”。这些小资本家全不自觉，个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都说自己奉公守法，惨淡经营，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于是，政府就派税务官员来核查。这位税官顺着鞋料街，由西往东捋，一家挨一家地只管查账，啥也不问，也不说话。几乎是一天一户，没出半月，账，查完了，家家都是“基本守法户”，只是多少不等地叫各家补了些税款，少数几家还被罚了点儿款。不过，去财免灾，花点钱，心甘情愿，能度过这一劫，总算皆大欢喜吧！只是对于那位税务官，人们不免有些议论。这位国家公职人员工作并不负责，每天晚来早走，中间卡个午饭的饭点儿。也不知是西头哪家开的头儿，中午这顿饭总是在“于记饭铺”里用，吃完抹嘴就走，饭账由被查户代结。

这个头一开，大家只好“前边的乌龟爬着走，后边的乌龟跟着爬”。这一“爬”，倒便宜了于胖子。好在查账员口味不高，“于记饭铺”也没有什么“南北大菜，生猛海鲜”，不过是半斤饺子，两个小菜，一壶酒之类的“家常便饭”。尽管如此，但在“三反”、“五反”期间，这可叫“顶风上”，知法犯法，是要罪加一等的！

“这小子胆儿真大，”吴森茂替人家结完账，不免议论起来，“看来，枪毙刘青山、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并没有使这个税官收敛，该吃的照吃，该拿的照拿。这小子，查了我仨钟头账，白吃我一顿不说，临走还抄上两双胶皮底。他妈的，还不是因为他手里有那么点儿权！”

吴森茂是大老粗，说不出关于权力和腐败之间关系的格言警句，但他能模模糊糊地悟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已属难能可贵。不过，他对这种现象却毫无办法。反革命，他敢举，但革命干部，他却不敢告。

这一年夏天，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柏岁和樱子根本顾不上闹下乡了。一来，乡下已经没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了；二来，学校里事也太多。这倒不是说功课忙，而是说活动多。上边一搞运动，就拿学生当义务宣传队。今年又是“三反”，又是“五反”，学生不上课，整天满大街去唱“猴皮筋儿，我会跳，一打三反运动我知道……”，到机关、工厂、商店去“打老虎”……连暑假都不歇，哪还有闲工夫想下乡？

吴森茂常发牢骚：“自打解放，学生就没安生儿念过书，今天庆祝，明天游行；刚打完‘纸老虎’，又打‘活老虎’，合着我花钱送孩子上学，就为让人拿他们当猴耍！四周围一大堆人，他们在里边又演又唱，给卖呆儿的解闷儿，还念什么书，干脆演杂耍去算了！”

不过，说归说，孩子们的书还是得念。运动再多，宣传再忙，总还有上课的时候，少学点儿，总比不学强，好歹混个文凭，有个学历，怎么也比“白丁”好听不是！两个大的不去说了，一个已经半途而废，另一个压根就不是念书的材料。松年自进文化馆，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虽说工资微薄，不足以接济家里，但家里少了一张嘴吃饭，也算帮家里减轻负担。梅龄现在已是中学生，但学习很吃力，估计出息不到哪去。不过，只要她还想念，吴森茂就继续供下去。供孩子念书，供到他们不想念为止，而且不论男女，一视同仁，这是吴森茂的一贯主张。至于柏岁和樱子，那可是吴森茂的希望所在！柏岁这小子，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见他认真看过书，可是，年年考第一。说来也怪，这小子的机灵劲儿是哪儿来的呢，莫非真的是“文曲星”下界？说不定将来真能金榜题名，中个“状元”什么的！还有樱子，谁不念都行，她不能不念。自家的孩子不念书，那是自家的事儿，没人管；樱子是领养的——这谁都知道，亏了人家孩子，会落闲话。再说，万一有那么一天……让人家接回个“睁眼瞎”，他也没法交代呀！

柏岁和樱子现在念小学五年级，明年就将升入中学。在吴森茂眼里，中学已经算是大学问。吴家若是真能出三个中学生，三个里再出一两个高中生，甚至大学生，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难道吴家的祖坟真的冒青气啦？其实，吴森茂根本就不知道他家的祖坟在哪——也许压根就没有！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吴森茂供俩孩子念书的决心是下定了。

柏岁和樱子呐，也真给吴森茂作脸。吴柏岁不仅学习好，他还是班长和少先队的中队长，在班里乃至年级里，大小也算个“人物”。吴樱子也不错，虽说学习不太好，太贪玩，不用功，但聪明劲还有。每回考试，靠柏岁给她临阵磨枪，她还都能凑合个下中等。这就不错，别忘了，她可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唯其如此，加上她长得漂亮，活泼可爱，所以，不论同学、老师，都很喜欢她。她现在也成了班里的“人物”，因为社会活动多，经常搞宣传演出，什么合唱呵、集体诗朗诵呵、集体舞蹈哇……凡有这些文艺节目，领唱的、领诵的、领舞的，非吴樱子莫属。这样一来，吴家兄妹就成了班里的两个“人尖子”——一个是学习上的尖子，一个是文艺活动的尖子。

然而，老师和同学对班里的这两个“尖子”人物，却并不十分了解。开始，人们都以为他们是亲兄妹，后来听同学传言，说他俩是异姓的表兄妹，说吴樱子本不姓吴，是到吴家后才改的，她原本是吴柏岁的姨的闺女，是他的小表妹。这就勾起了这些半大孩子的好奇心。因为他俩总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所以就有那些淘气的学生，管他俩叫“小两口”。对此，吴樱子不以为然，但吴柏岁却坚绝不干，必要跟人家吵嘴打架，有时甚至打到老师面前。尽管老师多是向着自己的好学生，斥责淘气的学生，但仍不免有人拿他们开玩笑。就连街坊邻居中，也不乏饶舌的大婶、大妈，什么“天生的一对儿”呵，什么“姨作婆，亲上亲”呐——说啥的都有。时间长了，听得多了，这就引起了李爱媛的注意，看着他俩出双入对，自己不免胡思乱想：“要说也是，樱子已经是个大姑娘啦，十二三岁，这要在农村，也该说人家了，再过两年，可不是出门子啦！柏岁这小子有点儿傻福气，猴头八相的，几个孩子里，就数他丑，偏偏叫他白捡一个俊媳妇——呸，还不是哩，不过，早晚得是，跑不了！要说，柏岁这几年也长开了，个头儿猛窜，身体匀称多了，也不像小时候那么小鼻子小眼儿了，满看得过去！十三四岁，大小伙子啦！”想到这个“大小伙子”，再想想那个“大姑娘”，李爱媛不禁激灵灵打个冷战：“天呐，闲话这么多，该不会是这两个小冤家亲密得过分了吧？”

一天趁家里没人，柏岁也不在，李爱媛把樱子拉到身边，单刀直入地问：“樱子，听说有同学管你和柏岁叫‘小两口’，有这回事吗？”

“有，”吴樱子张口就来，“他们都这么叫。”

“那你们呢，”李爱媛问，“就让他们这么乱叫？”

“叫呗，”吴樱子满不在乎。

“啥叫‘叫呗’，”李爱媛又问，“你就这么听着？”

“那咋啦，”吴樱子反问，“我和柏子哥本来就是小两口！”

“你说啥？”李爱媛大吃一惊，“再胡说，看我削你！”

“本来嘛！”吴樱子不服，“我和柏子哥在乡下就玩结婚，他当新郎，我当新娘，还生孩子——”

“妈呀！”李爱媛像被蝎子蜇了，“你们玩过这个？”

“玩过，”吴樱子轻描淡写地说，“大家都这么玩，干子舅爬亮子姨，对屁股，生小孩，过家家——”

“等等，”李爱媛拦住樱子，“我问你，你和你柏子哥也爬——”

“爬！”吴樱子说。

“也生孩子？”李爱媛问。

“生！”吴樱子答得很干脆。

“怎么生？”李爱媛又问。

“就那么生呗，”吴樱子随口答道，“放进去，再拿出来，就生了。”

“放什么？”李爱媛紧追不舍。

“我们放草珠，”吴樱子说，“他们放酸枣，放草棍，放——”

李爱媛一屁股坐到炕上，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乡下小孩子玩的“过家家”，她是再熟悉不过了。她自己小时候不仅看过无数次，也多次玩过，这一点儿也不稀奇。出乎她意料的是，她万没想到，她的两个城里生、城里长的孩子，也会对这种野孩子的游戏感兴趣，也玩“过家家”，也“结婚”，“生孩子”！

过了一会儿，李爱媛让自己清醒清醒，又接着问：

“樱子，你们常玩这个吗？”

“不，”吴樱子说，“就玩过一次——姥姥不叫玩。”

“噢，”李爱媛问，“那回城以后呢？”

“也没玩过，”吴樱子说，“男女有别！”

“这你也知道？”李爱媛说。

“咋不知道？”吴樱子说，“姥姥说的，柏子哥也常说，他还叫我和他划清界限。”

“是这样，”李爱媛仍不放心，“樱子，妈再问你，你可得说实话。你说，除了那次玩‘过家家’，你柏子哥还碰过你没有？说实话，不许撒谎。”

“没碰过，”吴樱子说，“柏子哥从不碰我，也不许我碰他。”

听了这话，李爱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颗心算是放到了肚子里。

这一天，吴柏岁和吴樱子放学回家，没到门口就发现，窗板只下了两块，门板没下，门关着。

“这是怎么回事，咋没开板儿？”两个孩子议论着，脚跟脚走进家门，一看，柜台里边没人，前屋也没人。俩人来到后屋，见妈妈坐在炕沿上，两眼红红的，好像在哭。两人未及细问，又看后院，后院没人，小下屋里，姐姐和弟弟在做功课，哪也见不着爸爸。

两个孩子返身回后屋，一边丢下书包，爬向饭桌，一边异口同声地问：“妈，我爸呢，咋没开板儿？”

“今天不开板儿，”李爱媛回答道，“你爸有事出去了。你们俩快吃饭，下午还得上学呐！”

当晚，吴森茂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吴森茂仍然没有回来。李爱媛在偷偷地抹眼泪……

吴柏岁和吴樱子什么也问不出来，急得团团转，好像全家人都在瞒着他们什么。

五天以后，吴柏岁和吴樱子中午放学回家，老远就看见，家里开板了。他们料定，这是爸爸回来了，于是，一阵疯跑，冲进家门。俩人进屋，没见着人，先喊“爸爸”，可是爸爸不在前屋，到后屋一看，一家人全聚在炕上，爸爸就坐在炕沿上抽烟哩。吴柏岁和吴樱子叫“爸爸”，樱子向吴森茂扑去，柏岁愣怔怔地站在屋地中央。樱子刚想和爸爸撒娇，问他这几天上哪儿去了，话没出口，猛然见爸爸身后坐着一个人——姥姥！吴樱子马上丢开爸爸，大叫一声“姥姥”，便挤开吴森茂，向炕里的李王氏怀里扑去。站在地下的吴柏岁见此情景，不由分说，也跳上炕，嘴里一迭连声地叫“姥姥”。

“姥，你怎么来了？”

“姥，你咋来的？”

“姥，我姥爷呢，咋没来？”

……

柏岁和樱子连珠炮似的问起来没完。

李王氏没有回答，她在流泪。柏岁回头看妈妈，妈妈也在无声地啜泣，看爸爸，爸爸在闷头抽烟。柏岁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一下子从姥姥怀里挣脱出来，跪在炕上，两眼盯视着姥娘问：“姥姥，你怎么啦？出啥事儿啦？你干嘛哭？”

接着，柏岁又转头问妈妈和爸爸。他们谁也不说话。李爱媛经儿子这一问，竟至哭出声来。

“你姥爷，他——死了”吴森茂哽噎着说。

只这一句话，便引得李爱媛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嘴里喊着：“我那可怜的爹哟，你死得好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