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夏天，鞋料街相继出了两档子事，这在人们的心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第一件是，街西头的严文井被抓起来，下了大狱。

严文井，外号严大个子，又叫严大杆子，顾名思义，此人又高又瘦，一家三口——两口子带个要来的闺女，他们自己没生养。严文井原是开大烟馆的，后来烟馆关张，他赋闲在家，啥也不干。他家的三大间门面房，整天关着，连他家的人也很难见着，谁也不知道他何以为生。夏天，严文井突然做起小买卖来。卖什么？说来可怜，卖烀苞米。早玉米“六月鲜”下来，他个柳条筐，早出晚归，说是卖老玉米，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卖。一家三口靠这生活，难点儿！但严文井卖得挺上心，一夏天，早晨筐出去，晚上筐回来。一天就卖一筐老玉米？咋不见他中间回来上货？人们不免有些议论，可议论归议论，谁也不管这种闲事。加之严文井为人闭塞，和谁也不交往，所以没人过问此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嘛！

入秋，严文井果然出事了，听说，他是以卖苞米为幌子，偷偷倒腾大烟，结果被人告发，蹲大狱去了。

第二件是，于大海的饭馆因不正当经营，被查处。

于大海，外号于胖子，排行老四，他有个三哥，叫于大明，是个罗锅，和他毗邻而居，也是开小鞋料店的。于胖子自幼学厨，手艺不错。他自己开了一家小饭铺，也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饭铺，买卖兴隆，后来发达了，还盖起了一座二层楼。解放后，这条街上第一个开张营业的，就是他的小饭铺。两间门面，摆四五张桌子，橱窗上摆几样小菜儿，后屋做厨房，楼上住家，买点饺子、面条，炒几样便宜菜。于胖子一人忙前忙后，既当大师傅，又当跑堂的。半年多的时间，于胖子起来了！他重修门面，腾出二楼，请来大师傅，雇了跑堂的，要干大的了！原来“于记饭铺”的小木牌，换成了“大海饭庄”的金字横匾；玻璃窗上写着“家常便饭，经济小吃”的纸条，变成了“南北大菜，包办酒席”，“红楼雅座，文明招待”

的大匾联。最招惹人的，是他那些“文明招待”：七八个女人，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有客陪客，没客就在门外叽叽喳喳，扭来浪去，招徕顾客。于胖子的买卖，一下子火了。衣冠楚楚的男客，纷至沓来，楼上楼下，人头攒动。一天到晚，炒勺的“叮当”声，跑堂的叫座声，饭客的猜拳行令声，女招待的尖叫浪笑声，不绝于耳，搞得鞋料街乌烟瘴气。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女招待们白天黑夜的吵架，互相对骂，那叫难听！你骂她是“骚货”，她骂你是“狐狸精”，这个说那个叫人啃了，那个说这个叫人摸了……啥解恨骂啥，吵得人白天不得安生，晚上睡不着觉。

街坊邻居对于大海颇有微词，吴森茂更看不惯：“挺大个老爷们，靠女人赚钱，吃软饭，不地道！”

终于有一天，吴森茂忍不住了。因为他发现，他的大儿子松年，也挤在人群里，看女招待们吵架。这还了得，伤风败俗，搞臭了这条街不说，带坏孩子可是大事！吴森茂责罚了松年，训斥了其他孩子，到晚上，他去找于大海了：“于四哥，咱们都是朋友，又街坊邻居地住着，我说话不见外，直来直去。你开饭馆，我管不着，可你不能这么闹腾，吵得四邻不安，还有你那些女招待，花里胡哨的，又扭屁股又飞眼儿，像啥样，你就不觉得寒碜？她们吵架骂出的那些话，你听了不脸红？

你就不怕人说，这‘大海饭庄’是个什么地方？四哥，这事你得管，管好了，咱们相安无事，管不好，可别怪我不客气！我把话说在头里，这条街上，看不惯你这一套的，可不只是我，大家碍于面子，都没说什么，心里可都憋足了火。你真把大伙逼急了，看你这买卖还能不能干下去！我不是吓唬人，信不信由你。”

于大海胖脸涨得通红，鼻头浸出了汗，连连点头，一迭连声地说：“我信，我信，你吴老弟说的话，我咋能不信？我管，我一准管，明天就管。这几个骚货，不要脸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她们！你老弟放心，不出三天，我准叫她们规规矩矩。

我的好兄弟，你无论如何得帮哥哥一个忙，叫老少爷们宽限我几天，过后我请客，跟大家陪不是！”

“你不用请客，也不必陪不是，”吴森茂说，“只要你安生儿的，没人不叫你发财，更不会砸你的饭碗。”

说完，吴森茂起身要走，于胖子死活拉住不放，非要亲自炒几个菜，和他的“吴老弟”喝几盅不可，吴森茂没答应。

过了几天，“大海饭庄”果然安静了，而且安静得有些过分，不仅没有了女人的吵骂声，连食客们的猜拳行令声也听不见了，甚至停业多日。等到再次开门，“大海饭庄”的横匾和板联摘下来，又换上了“于记饭铺”的木牌儿和“经济小吃”的贴纸，二楼关掉，大师傅和跑堂的走了，又只剩了于大海一个光杆司令。

这是怎么回事？吴森茂纳闷儿，是他找于大海时，话说重了？话再重，也不至于让他的买卖垮下来呀！他不过叫于大海管管他那些女招待，不要扰民，败坏这条街的风气，也没叫他不干呐！这是何苦，吴森茂有些后悔。

其实，于大海买卖败落，和吴森茂没有一点儿关系。此事与吴森茂找于大海谈话碰到一块儿，纯属巧合。实际上，于大海是叫共产党“整治”的，说他搞“不正当经营”，使用女招待揽客的做法被取缔，叫他停业整顿，还罚了款。究竟罚了他多少，他自己不说，别人也不好问，反正“大海饭庄”塌架了。

对这两件事，鞋料街的小老板们反应不一。对严大个子被逮，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共产党干得对。对于于胖子的扰民饭馆么，大多数人也都觉得该管，认为这是共产党为鞋料街扫除了一害；但也有少数人，其中就包括吴森茂，又觉得对于胖子的整治，有点儿太过。他的那些女招待是不像话，可是，她们行为不端，可以管嘛，而且于大海也说了要管，何至于全部赶走？哪儿没有女招待员、服务员、售票员，乃至女工人？至于罚款，也应该，但罚款是为了教育，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怎么就把一个火爆的饭店，罚趴架了呢？这未免有点过分。由此想到他们自己的买卖，不免产生一丝兔死狐悲之慨。

接着传来的消息，更是叫人震惊不已，说是四城八门的所有窑子街，全被查封了。老鸨、“王八”被抓，妓女被教育改造，择偶从良，连散见各处的暗娼、“野鸡”和“半掩门子”，也全被一扫而光。大烟馆被取缔，制毒、贩毒、吸毒的，全逮。重者，像严文井，判刑坐牢；轻者，管制教育，改造后释放。全市的赌窝子都被端了，抓赌头，收赌具，管制赌棍，教育赌徒……据说，这叫清洁城区，整顿市容，准备迎接重大庆祝活动，但不知庆啥，祝啥？

鞋料街的小商人，都是正派人，他们一不嫖，二不赌，三不抽，共产党禁毒禁赌禁娼，禁不到他们头上。相反，抓走害人的严文井，赶跑扰民的女招待，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他们对共产党既无好感，也无恶感。国民党骂他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八路进城半年多了，也没见人家乱来，可见国民党所言不实。至于共产党杀富济贫，和他们关系也不大，因为他们虽不是穷人，但也不富；杀他们，济不了贫，看样子，共产党也没有杀他们的意思。就是传说要搞的土改，对他们是个打击，因为他们大都有地在乡下，不过，人家要分，他们也没办法，好在他们都不指望它，分了地，还不至于断了他们的命根。不管怎么说，新政权还没碍着他们什么。倒是这“三禁”，共产党干得是真漂亮！就连因土改而对共产党没有好感的吴森茂，也不能不为它竖大拇指。

“漂亮，共产党这几手干得就是漂亮！”吴森茂又要神侃了，“也真他妈邪门儿，历朝历代禁不住的烟、娼、赌、盗，共产党说禁就真禁了。就说这烟吧，大清国、满洲国、国民党，哪个不禁？又有哪个禁住了？小日本儿厉害吧，宪兵队、辣椒水，打呀，杀呀，还不是卖的照卖，抽的照抽。老蒋搞‘新生活运动’，带头喝白开水，决心多大，还是没用。要我说呀，不是禁不了，是不想禁。真禁，像共产党这样，来真格的，不就禁啦！就说日伪时期吧，小日本儿自己办官窑子，它能禁娼？国民党的官吃喝嫖赌抽，它能禁什么？”

“话是这么说，”郭万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程咬金还有三斧头呐，关键是看后边还有没有续招。”

“是这话，”张春生说，“就看这三把火烧完，下边还咋办啦？”

是啊，那就等着瞧吧。不过，共产党这头三脚，算是踢开了，至于下一把火咋烧，烧谁？那也只能等着瞧。

这一年的秋末，鞋料街的人们终于明白了，共产党前一段时间，为什么搞“三禁”、“清洁城市”，为什么花大力气，“整顿市容”。原来为的就是十月一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天，整条北顺城街被装点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临街的工厂、商店、铺户、住家，门前都挂起了崭新的五星红旗。第一次挂出的新旗，带着清晰的折压痕迹，在秋风中猎猎飘扬。巨大的领袖画像，长长的大红横幅，成片的彩旗，铺天盖地的花花标语——像过年贴对子，贴门神，贴“福”字，贴门挂，怪红火，怪喜庆的。

北顺城街直通市府广场，市政府大楼前新搭的主席台，是此次庆典的中心，接受检阅的队伍要去市府，必须从这里通过。

上午十点，阅兵开始。陆、海、空三军，排着严整的方阵，踏着军乐的节拍，迈着齐刷刷的步伐，新人、新衣、新枪，威武雄壮。马队过来了，一队队白马排成的方阵，白得像一片雪；一队队黑马排成的方阵，黑得像一摊煤；一队队红马排成的方阵，红得像一团火。马蹄踏响青石路面的声音，震得人心突突乱颤。机械化部队过来了，一辆辆崭新的六轮大卡，上面端坐头戴钢盔、手握卡宾枪的战士，疾驰而过。一队队马拉炮车，铿锵驶来，马上坐着御手，小炮炮口平指，大炮炮口朝天，马蹄，车轮滚滚。一排排坦克，“突突突”喷着黑烟，履带把电车道中间的碎石，卷起一房多高，漫天飞舞，青石路面，被轧出一道道白痕……

群众游行开始了，形式和庆祝元旦时差不多，阵势比那大。成片的领袖像，红旗的海，彩旗的浪，举着镰刀、斧头、钢枪的工农兵，花花绿绿的秧歌队，蹦蹦跳跳的高跷，滴溜乱转的旱船和跑驴……除了这些老节目，还增加了洋乐队，队员穿得像民国的大总统，大喇叭有酱缸盖子大，绕脖子好几圈儿；大鼓不是平着敲，而是竖着挂在肚皮上，横着打；吹拉的家伙稀奇古怪，挺新鲜。还新增了花棍儿和花鼓，特别是大彩车，上边有整座工厂，山川田野，甚至有整台大戏……整个游行过程，口号声震耳欲聋，歌声此起彼伏，鼓乐喧天，鞭炮齐鸣，真叫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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