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纬：2000年5月，局势又紧张起来。那时候，联合国已经派维和部队进驻塞拉利昂，被叛军抓了二十多人，其中包括联合国的军事观察员。联合国采取突袭行动，把人质解救出来。爱人要跟我一起撤到几内亚，我说不行，你只能到加纳去，给她买了5月8日的机票。但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各种传言不断，说是叛军已经打到离弗里敦只有多少公里了，让小孩儿筑成人墙，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法儿打；又听说维和部队的约旦营已经不抵抗了。我们的合作伙伴马达姆·李斯特说：跟我一起走吧！于是，把机票改在5月7日，中午送她们俩一起走了。李斯特是加纳人，在塞拉利昂和我们合作。1997年政变之后，她被列人了黑名单，在塞拉利昂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加纳，还是做渔业生意。

5月8日，于真武大使决定撤到几内亚去，我们大队人马全部撤退。这一次，我们代表处又“流亡”了半年之久，直到2000年10月，局势稳定了，才又回到塞拉利昂。

霍达：长达三年的战争，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面对熊熊战火，以您为首的代表处全体同志，临危不惧，齐心协力，一切听从使馆的安排和指挥，挑选了船体状态最好、设备运转正常、人员素质较高的渔船，以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圆满完成了撤离工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经参处的参赞说：“撤离行动决策果断，安排周密，行动神速，是驻塞外交使团中成功撤离侨民的第一例。”大使也说：“中水人在这次撤离中作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这些评价都不为过誉。为此，外交部曾给农业部发来感谢信：

农业部：

5月25日，塞拉利昂突发军事政变，机场关闭，陆路封锁，烧杀事件接连不断，西非维和部队与政变军队一度展开激战，我驻塞人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形势十分严峻。在此危急关头，外交部党委当即指示我驻塞使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将我各类人员撤至邻国几内亚。

乘船渡海是当时撤往几内亚的一条相对安全的渠道。在你部及中水渔业总公司领导的明确指示下，公司驻塞代表处迅速调拨两艘渔船赶赴塞国首都弗里敦港，在使馆党委的周密安排和统一指挥下，不辞劳苦，往返奔波，终于分别于5月29日和6月4日将我驻塞使馆人员、经贸人员、援外专家及香港、台湾同胞共计161人（霍达注：连同中水人员共181人）及时有序地撤至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在此过程中，中水公司驻塞代表处顾全大局，不计部门得失，特别是公司李纬代表和杨光辉、许富杰两位同志奋不顾身，多次往返于使馆和码头之间，表现了高度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此举使全体撤离人员深受感动，并受到有关各界的高度赞扬。

在此，对你部及中水渔业公司在危难之际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大力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外交部

1987年11月17日

外交部干部司也曾先后在1997年6月5日、2000年6月5日两次致函中水远洋渔业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代表外交部领导和驻塞使馆全体人员向公司领导和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

李纬：这三封感谢信，是外交部领导和祖国人民对我们的鼓励。我们是国有企业，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为国分忧是分内的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表扬啊，感谢啊，都不敢当。

霍达：这也是中水人的共识。你们常年在外面工作，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战争此起彼伏，你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保卫国家机密和外交人员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还救援了我国援外人员、驻外侨民、港台同胞以及国际人士，对此，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那些身受其惠的人士也不会忘记的。据我所知，你们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李纬：是的。由于塞拉利昂政变，大批武器失散民间，造成海盗猖獗，对我们在海上作业的渔船频繁地疯狂出击达二十六次之多。海盗持有大量武器，强行登上我们的渔船，殴打我们的船员，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他们大肆抢掠船上的财物，包括生产物资、油料、鱼货和船员的私人财物，都被洗劫一空，致使我们的渔船无法正常生产，损失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8年7月，也就是说，政变后仅仅两个月，已经造成经济损失15万美元，更不要说以后三年的损失了，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霍达：“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句话很形象，你们在海外工作，这种事儿遇到不少吧？

李纬：数都数不清。记得有一次，我们的港口卸鱼，西共体维和部队的人去了，是尼日利亚的大兵，伸手打了我们的船长一巴掌，船上向我报告，我一听就火了，马上赶到码头，问尼日利亚的大兵：为什么打人？他说：我们要检查证书，你们的船长不肯拿出来。我说：语言不通嘛，他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合作伙伴李斯特从中说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打人的大兵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李斯特对我说：你既然有在尼日利亚工作四年的经历，走遍全非洲应该都没问题了，怎么对这些常见的现象还大惊小怪？

另一次，尼日利亚大兵上了我们的船，要鱼，要虾，船长不给，他一把揪下船长的帽子，伸手打了一巴掌。船长和他争执起来，被带走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找了维和部队的头儿，和我们使馆的政务参赞一起去的，当面把那个大兵狠狠地教训了一通，把我们的船长领回来了。那天正好下着雨，打着伞，维和部队的头儿送我们出来，我心里总箅出了一口气。

霍达：您和尼日利亚人还算是“老相识”呢！那位马达姆·李斯特说得好，有在尼日利亚工作四年的经历，走遍全非洲都没问题了。听说您和李斯特后来在加纳又合作了一把？

李纬：前面说过，李斯特是加纳人，常驻塞拉利昂。塞拉利昂政变后，她被列入黑名单，所以就回她的老家加纳了，继续和我们合作。我们考虑上加纳项目，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塞内加尔当地的船厂太小，险象环生，我们一直想另找修船的地方。正巧我的一个同学，是山东水产集团的副总，他们在加纳有个船厂。1997年年底，我去加纳看了看，1998年又去过一次。中水也曾经派人考察过，看法也不一致。加纳有“黄金海岸”之称，沿海地区是著名的原生矿区，加纳海域盛产金枪鱼。但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渔业资源已经衰退。可是，加纳人爱吃上层的低档鱼，鱼货市场却很大。我向中水报告，虽然资源平平，但仍有开发价值，可以从塞拉利昂分流一部分船，进行试捕。我们派了四条船去，从李斯特那儿要了她的报表，也就知道她获利多少，感到这里的市场很好，于是把船增加到八条。那时候，我身兼二任，塞拉利昂和加纳的事儿都管，副代表是李文浩，后来又增加了一名副代表周松涛。我爱人也跟我到了加纳，那儿没有炊事员，她就成了炊事员，一个人包三百个饺子，很辛苦。2002年11月，我和她一起回珠海休假，2003年3月8日我重返西非，她就留在家里了。

霍达：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李纬：我在2003年6月1日回国。走之前，和会计一起把上一年的决算做好，经拉斯办批准，定下了下一年的利润指标，把塞拉利昂的那一摊儿交给李文浩，加纳的那一摊儿交给周松涛。宗文峰带了两个人，到塞拉利昂讲几句，到加纳讲几句，我的工作交接完毕，该走了。回国之前，心情很矛盾，眼看着加纳项目要成气候，船不断增加，效益也渐渐显露，马达姆·李斯特和我们合作，赚了钱了。临走之前，李斯特开了三个pary，摆了七八桌，为我饯行，她说：“我亲爱的父亲李纬先生要回国了。多年来，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们之间也有争吵，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比什么都珍贵的！”说着说着，她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李斯特的话是很真诚的，她真是把我看作“亲爱的父亲”了！

霍达：看得出，您对那个地方，对那里的人，都很留恋。

李纬：毕竟那里是我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地方，而且经历了战争的考验，真的要走了，感情是复杂的，既归心似箭，又不忍离去。最令我遗憾的是，我回来了，加纳的鱼发了，网一下去就是鱼啊！可惜，我没有亲眼看到丰收的景象，没有亲身享受成功的喜悦！

李纬说到动情处，眼里闪着泪花，发出一声喟然长叹，好似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多么想重返战场，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可惜，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而今只能在梦里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