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财政一项，有专人负责。如怕胡滥开支，是可防止的。汇票究该由谁保管，应该多请几位负责同志来商议决定。不必再争执了，有伤感情。”刘公气恼，听李作栋言语才平静下来，说道：“保管问题不大，问题在监督方面，大家愿意受我监督，不滥开支，我乐意把汇票交出来。现在即可交给你们，也不必同大家商量，就这样决定。”

说着，刘公便打开木箱，取出汇票摊到桌上。

彭楚藩转换笑脸说道：“仲文兄如此放心，我们甚是高兴。作栋是公举的理财部长，汇条可由作栋保管。但是汇条上共有银子五千两，可兑七千块银元。我们已做估计，革命经费有五千元便足够。剩余两千元可留做你个人开支使用。适才纳官之事，是戏言，请原谅。”说罢和李作栋便要告辞离去。刘公哪里肯放，扯住二人道：“夜已深，就在此过夜，明日一块儿过江。”李作栋道：“嫂夫人不方便。”刘公道：“内子可在楼下和母亲共榻。”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楼梯口下的杨玉如、孙武、邓玉麟等也走上楼来，众人哈哈一笑，皆大欢喜。

刘公过去和彭楚藩接触较少，不甚了解，经此番争执之后，深知彭楚藩急公好义，甚为钦佩。二人共榻而眠，谈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刘公、彭楚藩、李作栋一同过江，在汉口某山西票号换了兑条，向俄租界道胜银行办理存款手续。因为洋租界的外国银行，不受清官厅管辖，存取款项不致泄漏消息，引出麻烦。哪知，俄租界的道胜银行，不相信中国票号开出的兑条，非现款不可。于是，刘公等三人，又返回山西票号去提取现款。时间已是下午，他们赶紧请了几个挑夫，把五千两银子挑进道胜银行，才把存款手续办妥。

按当时市面通例，每枚银元合银重七钱二分。五千两银子折合银元六千九百四十余枚。取出五千元后，刘公在票号仍持有近两千元大洋存款。

经费问题解决后，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共进会、文学社两团体于七月二十二日假雄楚楼召开联席会议。此次，两团体主要人物齐集，推刘公做会议主席，文学社蔡大辅为记录。

孙武精神抖擞，首先做报告道：“我们湖北革命已有十余年历史，在最近三四年间，完全由我们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经过我们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互相谅解，进行出生入死的冒险工作，才获得今日的成就。现在已到要摊牌的时候了。我们已由被动转为主动，要向敌人进攻了。几个月来，军队同志屡次催促我们发动起义，我们因湖北地处腹地，四面都有受敌人威胁的可能，武昌革命是生路，也是死路，万不可冒险作孤注一掷之举……现在我们秘密筹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尤其是仲文同志慷慨捐出五千元，我们的发动经费有了，准备及时动手。但武昌革命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双方的事，只有两团体联合一致，集中力量向敌人进攻，才能得到胜利。否则，互相观望，坐待时机，就会同归于尽。所以今天召集两团体负责同志会商，希望两团体在胜败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两团体的联合问题上，展开切实的讨论。”

文学社刘复基继起发言：“摇清兄所谈一切，可称老到精细，本人极表同情。武昌革命是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团体的事业。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两团体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只能算消极地合作，现在我们要积极地合作了。现在革命形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了。已到与清皇朝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本人建议：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称，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事成则卿，事败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冒险以赴，再不要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

刘复基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赞赏，大家都认识到在此革命的重要关头，两团体一致对敌的必要性。刘公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会场说：“本人亦有建议：不仅团体名称要更改，就是从前所预拟的个人职务名义，也过了时效，都应一律作废，重新改选。即如本人前承蒙同志预推为湖北的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现在刘英不在此地，我不敢代表他，我自量才识不能胜任起义时的领袖，请大家原谅。”蒋翊武、王宪章紧接着发言，辞掉了文学社社长、副社长的职务，表示两团体合并之后，一切重要事情取决于会议。

会场情绪既热烈，又严肃。

杨玉如看看诸位卸任的同志，微笑说道：“从今日起消除原来团体的名义，我们武昌革命战线才算真正统一了。但是大家都取消已往的领袖头衔，那么我们湖北革命岂不成了群龙无首吗？谭人凤同志曾说过‘责任可以分担，事权必须统一’，这是中部同盟会的革命原则。我们今天还是要预选一个主帅出来，或称都督，或称总司令，以备起义时负责指挥，以免临时忙乱，请大家考虑。”

众人哑然，觉得杨玉如意见甚有道理。两团体领袖均卸任撒手，又无新领袖，岂不成乌合之众？将来又怎能克敌制胜？沉思片刻，众人又纷纷发言，赞成推选主帅，视线又重新回到刘公、蒋翊武身上。蒋翊武首先推荐刘公担任主帅，刘公剀切辞谢，一再谦让，自称不懂军事，才学不足胜任，转而要蒋翊武出任主帅。蒋翊武回答道：“我过去早有表白，在湖北革命，当请湖北同志为主帅。”孙武过去领袖欲很强，现看两团体衮衮诸公，人才济济，当然领袖念头赶快收起。有人建议居正担当主帅。居正盗金佛一败涂地，处境尴尬，更是打拱作揖，拜辞谢绝。一时，出现冷场局面。

稍顷，居正发言道：“今日各同志都如此谦让，不争权力，较之太平天国洪、杨诸王自我相残强多了，实是大有进步，是我们革命的好现象。但绝不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事权仍须统一，组织要有重心。我们可否找中部同盟会，请黄克强、宋教仁、谭人凤等来帮助我们主持。名义待他们来后再说，如何？”居正此番话，无疑绝妙上策。孙武首先附议赞同，说道：“我们两湖向来一家，此次武昌革命又是两湖同人领导的，但是发动地点在湖北。我们邀请湖南的黄、宋来做主帅；一则可以表示湖北人谦让，二则可以他们的声望，便于号召各省。”刘公也道：“这是个解决主帅的好办法。不过克强今春广州起义失败，打击太大了，心灰意冷；教仁为人又甚谦慎。恐怕不是我们一纸相召，他们就即时命驾的。我们必须推举代表赴沪专邀，因为我们武昌的现状再也不能迟延了。”

与会众人全体赞成通过，并即席公推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专邀黄克强、宋教仁等克期来鄂，以便大举。

孙武又提议三项，也一致通过。（一）于武昌城内择要地多设旅馆，平时联络，有事为集合地点。（二）在汉口租界内租赁密室，制造炸弹及旗帜文告等。（三）随时拨款给杨洪胜，向楚望台修理军械的工人购买子弹。款项多少不限，子弹愈多愈好。

两团体联席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会后，刘公、孙武打点居正、杨玉如启程去上海。孙武又建议他们带一千元前去，托同盟会陈其美代买手枪，准备发难时干部使用，也表示湖北革命党人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决发难的决心。

众人一致赞成，当由李作栋从存款中提取一千元，交居正、杨玉如。

居、杨打点行装，于联席会议后第二天，七月二十四日乘轮船顺流而下赴上海。

居正、杨玉如抵上海后，先去《民立报》馆访宋教仁，再去马霍路访陈其美，将携带一千元托陈其美购买手枪。又去北四川路拜访谭人凤，报告湖北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及武昌即将大举情况。

次日，陈其美在寓所召集中部同盟会会议。当时，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各省均有同盟会代表驻沪，也列席会议。陈其美介绍居正、杨玉如与大家见面，由居正详细介绍武昌革命形势。与会人员深受鼓舞，中部同盟会提出武昌、南京、上海同时发动。居正、杨玉如代表湖北发言道：“武昌革命时机已成熟，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不是少数人所能控制得住的。不妨先让湖北发动，南京、上海继续响应，使清廷不能集中力量对付一隅，希望中部同盟会速作准备为好。”最后，一致赞成湖北首先发动，与会各省代表迅速密报本省，准备即起响应。

恰在此时，谭人凤忽得黄兴由香港发来电报，并电汇三百元，约谭人凤同赴云南，做最后一掷。谭人凤五月间由港返沪，原以为黄兴业已去美洲，接电报、汇款始知黄兴仍在香港。宋教仁、谭人凤、居正会商后，三人急忙修书黄兴，述说湖北新军运动情况，转而邀请黄兴速来上海，赴武昌共谋大举。派吕天民携书送往香港。

黄兴八月十一日会见吕天民，见居正来函，慨然应邀。即修书正在海外温哥华的冯自由，转电同盟会总理孙文报告一切，并请其筹划款项。电文结尾称：“……弟本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中游，期与会合。”

居正、杨玉如留沪，正在等待黄兴消息。忽接湖北特急电报，敦促迅速返汉。而此时手枪尚未买到。不得已，杨玉如先行，居正暂留数日，等待手枪买到后，再带械回汉，他俩忧心忡忡，不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