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不想睁开眼睛，那这话不够份量，不足以说明实情：说实话，是恐惧把我送进了一种短暂的休克状态。我一想抬起眼皮，就立刻感到里面的脑浆像要冲破头骨，把两只眼球像瓶塞一样一冲上天棚。这滋味实在太难受了。

我记不得自己何时恢复了知觉。似乎它是一点点回到我的身上的，它就像一个胆怯的访客，在一扇虚掩着的门前徘徊许久，他不敢敲门，最后决定把鼻子探了进去，又马上缩回来，似乎被自己的勇气吓着了，抚着心口惴惴不安。自己的知觉像个神经衰弱者，这感觉实在既新鲜又陌生。我用常规判断安慰自己：我的记忆还没有因为头上挨了一击而丧失，否则这个念头也不会存在了。哎，活着，我还活着吗？我试着活动一下手指，马上感到脑袋里嗡的一下，一阵剧痛，好像又要失去知觉一样。几分钟，几个小时？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我还有痛感，这就是说，我还活着。

接着，忿忿不平的情绪回到了我的脑子里，这是种极度委曲和愤怒互相交织而成的感觉他们为什么打我？他们是什么人？我做了什么坏事？艾芙琳娜为什么和他们在一块儿？我母亲的这个老朋友，为什么连一句话都没替我说？我觉得委曲，但很快就不再一个接一个给自己发问了，这些疑问像一根根扎进后脑的钉子。人人都多少有些受虐意识，只有少数人懂如何规避它的陷阱。我还没修炼到那一步。

什么地方传来喃喃低语声。我渐渐明白了，我还在那个屋子里，身上仍然穿着那套脏兮兮的工作服，躺在那只皮沙发上。我的后脑还在疼，但手腕上已经给铐上了一副手铐。桌子后面坐着的还是那几个人，艾芙琳娜和三个男的。除了已经在洞里遇上的那个大块头，另外两个，一个长着一张马脸的瘦高个儿，一头散乱的灰发，满脸苦相；另一个是个羸弱的小矮子，是个秃子，光光的头皮上只有头顶还剩了一撮头发，活像一颗西瓜带着一根蔫巴巴的茎儿。

是谁打的我，我心里清楚得很，但是这一击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四个人全抽着烟。烟雾聚积在顶棚上，盘旋在那个带我进来的洞口边。

“醒过来了，”马脸说。

“啊。”大块头说了一句，朝我又探了一眼，“醒不醒有什么区别？”

“那么就用第1方案喽？”

“当然。”

“我还是反对。”艾芙琳娜说。

“何必呢？”瘦高个儿惊讶地说。“谁反对都成，只有您不行。艾芙琳娜·加福琳洛甫娜。您想给我们证实这个人特别有用，给他今天造成的损害减轻罪责，是不是？不行啊。”

艾芙琳娜·加福琳洛甫娜有事就跟我们这帮钳工们连嚷带骂，从来不假思索。对俄罗斯劳动人民来说，当头儿的粗声大气已经培养出了下属的条件反射，就跟巴甫洛夫研究的狗流口水一样。可现在，她却一声不吭，停了半晌。

“给你的损害我负责，格列伯·拉季奥诺维奇。别不信，我肯定负责到底。至于他，我担保。我说话算话，愿意冒这个险。你想啊，我什么时候给人作过担保？”

“是头一次吧。”矮子说话了。

“我想，也是。但请您记住：跟我意见不和的时候，我要听领导的决定。”

“延期否决。”大块头说。“请你们告诉我，最近发生的四次，不，是五次事件，都是怎么处理的？”

“我记得很清楚，瓦吉姆·瓦吉莫维奇，”艾芙琳娜冷冷地说，“那里头有一个受您保护的。那次我反对，我的意见跟领导的一致……”

“要您看，这次也会保持一致了？”大块头红着脸插嘴说。

“希望吧。”

停顿了几秒钟，屋里只听见呼吸声和椅子的吱嘎声。几个人用恶意的眼神互相看着对方。最后，瘦高个儿嘟囔了几句，我只听见他的话里提到什么“个人动机”这个字眼，其他什么也没听到。

“对，我是有个人动机！”艾芙琳娜激动地说，“我想让他加盟。不是马上，当然要等一等，过段时间再看。他的特质对我们的事业有帮助，这就是我的个人动机，您所指的不是什么别的吧？”

“怎么这样？”瘦高个儿说，“我什么也没指。我不过是不喜欢这么就……”

“实情就是实情，现在他在这儿，我们得马上做决定，怎么打发他。我建议第3个方案。总之，什么规则都有例外。”

“等一等，等一等，”矮子急着说，“这就算投票表决啦？早了点儿吧？我首先要知道，艾芙琳娜，您刚才指的是什么特质？我看他如果不是一个傻瓜，往正常人不去的地方瞎爬，迷了路，就是一个奸细。看吧，脏乎乎的，又吓得胆战心惊的，我看了都不舒服。您能把这特质说清楚点儿吗？”

“我不说，”艾芙琳娜说，“消息封闭。”

“那投票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法定人数也不够……”

“如果支持第1方案的人数超过一人，没有法定人数也行，”瘦高个儿说。

“行，”大块头同意。

我试着动了动被铐住的双手，脑子并没有疼得失去知觉只是后脑勺疼的要命，那儿已经肿起了一个大包。然后我想动一动脑袋，好用上整个视野。我刚才一直斜着眼角看，太别扭了。这一动，又让我灭火了。

也许这次是因为愤怒。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这肯定是个什么非法所在！算我倒霉掉进陷阱里来了，我还陷得还不浅，不太容易脱身呢。这是什么陷阱呢？地下海洛因作坊？恐怖窝点？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嘴里发着狠问。后脑的疼痛让我牙关直响。

“闭嘴，”瘦高个儿漠然地说，“否则我们帮你闭上。”

“我可要喊了！”我威胁说。

“你的鼻子不通，大概都是土，只剩嘴喘气了，”大块头不屑地说，“要是给你把嘴也堵上，那就太不妙了。”

“你们是什么人？”我又质问了一句。

“闭嘴，要么我们真堵你了。”

“败类！”

“住嘴吧，斯瓦特，”我的上司开口了。“你喊也没用。除了我们几个，这儿没别人，谁也听不见。你一嚷嚷，我们都没法说话了。怎么着，投票表决吧，格列伯·拉季奥诺维奇？”

“第1方案。”

“不改了？”

“有什么改的？”

“好，瓦吉姆·瓦吉莫维奇？”

“第1方案。”

“确定？好。尹诺肯季·捷连季耶维奇？”

“已经有两票赞成第1了，我的票还有什么用？”矮子有些畏缩。

“这是程序，别拖延了，我们的事儿还一大堆呢。怎么着？”

“我弃权。”

大块头和矮子两个嘿嘿笑了起来。艾芙琳娜·加福琳洛甫娜摇了摇头。

“您大概忘了，这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弃权。您选哪个？”

“不是第1方案，”矮子说，又缩了起来。他目光到处转着，无法停下来，更不敢往我这儿瞧。“不是第1就行，要么第2吧，您说呢？第2，啊？”

“真是洁身自好啊！”瘦高个儿鄙视地抛出一句，“可耻！”

矮子把脑袋往肩膀里一缩。

“我投第3方案，”艾芙琳娜说。“投票结果：第1方案两票，一票投2方案，一票投3方案。宣布延期否决。我们自己把他带出去，还是叫个人来？”

“还叫什么人呢，”大块头从椅子上跳起来，“我自己带，我暂时还没残废呢。”

“这我早看出来了，”艾芙琳娜挖苦了一句，“刚才绑上他就行了，非得打他吗？你吃饱了撑得是不是？”

“为的是可靠。要是他往门口跑，怎么抓？”

“抓还不容易吗，他能往哪儿跑？”

说着话，大块头朝我这儿走过来。他快要靠近我时，我猛地踢了他一下，没踢中，自己差点儿伤心地哭起来，我的腿还不听使唤，剧烈动作让我眼前的一切晃动了起来。

大块头一下子跳到了一边。

“会尥蹶子啊，”这家伙吃了一惊。

“给他脑袋再来一家伙，”瘦高个儿阴气十足地说。

“要是你就不尥蹶子了？”矮子挖苦说。

实在没有力气再踹上一脚了。我给揪着领子立了起来，就再也不知道所去何方了。我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拖开了，周围的世界变得黯淡，只听见艾芙琳娜遥远的喊声：“你给他弄成脑震荡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我就不明白了，我也不想弄明白。

记忆里留下了很少的印象。我被拖进一个没有尽头的、幽暗潮湿的走廊，只是偶尔看得见灯光照明。接着是一个大厅，边上有个小阳台，脚下是金属片的哗啦声，还有一种机械的低鸣。一股电焊味，在一个跟医疗站一样内壁镶着瓷砖的屋子里，有人给我按了按后脑上的肿包，观察了一下瞳孔，找软地方扎了一针。然后又是另一种墙，没有抹灰的水泥墙，留着摸块对接的痕迹天花板，也是水泥砖的。

陷阱。我把这个地方叫囚笼。

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给我端了吃的，身后一直跟着那个一脸苦相的大块头隔离室，隔离侦讯室。跟监狱一样……

不管怎么叫这个地方，总还不是什么单身囚室。舒适的温度，从天花板通气口送进的清新空气，还有抽水马桶、洗手池和医用床，能躺得下任何一个大块头。我躺在这大床上，数着毛糙的墙壁和房顶上的砖块。他们还让我吞下各种药片，看来，隔离室更像医疗室，而不是侦讯的隔离，至少还没提我过堂。

这样，我在地下囚室里过了大概两天。

这头两天的日子我还觉得可以忍受。但接着我就感到憋闷心烦了。无论是白衣姑娘还是大块头，都没有回答我的任何问题。我只有跟便桶和通风管问时间了。

一到晚上灯就给关了，但也不是全部关掉，他们还是留下了一点儿起夜用的照明光，像满月一样的强度。午饭后的两个小时光线也给控制得很微弱，但如果有本大字书的话，就着光线到还可以读读。

每天同样的程序重复三次：铁门上的大锁头咣当一声打开，来人送饭，巡视一遍整个屋子，看看自上次巡查后我有没有从空气中提取出了炸弹。查看一番过后，他们才放姑娘进来。她往我的膝盖上摆个小桌子，给我嘴里塞上一把药片。如果需要她就会收拾一下屋子，给我放下吃的就走。锁头重新锁上，半个小时后再回来收盘子碟子。除了“吃药”、“洗手”、“躺下蜷身，我要打针”这些指令外，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的手表在挨打的时候震坏了。表是便宜货，倒没什么可惜，但失去了准确的时间概念让我大为苦恼。最后，我只有说服自己：最好什么也别知道，盯着表针数时间，更难受。

更糟糕的还有一样，就是我的后脑上的伤似乎留下了一个后遗症我一站起来就觉得天旋地转，肚子里一阵阵的恶心。最后，我宁可躺着了，不想呕吐的时候就仰面研究天花板。

正确的推断来自正确的问题。可我没有正确的问题。我的耳边总是在回响着一个声音：一切到底是为什么？第3天，我感觉好了一点，就思前想后琢磨起来。

我被囚禁了，这是明摆着的，但是，我的囚禁者到底是谁？我越想，越觉得这个地方像一个恐怖分子的基地，或者秘密的毒品工厂。长长的走廊两侧那一个个包间，很可能就是加工的车间。第2个问题，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肯定不是他们绑架的对象，不是他们换取赎金的肉票。说到底，我的手铐给摘下来了，按我的要求，他们也给了被褥枕头，没有再捆绑我虐待我的征象。我得出答案：我对他们来说没用。我只是一个闯入者，一个不该出现的见证人，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

这个结论我并不喜欢，但也只能拿它安抚一下自己。从另一方面看，至今他们还没有杀了我，那我就还有生还的希望。那4个人的投票到底如何决定我的命运？艾芙琳娜说的“延期否决”是什么东西？我的性命给了多长的延期？

第4天，我感觉轻松了一些。早饭后我起床，忍住了胃里的恶心和脑袋里的晕眩。经过半个小时的缓解和习惯以后，我确定自己可以慢慢走动一会儿。该考虑如何脱身的问题了。延期不会一直延下去的，我不能在这儿等死。

我把逃跑定在明天。今天还太虚弱，但后天就太晚了。我只有一个夜晚的准备时间，这段时间片刻也不能耽搁。

基度山伯爵的逃生招数不适合我。我不会去凿穿墙壁，而天棚上的通气孔很窄，根本无法利用。惟一逃生的出口就是那扇铁门。

铁门上有个猫眼。每次来人，他们定会透过它观察看我是不是躺在床上，确认无疑后才把门打开。要是我不在床上，人还会进来吗？

当然会，他们也没别的选择。但我的逃跑计划也必然复杂化只有傻瓜才容你藏在门后，在背后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再说，我有什么武器呢？拆下一根床腿吗？他们腰上可都别着警棍和手枪呢，不行，人一叫，后援随后就到……无论怎样，我要找个人帮忙，哪怕不是自愿的。否则想逃出这个陷阱，没门儿。

我得好好考虑一下人的因素。

我可以在床上做个假人，做成蒙头大睡的样子……可要想让狱卒习惯我的特殊的睡相，还要用几天时间在床上这样那样表演一遍。我没有这个时间。

还有一个方案是用装病耍横。在嘴角弄出些白沫，迷惑他们。等那姑娘靠近我，我就伸手揪住她的头发，用叉子顶住她的脖子，要挟他们放我出去。叉子，我没有，吃饭用的只是一只铝勺子。我把它藏起来，然后悄没声地磨成一把尖叉。

我这样筹划着，等待着合适的机会。

铁门上的锁响了起来，这比我预料得要早了不少。进来的不是打手和姑娘，而是把我从洞里弄出来的那位，也就是那个打了我后脑勺的那个叫什么瓦吉姆·瓦吉莫维奇的大块头。

完了。我立刻知道全完了，我的时辰已到。现在我理解一个预谋逃跑的当天被押上绞架的囚徒心情如何了。没有气恼，没有疯狂，甚至也没有绝望。有的是一种近乎孩子气的委曲，你们把我骗惨啦！

在这位瓦吉姆身后再没跟着别人。门大大地敞开着，他这么做，要么是无心，要么是有意。

我还有机会折腾吗？

我控制住了自己。我故意平静地坐在床上，不紧不慢地穿鞋，一边皱着眉头瞥了一眼来客，说，有事儿怎么的？要是有事儿，就别急了，否则，滚开点儿，我没功夫儿……

我的表演大概有些过头，瓦吉姆·瓦吉莫维奇轻轻笑了一声。

“你忙个是什么？”他问，一边从咯吱窝下拿出一个纸包。

“喘气儿，”我说，“你们这儿空气多好啊，”

“我们这儿有世界上顶尖的空调工程师，”他说，“美国人觉得他们的好，不对。清新，无尘，最少的细菌污染，没有一点儿列吉奥涅列匝。”

“没有什么？”

“‘军团病’，没听说过？算了，不谈它了。”他朝纸包一指，“换上。”

“这又是干吗？”

“换上衣服，”他又说了一遍。

我撕开纸包，里面掉出一套白色的工作套装，和一双拖鞋，也是白色的……一套不错的东西。

还是我的尺寸。

这是刽子手的什么新实验吗？预先把尚未处死的囚徒包装成半成品？我尽量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两脚穿进套服站了起来，用手不自觉地扶了一下墙。

“怎么，头还晕？”听不出他的话里有多少关心，“会过去的。如果囚犯准备实施他的越狱计划，至少得保证两条腿别打晃儿，对吧？”

我没说话。我怕控制不好嗓音暴露出自己的动机，所以只做了一个吃惊的表情。

“别玩你的面部表演了，”他冷笑了一声，“否则我还不知道你在动什么心思！你跟任何人都没什么两样，不过，你算幸运的了。快点儿吧，我时间可不多。”

“这个呢？”我指了指自己的那身工作服。

“扔地上吧。口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行。这破衣服得烧了。”

“哪儿也不破，”我不舍得，说，“洗一洗就干净了，鞋也一点儿没坏。”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赶快，换完衣服跟我走。”他不跟想我多废话。

“去哪儿？”

“到了就知道了。别犯傻，延期否决对你有利。不过用不着紧张，放松点儿，不会有什么坏事儿了。我说，你到底去不去？要不你在这儿呆着，让别人带你吧，我可不愿意再耽搁下去了。”

“我去。”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