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这人、这书、这人与书的缘分不断，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就不应绝望的了。

比抄书更为让人动容的是汤克孝的买书。

1960年，正在山东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的汤克孝，曾经一次买下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机器岛》、《神秘岛》、《海底两万里》等一批书。买书的这二十几元钱，简直就是汤克孝用命换来的。他太喜爱这些书了，用命换也干。

为了省下紧紧巴巴的菜金，他会在夜里潜进学院饲养场“偷”吃马草。

是马草，不是马料，马料还有掺着的粮食。汤克孝说马草中要算地瓜秧梗好吃。饿急了，还会捡食伙房扔掉的咸带鱼头。鱼头煞白，还生着蛆，那也往嘴里填，有时嘴会被带鱼头上的牙扎得呼呼淌血。星期天不上课，就可以不用吃饭了，拿本书，在千佛山上一待就是一天。实在饿得狠了，就在山上寻摸着吃野菜，吃草根。回到学校，那种浑身是土、唇绿舌紫的样子，常要吓得女生抱头捂眼。为了攒够买这些书的钱，他真是就要饿死了，但是汤克孝的心上有一个热热的愿望，正茂盛而又顽强地生长着：买书。

省了菜金还要省路费。寒假了，没钱坐车就只好步行。腊月天里，饿了，讨口饭吃；渴了，找口水喝；晚了，就在野外裹上自己背着的被子囫囵一夜。

为了问路，一路上他喊过二百多次“大爷”“大娘”。苦着，冷着，饿着，病着，都没啥，汤克孝心里头的快乐又亮又多。因为背着的包袱里，有着自己新购的心爱的书哇。赶到家里是个中午，母亲心疼坏了，跑了两家才借来一个菜窝窝塞在儿子的手里。到家了，可以将生命托付的书与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就在身边，啃着窝窝的孩子，泪就扑簌簌掉了下来。怕母亲看见，又低下头。

汤家的两位女性

因为有了母亲程贵玲，汤家才保存好了那么多的好书；因为有了妻子刘登菊，汤家才增加了那么多的好书；因为有了母亲和妻子，汤家的书也才格外享受到了一份女性才有的爱护与体贴，汤氏书缘也就平添了许多的动人与美丽。

布套的《昭明文选》有几册破了，经过了母亲的手，就都完好如初了，那蓝底暗花的封套，十几本排在一起，甚至连缝补的痕迹都难寻。

1958年，不仅“大跃进”、“大食堂”，还是连天的大雨。家里的房子因为要腾给公社办食堂，不得不搬家。搬好的房子因为漏雨要坍还要再搬。

父亲在外教学，克孝在外读书，就母亲拉扯着年幼的妹妹与两个弟弟，接二连三经过了四次搬迁，才算在一位三奶奶的厨房里安顿下来。多少正用的家什，因大雨和房子窄巴都丢弃了，可是家里的书却一本没少、一本没湿没潮地妥善保存住了。那是母亲找来了四个一米多高的合头瓮——泗水柘沟出产的隔水防潮有盖的大瓮，将家里所有的书都放置得安安妥妥。母亲对放假回家的儿子说：“反正也没粮食了，盛书吧。你们都念书，丢什么也不能丢书啊！”四十五年过去了，年过六十的汤克孝的心头，依然存留着当时手扶合头瓮时的暖洋洋的感觉。

同是教师的妻子，是因爱丈夫而爱书的吧？丈夫穿着补丁衣裳在集市上卖菜时，她爱她的丈夫，并珍惜着丈夫的书。丈夫背着粪箕子下坡拾粪时，她爱她的丈夫，并想方设法为丈夫腾出看书的时间。多年的民办教师转正了，她就从自己转正补发的1000元工资里拿出980元，一次就给丈夫抱来一套13卷本的《汉语大词典》。那套16卷本的《鲁迅全集》，也是她慷慨地掏出了580元为丈夫抱回的。那满布在全家的书籍，不是大大地得益于她的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吗？

那是1977年吧？“文革”后在全县第一个上公开课的丈夫，晚上备课时发现有些资料还放在山区中的岳父家。妻子二话没说，拔腿就走了。那可是五十里的只能步行的山路啊！第二天一早，妻子进家了，背上就背着丈夫需要的书籍。这个肩膀，曾经为了多挣工分撑持一个家的生计，而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再割上比自己个子还要大的一捆青草。这个从山区农村出来的女性，有着朴实而又美丽的人性。早年，她曾经为了四十几个没处上学的孩子能有个上课的去处，而推迟婚期，让出自己的三间新房。

这个平凡的女性有一段述说丈夫深夜读书的话，感人至深：“原来家里没有电灯，一盏油灯、一摞书、一支钢笔陪着他。夏天一把把地擦汗，冬天就把脚放进桌下的麦秸篓子里取暖。他那瘦弱的身影，专注的神情，不时的轻声的咳嗽，是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形象。我躺在床上搂着孩子看着他，想到这就是我的男人，我相依为命的丈夫，我孩子的爸爸，我怎么能睡得着？

这时我就悄悄地起来给他煮个鸡蛋、抓把花生米。”

爷爷领着烧书

烧书的日子降临了。

这是公元1966年的年底，中国山东泗水县县城的一个小小的院子里。

82岁的爷爷汤庆元把大门闩严，便领着23岁的孙子汤克孝开始焚烧家藏的书籍。“烧了干净，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政治包袱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爷爷冷静地说。得赶紧烧，烧晚了他怕就烧着了自己的儿孙。

用书烧锅做饭，用书烧鏊子摊煎饼。不做饭了也不能停止烧，那就添上一锅水，用书烧没人喝的开水。烧一锅开水，倒掉，再烧，还是用书。烧得太多了，有纸灰飞起。飞起的纸灰也会让爷爷心惊，赶紧让孙子拿起扫帚将纸灰拍住。一天，两天，整整烧了八天。

父亲的外文书，烧吧。木版的《石头记》、《汉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烧吧。外国名着，烧吧。几代人积攒的书画，烧吧。曾经藏在家中牛栏墙中的《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元白诗选》等一批书，也拿出来烧吧。孙子汤克孝抱着那部十七卷本的《胡适文存》，怎么也不舍得烧。

那也是精通英文的父亲喜爱的书，本来藏在一口合头瓮中的地瓜干子底下的。

面对儿子和孙子恳求的目光，爷爷将手中的拄棍顿得“咚咚”响、不留一丝余地地命令着：“烧，烧了干净！”那就留下四卷本的《汤显祖集》吧，他可是本家哪。不，不行，越是本家越得快烧。

这八天是汤家一百年来最痛苦的日子。母亲因为烧书和红卫兵的剿书而得心脏病，受到一次次惊吓最终停止了呼吸，父亲也因为痛失爱书心悲如焚而重病染身。

但是最为痛苦的，当是爷爷了。这是真正的、巨大而又带点绝望的痛苦。

这是自杀式的惨痛。只有爷爷那颗苍老的心才能称量这痛苦的分量。

年初，他还腰不弯，背不驼，能够背起满满一粪箕子土利索地行走。望着血红的火舌把一页页、一本本的书（有些是他的爷爷传下来的）舔成灰烬，只几天，爷爷就一下子衰老了。这架在日寇、国民党重压下都挺得笔直的腰，终于深深地驼下去了。腰弯得厉害，咳得厉害，只有靠拐杖支撑着才能站住一会儿，而且很快就病倒了。

1958年秋天，爷爷汤庆元因为提了两只鸡去看望一个可怜的右派而被补划为右派，工资从每月86元降为26元。被划为右派的当天，真有死的味，他在泗河滩上，整整转了一夜。

但是今天，这个坎儿他是过不去了。病倒了的夜里，他把孙子汤克孝叫到床前，让他把床头木箱子最下边的那层纸板掀开。纸板下，整整齐齐放着的，竟是家人谁也不知的老人的文稿——《读史札记》《教书断想》《泗水县教育史话》。不知在他的《读史札记》里，可否有关于秦始皇焚书和希特勒焚书的论述？这个年轻时就抱定教育救国的爱国者，还是用那句话吩咐孙子：“烧吧，烧了干净。”孙子岂能忍心？他原想用报纸代替，谁知在堂屋东间躺着的爷爷正歪着头，监督着。血红的火舌又起了，多年的心血立刻化为灰烬。第二天，这位爱书买书教书了一辈子的读书人，终于在烧干净了家藏书籍之后，去世了。

也许没谁会注意到当年发生在鲁西南偏远山区的这点焚书之火，因为在“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个年代，这只是中华大地上燎原大火中的一个小小的火星。

（后记）

就是从汤庆元老先生的错划右派被改正的1978年算起，也是三十二个年头又过去了。汤家的读书人更多了，汤家的藏书也更富更丰了。不要说当年被烧被剿的“老朋友”，早已被他们以新版本的形式“请”回了家。有些精品书籍，他们甚至可以一次买上两套，一套摆架上，一套锁橱中。这个默然于山区里的教师之家的百年书缘，立刻就簇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那个叫汤克孝的老师该已六十八九了吧？费了周折，打去电话，还是那个儒雅的声音，还是离不开的关于书的话题。他说他六月初又重新读了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死地》和《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还是读得心里热乎乎的。

就是他所在的这个泗水县，有着作为泗水与大运河源头的泉水之林，正是这些不朽不涸的泉水，让孔子发出着“逝者如斯”的浩叹。隐藏于乡野间的汤克孝们的心灵，不就是这样的泉水吗？有这样的泉水在，就会有青草、树木和一季一季的庄稼，任何专制的大火，也无法让世间变成野蛮的沙漠。

修改于2010年6月末

（《泗水文学艺术》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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