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问住我了。最初主管就交代过，不许给学员买香烟，无论他们怎么哀求。我靠近他的脸，嬉笑着：“你不抽烟吧。”“你会给我买吗？”他又追问。我觉得无法敷衍这个问题了，于是我凑近他的耳朵，清晰地，一字一顿地说出，我——会。

他试探出，我愿意为他违规。接着，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打的送他回一次家。我看着他的脸，觉得他很苦，很苦，这个瘦弱的孩子，这要有多么想家、想亲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的家人，到底有多久没来看他了？我想，整个精残部的人都是想家的，教导员曾跟我说过，很多人故意装病，只为了父母来探望。我似乎很难对他说“不”，仿佛他就是一个玻璃人，我一说不，他就碎了。我为什么顺着他，是为了想套出他的故事吗？不，我觉得不是。当我走近他的时候，我就彻底忘掉了此行的目的。我之所以难以拒绝，是因为——我说不出来，啊，我多么希望能够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一个都不拒绝。但是送他回家，风险太大，我并不害怕所里领导的责罚，可以肯定，我会立马被赶走，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我隐隐觉得这小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好像吃准了我的弱点。

见我不作声，他立即站起来，转身要走，我知道，他这一走，无论我怎么赔尽笑脸，说尽好话，都无法让他回心转意。而且，他开始恨我了。饭堂闹哄哄的，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谈话，我也站起身，跟他说，你别急，我安排一下。我想，我真的疯了。

我跟主管讲，中午想单独跟钟绍晖聊一会儿，请他到会客室里去。他答应了。我顺利地把绍晖领出来，叫他站在门口拦的士，我去办公室拿钱包。

等我拿了钱出来，远远看见他拦了的士，正往里面钻。我急步快跑，那车扬长而去，我只记下了车牌。他一个人跑了！这下祸闯大了，我把人弄丢了，我吓得方寸大乱，这小子，果然把我算计了，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肯定不能先跟所里汇报。我得镇定下来。

如果回家，他还是会被他的父母送过来的，这样的话，我不必担心。如果不是回家呢，那他会去哪儿？我不敢再往下想。这家伙城府很深，我一直没有摸透他，我更倾向于，他没有回家，他逃离了托养所，成功飞越。我越想越怕，追究我的责任事小，我更担心他的安全，他的下落。忽然间想起车牌，我记下了车牌，于是我打电话给交警大队的朋友，问他有车牌号，可否查到车主，他说可以，我如实地跟他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安慰我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司机会把车开回来的。

半个多小时后，的士司机载着钟绍晖返回了托养所，司机告诉我，他正要去虎门，突然手里的对讲机跟他讲他载了一个精神病人，要他赶快把人送回来。啊，虎门，他果真是要回家的。他只是要回家。我没能满足他回一次家的愿望，我难过地闭上眼睛。主管见我们从车里出来，我说刚带绍晖去兜了会儿风，他拧高了他的小山眉不满地说：塞老师，这样不行哦。我说我知道了，对不起。他没再说什么，我心事重重地跟在钟绍晖身后，他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我知道，他恨透我了。

晚上的时候，钟绍晖就发病了，他先是无故发笑，自言自语，接着就咒骂，最后就把头往墙上撞。我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主管抱着他，钟绍晖就把头撞在主管的胸口上，他使劲地撞，主管死死地抱着他，我看到他手肘有血迹，可能是被他抓伤的。周围围了一圈人，谁也拿他没办法，教导员跟我说，主管每次都这样抱着他，让他撞，只有这样，绍晖才不会受伤。我忽然对这个肿眼泡的广东男人有了敬意，那一下下撞在他胸口的是什么呢，太痛了，谁会不痛惜这样一个好孩子竟成了这样，他的心气儿很高，很激烈。撞吧，撞吧，可怜的，如果你能好受一点的话，一股很咸的东西流进嘴角，几个教导员小姐也都忍不住捂着脸哭泣。我不知道，他晚上发病是否跟下午的事情有关，但他应该再也不会理我了。

他折腾了十几分钟，两人都累了，教导员们就哄着他去吃药，我知道精残部的每个学员每天至少要吃二十几粒药，这些药，我闻所未闻，富马酸喹硫平片、奥氮平、沙胆醇、阿立哌唑片、vib4等，这些白色的药粒维持着他们的稳定。主管叫住我，我知道他想问什么。我们在会客厅里坐下。我没打算隐瞒他，他跟我讲起了钟绍晖，也讲起了托养所。

我这才知道，大部分学员家里都是不缺钱的，甚至有一部分相当富裕。

钟绍晖家里就特别有钱，可是，他来托养所之前，他的父亲在家里用铁链子锁着他。双手，双脚，都锁，因为绍晖发病有自残的倾向。他的家人为他伤透了心，甚至想把他送去日本的寺院。几年前，他的父母离异了，年轻的后母就把他送到这里，从此，就很少有人来探望。“塞老师，你也不必可怜他，我们精残部每一个病人都有悲伤的故事。”然后，他看了我一眼，不解地说，你要写这些故事干什么呢？我无法回答他，一个在托养所待过多年的人，他认识的人和世界比我要深刻得多，他们从来不谈及爱，或者生命这样的词，他们觉得可笑，因为他们比谁都了解这两个词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他们一定觉得我非常无聊。

洁如和绍晖，他们发病都是因为回家。家里有爸爸、妈妈，托养所里没有。

三、重残部

我灰头土脸地从精残部来到重残部，恍惚间，忽然有了从青少年到中年，然后走到暮年的感觉。楼层渐渐低下来，重残部，它把一个人最不堪的样子呈现在世人面前。大部分人没有下肢，因没有臀部，都无法坐着。他们被塞在轮椅上，我不能去细致地描述他们的样子，那样太不敬了。照顾他们生活的是外聘的阿姨，她们来自农村，长着粗壮的胳膊腿，她们把这些不能动弹的残缺身体搬来搬去。

我试着跟一个老太太交谈，可她的声音太含混了，很偏的地方口音，她的喉管搁着一口痰，我努力地听，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阿姨跟我解释说，她就是要回家，没别的。

又是回家。这几乎是托养所学员的唯一愿望，永不熄灭。

操场上空无一人，桂花和玉兰的香气依然是浓得化不开，我坐在红绿橡胶跑道上，望着高耸的托养所大楼，不到二十天，我就待不下去了，我被孩子们打败，也被这里的工作人员打败。此时的我，很多余，很无趣。我听见高楼处智障部的孩子们在喊我，他们在窗口发现了我。晚餐的铃响了，我闭上眼睛，觉得二十天竟那么漫长。长廊里，阿姨们推着重残部学员纷纷往饭堂里走，我听见有人喊我去吃饭，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这里，如果不能真正为学员做点什么，继续待着是可耻的。我在这里的目的、身份、姿态都让我无地自容。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二十天里，我真的忘记了来到这里的目的，我不知不觉地跟着洁如、绍晖他们一起度过了书声琅琅的上午，沉闷的、即将要下暴雨的闷热午后，还有凉风习习的美好夜晚。我融进了他们的生活，愿意为他们违规，想尽办法，只是为了他们高兴。看着他们发病，心都碎了。这是我的秘密，它让我在我的世界里，更加看清了自己。我坚定了某些东西，但它不必说出。

我帮阿姨给一个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的妇女净身，她胖得肉在晃动。我第一次见到下肢萎缩的躯体，她的手也萎缩了，长出很小的、像两枝芽一样的肢节，无奈地挂在两边。她还有旺盛的例事，量很大，阿姨给她换卫生巾，给她擦洗，我帮着托起她的后背。一阵腥臭味扑过来，我皱了一下眉头，希望没有表现出异样。以后的几天里，我帮着阿姨打下手，喂食、换衣、洗澡，包括拉屎拉尿，把那肥重的、瘫成泥状的肉体搬到坐便器上，把一堆尿湿的裤衩扔进洗衣机。啊，我都做到了，我都做到了。

我从那里回来后，好多朋友打电话问我此行的收获。我笑着在电话里说，我落荒而逃，狼狈之极。那边就笑了，早知道你是吃不了这种苦的，回来得好。忽然地，一股悲凉从心底升起，无可名状，无可诉说，就像无法排遣的寂寞，只属于你自己。

（《人民文学》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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