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迷宫。在1995年前后，我都已经参加工作几年了，我路过古城山，看见溶洞门口建了一座庙，香火十分鼎盛。同车的人说，那是陈进国父亲建的，香钱一年收入过万呢。我十分惊讶。陈进国初中毕业去当了兵，退伍复员后在市区开了一家“西雅园酒家”，距我单位五百米。他是我班发迹最早的一个人，那时年收入就有几十万。他和我们来往得很少。

一次，我的一个女同学对我说：“你能否去陈进国那里，要回五千块钱？”

我说，他那么有钱，怎么会向你借钱呢？女同学说，不是借的，托他办户口，给了五千，一年多了，他不办也不退钱。隔了两年，“西雅园酒家”关了门，陈进国不知去向，十几年啦，我们都没有他的音讯。据黄志刚说，陈进国离了婚，财产留给了妻子，落了一屁股债。至于为什么欠债，也许只有陈进国自己知道。

不得不承认，那时我们都是一群贪玩的人。姜永忠、黄志刚、陈进国、汪海峰、章仕旺、杨礼标，都是“着名”人士。老师一说起这些人，头就摇得像个拨浪鼓。班上有一个叫章仕旺的，个头最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历史老师叶开炎戴一副老花镜，讲红军长征。老师问：红军长征经过哪些地方呀？黄志刚说：“临湖。”叶老师把眼睛拉下鼻梁，悬着额头，走到黄志刚的桌边，说，你学的是谁的历史。黄志刚狡辩说，我不是说长征经过临湖，是说我的笔在临湖买的。周老师说，你真是无耻。周老师鼻子吸吸，一颗粉笔打在章仕旺的头上，说，你个流氓，上课还吸烟。章仕旺站起来，一根烟管藏在裤兜里，说，我不抽烟就要打瞌睡。我们哄堂大笑。章仕旺抽旱烟，有一根短烟管，烟嘴包着黄铜，他不爱说话，他看不惯谁，就冷不丁地把烟嘴敲在谁的头上。他有一个远房外公在郑坊街上开杂货店，他一个星期去两次外公家，去一次，偷一次黄烟丝，用作业本的纸包好，放在衣袖里，带回学校。姜永忠则喜欢练武，哪里有人打架他就去哪里。在我们寝室，三天两天给我们表演鲤鱼打挺。他爸爸是学校里的老师，住在我们宿舍隔壁。中午饭我们都在寝室里吃，围着一个大木箱，吃咸菜，不是腌菜肉就是黄豆酸萝卜。姜永忠端一个小碗，半碗菜半碗饭。他把碗放在木箱上，爬上床，吼一声，说，表演一个动作给大家看看。我们鼓掌。表演完了，他碗里的菜全被我干光。电影《少林寺》公映后，姜永忠对武术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上课也把汗衫卷裹在腋窝底下，老师看不惯，说，你要么打赤膊要么穿得整齐一些，你这种做派是流氓的做派。姜永忠说，我腹部的六块肌肉不露出来就难受。他站起来，六块肌肉像六个算盘子。邱世彬对姜永忠的六块肌肉不屑一顾，说，有一次我和他打架，我手抱廊柱，斜着身子，飞起一腿，把他踢倒在水洼里，他抱着头就走了。我读师范的那年，姜永忠当兵去了。他寄来照片，胸前抱一把吉他，英姿勃发。在师范三年，我们一直通信。他恋爱了，来信通报一下，失恋了，也通报一下。有一次他割了包皮，也特意来信。我俩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来往很少，十年见不上两次面。我们都相互陌生了。

他做小家电销售，天南地北。他是一个很难让人产生信任感的人，有痞性，但我确实很惦念他。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国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站在合唱团的后排，神情肃穆，把自己幻想成五四时期上街奔走的小青年，热血在胸腔翻滚。男生穿草绿色的运动服，女生穿白色短袖和各色短裙，台下是全校的师生，黑压压的一片。歌咏比赛在古旧的郑坊中学礼堂进行。明瓦（玻璃瓦）散射的光线仿佛是时光的灰尘，与粗壮的圆柱、倾斜的房顶、浮动的脸庞，在美声的午后，充盈别样的欢乐和忧伤。指挥是班里的女生，是文艺委员，叫陈震宇，扎一条马尾松，穿纯白的连衣裙。

她娇美，饱满，她挥舞的双手让我想起拍打翅膀的蜻蜓。她那么简洁流畅，让我无由地愉悦——她哺育了我对女性敬慕、审美、衷肠的情感（也许是一生的，尽管那时我才14岁）。班里的女同学似乎都有绰号。尖嘴饶金红，翘嘴刘晨腾，沙溪妈祝小英，鼻涕糊徐华英，老茶壳陈蓝英，抓心李桂梅……陈震宇绰号扁嘴。不过我觉得她嘴巴扁得很可爱，笑起来露出满口石榴牙。

我们虽然在乡间中学就读，但我们男女同学间并没有乡村的羞涩和隔阂。

那年春天，杜鹃花开遍了山野，饶北河的汛期还没有到来，学校组织全校近千师生去二十华里外的九牛水电站春游。有的背锅，有的背面条，浩浩荡荡，像一支行军的队伍，沿灰尘漫天的土公路，溯饶北河而上，开始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野炊。九牛水电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河谷有九个巨型石头，像形态各异的水牛，故地名叫九牛。我们在河岸上，用石头架一个土灶，捡拾枯枝，煮面条吃。我记得，一路上，我和王长兴都在耍嘴皮子。他说他英语考了三十五分，他妈妈煮了两个蛋给他吃，表扬他英语进步，因为上一次才考了十七分。

王长兴和我是睡一个铺的。在整个中学时代，我、王长兴、邱世彬、冯献江、徐跃平，都属于铁杆死党。冯献江年龄最小，不爱读书，每天早读，他就去街上用饭票换煎包子吃。家境属我最差，王长兴父亲是华坛山第一批万元户，邱世彬父亲开了私人诊所。中午，我们躺在床上，王长兴给我们讲《书剑恩仇录》，一天讲一章，听得我们课都不想上。他家离我家有五华里，偶尔的星期六晚上，我会徒步去他家玩。有一次，他村里放电影，我提了一大包枣子去看电影。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枣子一个不剩。我们住在他家二楼，喝了很多水，引起腹泻。每次下楼上厕所，楼板会蹬得“咯咯”响。

他奶奶问：“你们怎么啦，还不睡，天都快亮了。”我们捂起嘴巴笑。那天晚上，我们各上了七次厕所。他奶奶是个很温和的人，对我十分友善，我隔了一个月没去他家，他奶奶会问王长兴，枫林那个孩子怎么不来玩了呢。

徐跃平是我班上第一个结婚的男同学。他初三转到城镇中学读书，也在那年谈恋爱。读了一年，他退学了。他爸爸叫他读书，他说，读书可以，我要结了婚去读。他爸爸哭笑不得。我读师范的第二年，即1987年冬，他写信给我，说马上要结婚了，希望我去参加他的婚礼。我是班上唯一参加了他婚礼的同学。我骑着自行车，摸黑找到他家。他穿一件乡下裁缝师傅做的西装，神采奕奕。我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是两个脸盆和两幅挂历。之后的二十年，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小镇作为我们的聚合点，也终将成为我们的告别之地。它温暖湿润的气候，带给我们几分妖娆。街道明亮幽深，石板路油亮，烟雨缠绕。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徐远华在县城开了家汽车修理厂。黄志刚当了乡财政所长。徐忠东当了卫生院长。邱世彬自己开矿，当上了老板。汪海峰在深圳发了财。李卿雨当校长。王长兴在公安局上班。符艳英，饶金红在老家教书。杨礼标还在部队里服役。刘晨腾在财政局上班。张国鸿从供销社下岗，在浙江打工。董典东成了石匠师傅。梅东亮在招商局当领导。赖国华在反贪局工作。汪文东1991年考上军校，不知道现在在哪儿。饶金红和徐忠东结婚，是班上“硕果仅存”的一对。全初文嫁到福建晋江，办了一个工厂。汪小荣在厦门安了家。李桂梅嫁给华坛山人，相夫教子。陈震宇、祝小英和我，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我们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去她们的工作之地沙溪玩。我们除了同学之情外，还有真挚的朋友情谊。其他同学都没有音讯。

现在，中学的围墙拆了，建了密集的小楼房。校大门建得更高更大。我回老家要经过中学，我只看得到大门。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只听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老师都到城里买房安家。今年四月十八日中午，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读初二的杰杰遭同学勒索钱，杰杰不给，就被那个同学用扫把打伤了，手背打裂开，在医院里缝了八针，跟老师反映，老师话也不说，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还不让人进。我不认识校长，连名字都不知道。我打听到了校长的电话，我挂了电话过去，说：“我是郑坊中学早期毕业的学生，向你反映一个情况，一个叫傅日杰的初二学生被人打伤了，还在医院里。他是我侄子，希望学校处理一下，安慰一下。”电话里传来一个酒气十足的声音：“我当校长的，怎么会管这些事？”我就把电话挂了。隔了十几分钟，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刚才不知道你是谁，对不住了。他说了许多好话，请求我原谅他。我说，我没有给你提要求，你当校长也太没有责任心，你以为你校长就是山大王，了不起，怪不得郑坊中学年年考试都是全县倒数。

我差不多有十来年没有去郑坊中学了。我的任课老师都调往县城，或已退休。当年他们上我课的时候，都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的班主任徐声渊老师住在我家对面的小区里，我经常看见他买菜。他戴一副眼镜，弓着背，脸色红润。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因为“文化大革命”，命运转弯拐角，大学没有毕业，就回到老家为我们服务，也因为那段经历，他始终没有出现更广大的转机。他为人敦厚，学识渊博，备受我们爱戴。在1980年代，郑坊中学是上饶县的名校，有些教师是全国重点大学下派来的知青，他们带来了文化和视野。那个年代，在郑坊中学毕业的学生，有很多读博士硕士，有几个还出国留学。我们都贪玩，但我们都没有因此而荒废学业。我记忆中的郑坊中学是一所简易的乡村中学，一栋主楼三层，是主教学楼。围着操场建设的是平屋、盖瓦，是初一、初二教师和学生宿舍。操场中间有两棵白杨，冬天的时候，金黄的树叶随风飘摇。宿舍前的梧桐，高大茂密，阔叶翻飞。紧靠公路的是鹅卵石砌的围墙，暗黄色，墙根上附着厚厚的爬墙虎。食堂的右侧有一口冬暖夏凉的水井，青苔密布。我们把水桶扔进井里，嘣的一声，水花溅起，月亮浮上来。

（《青岛文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