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午后的时间，我通常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办公室两侧便是病房。这个时候我的患者们正躺在那里，他们大多表情安静，少部分痛苦而扭曲。那些表情痛苦而扭曲的人，差不多都是刚刚入住进来的。他们还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午后的时光，他们一定是想到了即将接踵而至的陌生日子，加上身体里不时肆虐的疼痛，让他们一时承受不了。早些时候我去查房，他们张着痛苦得扭曲的脸看着我，嘴里不时发出嗯嗯啊啊的叫声。我查看他们患病的身体，和他们说话，我从他们眼中清楚地看到了痛苦和无声的祈求。那时候我想，随着时光慢慢流逝，隐藏在他们身体的病痛将会渐渐减弱，直到有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到那时，他们就将和其他人一样安静下来，表情轻松，神情自若了。我和他们一样期待着这一天早一些、再早一些到来。

办公室的窗外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子里的那些树种对我来说从来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它们中有一些四季常青，有一些到了秋天就经不住渐渐变凉的秋风，纷纷褪去了碧绿的叶片。还有永远生长在低处、四处攀爬的杂草和藤蔓，它们肆意绽放的绿色构成了林子最基本的色调。累了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抬起头来，最初的起因便是因了那片树林绽放的绿色——对于疲劳的双眼，绿色的诱惑是巨大的。而我陌生的，则是我无一例外地叫不出那些树木和杂草的名字，我想如果我稍稍花一点心思，用不了多大工夫就可以弄清楚，但我一直没有去做，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要去弄清楚；更何况，它们叫什么名字对于它们按照自己的规则荣枯和生长，并没有丝毫的影响，更不会影响我在感觉累了的时候抬起头，对它们进行浮光掠影的观赏。

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子中不时传出的鸟鸣。麻雀、红嘴相思鸟、画眉……这些乡村里寻常的鸟类，曾经是我儿时的弹弓攻击的目标，说不定它们中的一些还在我用簸箕设置的简易陷阱里觅过食，因而险些落在我的手掌，至今惊魂未定呢。它们在不同的季节里飞抵林子，在林子里筑巢、歇息、嬉戏，不时鸣叫。有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林子上空翻飞的身影。

久而久之，我闭上眼也能想象出它们的外貌，它们的叫声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模仿出来。有好多次，当我被它们的鸣叫声吸引，抬起头来打量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林子时，我就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作一首世上绝无仅有的诗，或者学着它们的样子，忘情地鸣叫。

相比而言，左侧的窗外就显得单调和沉闷得多了。长长的过道，昼夜不灭的顶灯。和右边比起来，有一种不易觉察的晦暗和阴郁。是的，晦暗。当我坐在办公室的位子上，抬头看过窗外的林子再转身注视过道时，这样的感觉尤其强烈和真切。更多的时候，我站在过道上，或者从过道经过，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对比或差别无疑是一直存在的，但肯定是被我忽略了。

过道的中间是一阙明显的扩大部，容纳着通往高处的电梯和办公室凸出来的那一部分，以及宾馆接待部一样的护士工作站。如果我站起身，走到玻璃窗前，对面的护士工作站就会顺利地进入我的视野；一同进入视野的，还有正好路过、往返于电梯高处的行人。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惊醒，明白这是在办公室，我是个医生。

王玉和她八个月大的孩子是在病员入住的最高峰时住进来的。病房里人满为患。王玉和她的孩子就被安排在了过道临时加设的两张病床上，和我的办公室一窗之隔的地方。那之前一天，王玉带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返身的时候经过一个算不上陡峭的斜坡，她和孩子一起摔倒了。等她准备重新抱起不停哭闹的孩子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臂变弯了，怎么也抱不动孩子了。那天下午被送进这里以后，她一手怀抱不住哭闹的孩子（摔倒的时候，她的手臂压住了孩子的腿，孩子的腿也骨折了），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受伤的经过。

她大睁着双眼，细细的泪水从眼角滴滴答答地滑落下来。说着，她就掀开自己的上衣，捏着软塌塌的***，很费力地往孩子的嘴里送。终于成功了，孩子吸了两下，就把自己的嘴躲开了，继续不停地哭。

第二天早上，我从走道经过时，孩子躺在床上，发着细细的鼾声。王玉歪斜着身子坐在床沿，胖嘟嘟的脸和小巧的双眼里满是泪水。我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扣上工作服的纽扣，王玉嚎啕的哭声就在玻璃窗外的过道上响起来了，听上去像发自某架老旧不堪的收音机，或者某个蹩脚演员的表演，干瘪瘪的，叫人感觉不出其中蕴含的到底是痛苦还是感伤，抑或是要告诉人们：

她在那里，她在哭泣。

好奇的人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从病房里跑出来，纠集在狭长的过道上。

老人、青年人、小孩，他们大多是病人的家属，有一些是可以自由行走的病人。他们无意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王玉和她的孩子被密不透风地围在了最中间，一双双眼睛中了邪似的，聚焦在王玉和她的孩子身上。焦点当然是王玉一直哭个不停的孩子，大约也有她干瘪瘪的***。即便是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我也能感觉到人们在七嘴八舌，并且清楚地看到那些男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和似笑非笑的脸庞。站在最外围的那几个，因为视线被挡，不停地踮着脚尖，以暂时拔高自己矮小的身躯，以便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王玉和孩子身上。

可王玉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蚊蝇一样越聚越多的人群，依然旁若无人地释放着她的哭声，仿佛她来医院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哭泣，然后博取人们并不确切的同情和怜悯。可她似乎又对人们的同情没有丝毫兴趣，否则当人们围拢在她身边，将自己的同情和怜悯喷洒在她和孩子身上的时候，她怎么会那么无动于衷，只知道哭？

我一定要做些什么的想法就是在那一瞬间冒出来的，一经冒出，就被我即刻付诸实际行动——我不由分说就赶走了一个住了很久似乎还将一直住下去的病人，腾出床位，将王玉和她的孩子转进了病房——这和同情和怜悯无关，我只是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忍受不了蚊蝇一样刚刚赶走又聚集起来的人潮。

从此，办公室外就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就又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记录和书写了。任何时候，只要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户后面，一抬眼我就可以看见那两张临时加设的床位。王玉和她的孩子搬走以后，那两张床位就一直空着，静静地横卧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舞台，无声地等待着它的下一位入住者。

窗外的那片树林总是春来返青，秋来落叶。我坐在办公室里目睹着这一切静静地发生。我的工作是没有四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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