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虽然所有王朝的末年都不免朽烂，但明末似乎尤以朽烂着称。我们不曾去具体比较，明末的朽烂较之前朝，是否真的“于斯为盛”，但在笔者看来，明末朽烂所以令人印象至深，并不在于朽烂程度，而在于这种朽烂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

简单说，那是一种末世的气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大放其朽烂气息时，我们只是知道，它快要死了——但并非真死，在它死后，马上会有一个新朝，换副皮囊，复活重生。明末却不同，它所散发出来的朽烂，不仅仅属于某个政权、某个朝代，而是来源于历史整体，是这历史整体的行将就木、难以为继。你仿佛感到，有一条路走到了头，或者，一只密闭的罐子空气已经耗尽。

这次的死亡，真正无解。所谓末世，就是无解；以往的办法全部失灵，人们眼中浮现出绝望，并在各种行为上表现出来。

这是明末独有的气质，及时行乐、极端利己、贪欲无度、疯狂攫取……种种表现，带着绝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诸多人与事，已无法以理性来解释。以弘光朝为例，在它存世一年间，这朝廷简直没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无头的苍蝇在空中划来划去，却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乐，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首辅马士英明知势如危卵，朝不保夕，却不可理喻地要将天下钱财敛于怀中；那些坐拥重兵的将军，仓皇南下，无所事事，为了谁能暂踞扬州睚眦相向……他们貌似欲望强烈，其实却并不知所要究竟系何，只是胡乱抓些东西填补空虚。

一言以蔽之：每个人所体验的，都是枯坐等死的无聊。

然而，这时代的深刻性，不只在于旧有事物的无可救药。我们从万古不废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机体腐坏，也意味着以微生物的方式转化为养料和能量，从而滋生新的生命。明末那不可挽回的圮毁，在将终末感和苦闷植入人心的同时，也刺激、诱发了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的确，以理学、八股为特征，明代思想状态有其僵死、保守的一面，就像遗存至今、森然林立的贞节牌坊所演述的那样。但是，对于明代精神的另一面——怀疑、苦闷与叛逆，谈得却很不够；对于明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批判性以至战斗性，谈得就更不够。

历朝历代，明代知识分子的上述表现应该说是最强的。从方孝孺到海瑞，这种类型的士大夫，其他朝代很少见到。如果说明中期以前多是作为个人气节表现出来，那么从万历末期起，就越来越显着地演进到群体的精神认同。

着名的“三大案”，看似宫廷事件，实际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一个分水岭；以此为导火索，正直士大夫与传统皇权的分歧终于表面化，从而触发党争和党祸。从天启年间阉党排倾、锢杀东林，到崇祯定逆案，再到弘光时马、阮当道——确言之，从“梃击案”发，到弘光覆灭，明季历史均为党争所主导。

这一现象，表面看是权力争攘，深究则将发现根植于批判性的强劲提升和由此而来的新型政治诉求。在此过程中，正直士大夫不光表现出政治独立性，也明确追求这种独立性。他们矛头所向，是企图不受约束的皇权，以及所有依附于这种权力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皇族、外戚、太监、幸臣等）。

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迹象。虽然党锢、党争在汉宋两代也曾发生，但此番却不可同日而语。明末党争不是简单的派系之争，也越过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它是以知识分子批判性、独立性为内涵，在君主专制受质疑基础上，所形成的带有重新切割社会权力和政党政治指向的萌芽。若曰不然，试看：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这是黄宗羲《原君》中的一句。如果我们意识到阐述了这一认识的人，正是在天启党祸中遭迫害致死的一位东林党人的后代（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天启六年死于狱中），或许能够从中更清楚地看到明末的精神思想脉络。

在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使君权、教权之外出现第三等级，最后导致民主共和。我们无意将明末的情形与之生搬硬套，却也不必因而否认，黄宗羲在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君权的批判，而且是从社会权力分配不合理的全新意义提出的。我们不必牵强地认为明末发生了所谓“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如此“西方”的语词）萌芽，但我们依然认定，这种思想连同它的表述，在帝制以来的中国具有革命性。

（《今晚报·今晚副刊》2011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