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

手机响了，我一接，是一个怯怯的、迟疑的女声：老师，我好挂住你咯——（广东话：我好想念你）是残疾人托养所智障部的孩子打来的，电话里就感觉到粗重的呼吸。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晚上八点多，这个时候她们应该刚刚吃了药，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乖不乖啊，吃药没有啊。那边连连说，食左啦，食左啦，老师几时返啊。（吃过药了，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那边的嘈杂声传过来，啊，都争着抢着要跟我说话呢，闹了一会儿，不知谁把电话挂断了。

我从残疾人托养所回来已有一个星期了，有好几个晚上，孩子们给我打电话，都会问到我几时回去。我似乎很难搪塞这个问题，我无法确定会再次回到那里。对智障的孩子们说谎，太残忍。我只能沉默着。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我是否真的有必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不，我应该把它保存在秘密里。我深信。它们一旦付诸文字，就会有令人怀疑的动机，这样的动机是那样具有某种明显的公共性，它的遮蔽性太大了，甚至是，它根本偏离了我所想要表达的。看吧，它有多愚蠢：为了唤起人们对残疾人足够的关注，献出更多的爱……在过去的很多次关于写作的思考中，我认为文字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一个人通向世界的秘密进程，并在这个进程中去呈现真实的自己。

这段经历尤其如此。悲悯，爱，在此时都是极富优越感的词，它来自于强者的言说姿态，我耻于提及。然而，某种内心的期许又不时地撞击我，我知道它是什么，但无法准确地说出它。面对电话里孩子们的提问，毫无疑问地，我已不愿意再回到那里。从那一刻起——电梯突然断电，它急促地停止降落，卡在三层，灯灭了，一片漆黑，我带着孩子们准备下一楼的操场去活动。我吓得一身冷汗，手足无措，按铃，它发出可怕的巨响，一个人慌做一团，脑子一片空白，我怕得要死，只得紧紧地拥着孩子们，把他们紧紧地抱着，低着头，我能感觉到两腿在发抖。保安从外面强行扒开门，光亮照进来，我这才看清周遭：孩子们安静地站在我身边，羊群一般温顺，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们澄澈的眼睛看着我，没有一丝恐惧。危险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在那样的干净的眼睛里，你找不到答案。他们很乖地站在那里，天使般地，被我拥成一团，默默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威胁是无效的，他们不害怕这世间的任何东西，包括死亡。

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自身的弱、猥琐，还有难以启齿的羞愧。这样的羞愧不断地发生在以后的日子中。在我离开残疾人托养所的这段时光里，我总是试图摆脱关于这羞愧情绪的困扰，我想出一堆自我辩解的理由。啊，上天更应该怜悯我。我是那么不堪，那么可笑。

我真不愿意说出，我是以作家的身份被安排在这里体验生活。这个感觉太糟糕了，近乎可耻。我太像是一个猎人，潜伏在孩子们之中，来捕获他们的一切，最隐秘的一切。包括满足好奇心，猎奇，想尽办法引诱他们说出或者做出。享受这种另类体验，拿着相机在他们宿舍一阵猛拍，然后想象着这些图片发到网上将引起的震撼。孩子们毫不知情，在我面前，他们清澈如水，包括皮肤、毛发、脏器以及他们裸裎的命运。在最初的意愿里，我居然恶毒地希望看到，工作人员是如何虐待这些残疾人的，托养所是如何克扣了孩子们的口食，他们的父母及亲人是如何地冷血，对他们的生死不闻不问……似乎是，越是残酷，各种关系越是激烈和尖锐，就越利于我写出好的文章来。

我以揭发、曝光的心态来到这里，满怀着恶意。应该说，我最终的感受并不是我先前想象的那样简单，以至于，在后来的事件中，在表述上，我都难以实现一语中的的效果。

托养所行政办的林小姐给我安排好了宿舍，我跟三个女孩子住在一个大的套间里，大概她们被告知有个作家要住进来，所以在相处的二十几天时间里，我得到了她们有着距离感的尊敬和礼遇。跟她们聊天，她们说的尽是一些关于托养所相关荣誉、相关职能方面的信息。不用说，她们被叮嘱过了，口径惊人地统一。我反而从她们那里得知，托养所的领导希望我能写一篇溢美的报告文学。算计和反算计，最初就开始了。托养所是残联的下属单位，配套的硬件设施都非常好，学员宿舍、餐厅、健身房、阅览室、电脑室都很齐备，操场上铺着环形橡胶跑道，围起来的院墙里，栽满了四季桂和玉兰，此时它们正开着，浓郁的香气蒸在空气里，散都散不掉……墙上的宣传栏上，有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跟学员们的合影。在短短的二十几天里，我看到几拨来自省里、市里的参观团莅临这里指导工作，这些人免不了要亲切握手，合影，语重心长地问东问西，然后满意地离去。

一、智障部

那孩子十九岁了，然而看上去才十四五的样子，她长着一张处女的圆脸，她惊恐的大眼睛莫名其妙地打动了我，她的瞳孔异常地黑，仿佛吸收了摄进去的光亮。靠近她，她很重的鼻息，濡湿的唇，嘟着，上面长着清晰的黑绒须，她就那样惊恐地看着我，像个不出声的小动物。我把手伸向她，她的身体往后缩紧了一下，垂下眼睑，我看到一弧漂亮的黑睫毛。

“她非常害羞，怕生人。”智障部的教导员小姐告诉我，然后她鼓励那孩子，叫她跟我这个新来的老师问好。我看着她，她的头一直没抬起来。随后，教导员小姐把我领到走廊，看着智障部，三个班，五十几个孩子，年龄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走廊两端的门锁死，一整天孩子们就在教室里，或者游走在走廊间。我翻着花名册，男孩子，他们叫着振轩、嘉豪、伟康这类阳刚而响亮的名字，女孩们的名字则一律地琼瑶化，文艺得很，可仪、紫菡、洁如。看着这样的名字，我就想着他们的父母对他们那最初的期盼，多么美好，男孩，大概希望他们长大了去干一番男人的事业，博取功名利禄；女孩子们，则都要长成知书达理的淑女，美丽，温婉。然而……他们最后却把孩子们送到了这里，因为绝望。

课程类似于学前班，唱儿歌，辨认画册上的小动物，玩拼图，玩击鼓传花的游戏。虽然他们基本成年，但智商依然停留在五六岁的孩子阶段，要靠哄。他们很快就跟我熟悉了，我被获准可以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单独聊天，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智障的孩子，他们之中，仅有四到五个，一望便知是异常，体型痴肥，或口歪，或眼斜，流着口水，大部分的孩子看上去干净、体面，与常人无异。那个害羞的女孩叫洁如，读过小学，能认很多字。

第三天，她就粘着我了，像一摊泥那样搂着我，用她的下巴尖抵在我的肩膀上，我唯一觉得她不对劲的是，她有时会满脸凶相，一个人爆着广东粗口：

扑街！（意为混蛋）这让我疑惑了很久。年轻的教导员李小姐笑着对我说，塞老师，你跟洁如太亲密了，孩子们会吃醋的。

我疑心自己对他们的热情仅来自于一种新鲜感和好奇，一时间，我甚至忘了来到这里的目的。在跟教导员们的交往中，我发现她们的耐性、关切只是出于工作职责方面的范畴，却不见来自于私心，她们给出的，是那样精确，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且人人平等。我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只是短暂地待在这里。而她们，是要待在这里几十年的。她们从来不跟孩子们进行内心的交流，不，她们认为这些孩子根本没有心，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只要一下课，在饭堂，在宿舍，她们的话题从来就没有提及工作，提及某个学员，仿佛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啊，我是不是太矫情了，在工作时间内，恪尽职守，不就足够了吗？

“早上阿豪对我笑了，他这应该是在问候我。”我兴奋地对教导员李小姐说，“他现在很有礼貌，有进步呢。”

“不，塞老师您不久就会发现，他的笑只是肌肉的痉挛而已，纯物理性的，他没有意识”。听到她这样冷酷的纠正，我心里生出莫名的反感。潜意识里，也许她们是在指责我：你是在表现，短短几天里，你就让孩子们都喜欢上你了吗？或者是认为我太可笑了，难道你还指望谁谁可以彻底康复吗？

但是，我如何能相信，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是没有心的？坐在色彩鲜艳的卡通木凳上，我教他们叠纸鹤，他们围着我，那么多话，叽叽喳喳个不停，都吵着要我看他们叠得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是没有心的呢？洁如忽然在休息间里跟我说，再过五年，她就要从这里毕业，然后去香港工作。我认真地点点头，她又跟我说，她现在很想恋爱。

这根本不像一个智障者能说的话，她的话总会让我产生幻觉，我从未觉得她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我轻声地问她，你想恋爱吗？她沉默不语。我看着她，生怕错过她的每一个表情。那边教室里的音乐响起来，她跟我说，我要去跳舞了。

智障部有十几个孩子对音乐有着天然的敏感，只要音乐声起，他们就会各自起舞，节奏感很好，拍子也压得准，因为父母早就发现了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都进行过舞蹈训练。我看着跳着舞的洁如，她的身体发育得很好，胸不大，但明显地隆起，腰腹有柔软的弧度，手臂像摆动的枝条，俯仰间，舞态有仙姿。她踩着细碎的步子，在快速地旋转，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一具充满灵性的身体是没有心的呢？这样的身体，只要触碰它，它都会有隐秘的回应。我想起教导员小姐跟我说过，切不可在洁如面前提起她的父亲，具体的情况，她让我去找洁如的心理辅导老师梁生。

这位梁生不到三十岁，理着精干的平头，说话慢条斯理，很重的鼻音，有点傲慢，他摊开手，一副你随便问的样子，仿佛这里所有的孩子他都了如指掌。我看着他的办公室，三面靠墙都摆放着资料柜，隔着玻璃，我看见排得整齐的黑色文件匣，一层层地竖在那里，白色的标签纸上写着孩子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一个孩子装一个匣子，那里面封着他们的资料——他们的灵魂。我怎么看，都觉得有一股阴森森的气味来。申洁如，找到了，他迅速地抽出它，把它递到我面前。

我一下子幻灭了。如果说，我是满怀着曝光这样的恶意来到此地，不，这种说法只是表面上的一种潇洒的自我嘲解。骨子里，我是那样热切地期盼他们正一步一步走向康复，或者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我将见证着，我将陪着他们走过一段走向康复的时光。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正如我不断质疑的，这些孩子怎么可能会没有心呢？申洁如，一级智障，二级精神分裂，伴有自闭、癫痫……明白了，教导员们是真正地在嘲笑我，我徒劳的热情，我种种无效的试探、引导，我带来的，开发他们兴趣的各种有意思的小课件，所有的这一切，都将是无效的。我根本就没有理由去指责谁没有对他们倾注足够的——我说不出来。

“她是不是跟你说，她想恋爱啊？”梁生的话忽然从我头顶飘下来，我猛一抬头，他继而用全知全能的口气说道，她这种症状叫做“钟情妄想”，现在是五月，三四月份春天的时候比现在严重多了，她陷入这样的幻觉中，总是认为某个男子喜欢她。她发作的时候，看到帅一点的男生，就跑过去，要人家跟她谈恋爱……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喜欢这个梁生，不喜欢他跟我说的这一切。还有他的表情，有一种自以为掌握了真相，然后享受独家发布权的得意。有点奸奸的。我知道，我的情绪让我偏离了客观判断，但忍着没有对他发火，我这是怎么啦？

以梁生的话说，这里的孩子都是重度残疾，除了智障，都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症。他们全都坏掉了，而且坏得万劫不复。我慢慢走到篮球场，此时这里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隔着距离，我开始打量这座八层的大楼，此时，我看着它，它多么像一座监狱——这里关着的两百多个活着的死人。

他们吃得很好，住得也很好，他们只是活着。家属资源部的工作人员曾告诉我，申请来托养所的家庭排着长长的队，还有太多的孩子源源不断地要送到这里。他们，全都是回不去的。他们的父母亲把他们送到这里就意味着……放弃。

洁如依然是一如既往地粘着我，说她跟妈咪通过电话了，药物控制着她，她看上去没有异常，我仔细端详着她的脸，像不认识她那样，我寻思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当她痴痴地跟一个男子说，她想要跟他恋爱，谁能抗拒呢？

她这么反复地说着，梦幻般地痴痴絮语，凑近那个男人的脸，喃喃不休地把她的少女气息喷到那个人的身上，这不正是她贞洁品格的裸露吗？人们太笃信科学的那一套了，那么冷酷，说她失心，说她处在妄想症中，说她又发病了。在我的家乡，也有这样的女孩子，人们说她们是疯子，她们披散着头发，像个野姑娘那样在村庄里游走，正值妙龄，衣衫破得难以蔽体，她们露出雪花一样的皮肉，忽然地就大起肚子来，是狼一般的歹人对这样纯洁的姑娘下了手。即便是这样的姑娘，最后都嫁了，老鳏夫，瘸子，聋子，瞎子，这些人娶了疯姑娘，为了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性，男女间最本质的关系。我不知道，相比洁如，那样的人生是幸还是不幸，我时常有一种荒谬的想法，觉得再不幸的人生，但起码有过，洁如，她将什么也没有。托养所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明天和后天一模一样，没有变数。时间死了。

每个周五，托养所门口停满了车，很多家长都过来接孩子回家去过周末，周五下午的气氛很活跃，孩子们双手抓着窗子，焦急地望着窗外，刚刚爸妈通了电话的，说是在路上，在路上。然而，总有那么几个，他们的父母亲没能来接他们回家，说是忙。看着同伴被接走，这些孩子就闹别扭，哭着，不肯吃晚饭，拿东西砸老师，有个男孩子一着急，就尿裤子了，他哭着喊，妈咪爹地不爱我啦，不要我啦……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哄到宿舍。洁如的母亲每周都过来接她，开着宝马，我看到这位阔太熟门熟路地进得门来，跟工作人员打着招呼，在登记簿上潇洒签名，然后领走孩子，洁如扭过脸来跟我说再见，她是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一刻，整个下午，她的心都飞了，不停地看墙上的挂钟。他们全都没有忘记星期五，智障也没让他们忘记这一天，这唯一的念想——回家。他们并不知道，亲爱的妈咪爹地是真的不要他们了。

楼下精残部和重残部的学员都是成年人，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不会来这里探望。智障部毕竟都是些孩子，父母还难以割舍。但是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也将不再来这里接孩子，因为厌倦，因为受够了他们带给他们的折磨——这小恶魔。生出这样的孩子是不幸的，医治了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这其中的滋味……我想起来接孩子的那些父母亲，他们，他们都不是狠心的人，都不是。我看见有好几个，一见面，就迎接着孩子们扑过来的拥抱，轻言软语地跟孩子说着话。但是，过不了几年，他们将不再来这里了。智障的孩子最终会走向精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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