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月初中毕业，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报考高中或师范、卫校等中专，也不像另外一些同学那样找到称心的工作。因为右派女儿的身份，她失去了一切机会，毕业就是失业，老实在家待着。不过，没待多久，任务来了。一天居委干部上门动员，说公社正在兴建水库，每家每户都要出义务工，分派到他们家为五十天义务工。

作为右派家属分派到义务劳动隔三差五都有，不过本来每次只一两天，干些打扫街道、清理垃圾之类的活，都由她妈妈去干。这次时间长，振华偏巧在一次推车上桥时由于车子太重崴了脚，新月有事，只有作为长女的她赋闲在家。周一心眼望着她说：“皎月，你看，这次义务劳动谁去比较合适呢？”

“只有我去喽。”皎月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可情况明摆着，她不去谁去，“可是我从来没干过体力劳动，什么也不会呀？”

她妈说：“你只要去就行，作些力所能及的事，别人不会为难你一个姑娘家的。”

皎月硬着头皮去了。水库建在古镇南边的山坳里，是“三面红旗”的强劲东风下孳生的产物，水库的名称就叫东风水库。全公社各大队的社员包括集镇上的居民都被调集起来，构筑起一条大坝，把山上流下来的水蓄积起来，供全公社粮田的灌溉和居民的饮用。

皎月到了工地，看到东风水库的劳动会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民工们有的挖土，有的担泥，有的抬石，有的砌石坎，坝上坝下人声鼎沸，川流不息。水库大坝是用扁担挑出来的，工地上每天轮流有几个大队的社员来“挑水库”，将一担担泥土从水库底挑上来倒在堤埂上。任何机械都没有，就靠肩挑背扛。如果站在山上往下看，“挑水库”的场景极像蚂蚁搬家，一队队的“蚂蚁”把下面的泥土沿着一条条“蚁道”衔上来放在坝顶，再回去重复往返。水库大坝在一群群“蚂蚁”日复一日的搬运下逐渐升高，来年把涵洞闸门一拉，山上流淌下来的溪水就会被挡在大坝里面，初步形成蓄水功能。

工地指挥部人员塞给她一把锄头，安排她给挑担的民工扒土。她手拿锄头惴惴不安地来到清水塘大队的劳动场地，让她始料不及的是竟受到乡亲们的最高礼遇。大家围拢过来，对眼前这位白净文静女学生模样的姑娘充满了关心。

一位大妈说：“小姑娘，怎么叫你干这种粗活呀？真是作孽。”

一位大嫂解下头上的斗笠戴在皎月头上：“小妹妹，别晒着太阳，你这身细皮嫩肉不经晒。雪白的脸孔晒黑了多可惜。”

一位大伯说：“你不用挖泥了，小心手上起泡。坐一会吧，没事的，该你干的那点活我们动作稍快点就行了。”

别的社员也纷纷投来关切的目光，问长问短，言辞恳切，态度友好。在皎月的经历中，有赞赏、羡慕她的，也有歧视或妒嫉她的，像今天这样被浓浓的关爱所包围却是第一次。她眼望着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心里感动。干活被阻止，干坐着也不是滋味，不知该做些什么，她说：“大伯大妈，可我总该为大家做点事呀。”

大妈说：“你一个女学生能干什么呢？”

“我会唱歌。”

1959年的人们不像今天有电视看有音乐听，连听有线广播也是以后的事，搭台唱戏也只有过节或搞庆典活动时偶尔才有，文娱生活贫乏之极。那时万事俱缺，有的只是饥饿和劳累，还有那么一点穷开心。一听皎月会唱歌，大家都很高兴。真的吗？那太好了！就像掘泥时一锄头下去挖出了一颗夜明珠。

不一会，工间休息的时间到了。社员们放下工具，坐在扁担或锄头柄上，围拢在皎月周围。小妹妹，你唱吧！皎月站在社员们中间，微笑着唱道：

二月里来呀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二月里来呀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种瓜的得瓜，

种豆的得豆…………

唱歌是皎月的拿手好戏，再大的场面她也大大方方从不怯场。在热情的乡亲们面前，她更是唱得轻柔悠扬，婉转动听，声音极其甜美，直把社员们听得如痴如醉，如闻天籁之音。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满脸的虔诚和喜悦。一曲唱完，他们不会用鼓掌来表达喜爱，都说唱得太好了，太好听了，真没想到，能再唱一首吗？

皎月说好的，又唱道：

春季到来绿满窗，

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忽然一阵无情棒，

打得鸳鸯各一方。

夏季到来柳丝长，

大姑娘漂泊到长江。

江南江北风光好，

怎及青纱起高粱。…………

见有人唱歌，工地上其它场地里的人也伸长脖子往这边张望，或者竖起耳朵听，个别活跃点的干脆跑过来看个究竟。清水塘大队的人既享受到皎月的专场演出也感到脸上有光，大家暂时忘掉了劳累，精神为之一振。

参加义务劳动的中午能领到一份中餐，皎月就在工地上吃了点。清水塘大队的社员下午上工时，有两个大妈带来了自家炒的葵花子和罗汉豆给皎月吃，她们说唱得太好了，比看戏还过瘾，下午接着唱好不好？皎月说，只要你们爱听，我会一直唱。

下午开工，董家岙大队派了代表过来游说。说客到清水塘大队的据地，拿出一包“雄狮”给每个男人分一支烟，嘿嘿笑两声说：“想跟大伙儿商量件事儿，我们那边任务紧，人手不够，想从这里匀一个人过去帮忙。别人也不烦劳大驾，就请这位皎月同志过去协助一下，拜托了拜托了。”看来他不知从哪里问清了皎月的名字，还冠上了“同志”的尊称。皎月眼望着大家，不知所从。

清水塘大队的人抗议了。一个说：“你们任务重，我们就不重了？不行不行。”

一个说：“你想叫小妹妹去做苦力呀，想都不用想。”

一个说：“她是个文绉绉的学生子，你们的任务帮得了吗？”

另一个后生一语中的：“谁不知道你们的如意算盘，是想请她去唱歌是不是？”

来人见底牌已被揭开，也不转弯抹角了。他说：“这位兄弟说对了，我们也想听她唱歌，你们上午已听了，过了听戏的瘾，下午就让我们也饱一下耳福。大家都是为了建造水库嘛，一样的建设社会主义嘛，是不是？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有福同享有难同挡嘛，是不是？半天，就半天。”他既来作说客，三寸不烂之舌自然好生了得。清水塘大队的人无力反驳，只能说：“说好了只有半天的？”

“放心吧，明天一定送还，不会少一根汗毛。”

皎月就跟着说客走了，为董家岙大队社员唱歌，同样引得一片喝彩。

但第二天，皎月并没有回到清水塘大队的据地。水库工地指挥部也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新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正缺有特长的人员。皎月一展歌喉，就传遍了工地，指挥部把她纳入宣传队之中。

皎月又干上了老本行。

这一次的文艺宣传不同于以往的是人员变了。她多年来的老搭档贺鹏飞在县上，皎月自从那天在长者山上不辞而别，很久没见着他了。以前他说，你是“祝”，我是“贺”，我们俩在一起才热闹。可现在人家地位高了，再来小工地上演出便有失身份。另一位好姐妹李爱芝也没来，她做了古镇第一小学的代课老师。

东风水库宣传队骨干是四个人，两男两女。人虽不多，凑合一下也够了。演个快板、独唱、对口词、二重唱，人数本来不用很多。表演三句半，四人正好。只是大合唱气势不够磅礴，舞蹈也只能来个独舞或者双人舞，比如白毛女在山上破庙里的那一段，或者白毛女与杨白劳的“北风那个吹”，还有“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与洪常青对舞的那段，娘子军全体队员一起唱“向前进，向前进……”人数稍欠多一点。

四人都不是泛泛之辈，个个身怀绝技。男生中一个被称为“画家”，绘画功力很深，素描、速写、国画、水彩画都能抹上两笔，画人像人画狗像狗，画得有模有样。另一个男生是“书法家”，书法上颇有造诣，从小临摹过颜真卿柳公权，家学渊源极深，虽说不十分到家，但写个对联横幅、标语口号什么的已绰绰有余。两男生还会点乐器，拉二胡、吹笛子、打鼓敲锣都能“三脚猫”几下。皎月最拿手的自然是唱唱跳跳，所以被冠以“舞蹈家”。另一个女生是“作家”，写的一笔好文章。刚开始学生气息未消，写的是“我的心如一粒石子丢进平静的池塘泛起阵阵涟漪”、“一阵寒风吹拂吹乱了胸中万千思绪”这样的句子，“画家”便笑话她“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像野草一样疯长”，几经磨合，她的文风变了，变得朴实又贴近生活，还很讲究平仄韵律，读来琅琅上口，他们演出的剧本大多出自她的手笔。

四人有一点是相同的，也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家庭出身不好。相对而言，皎月父亲右派身份还不算最糟糕。“画家”的父亲是反革命，关在监狱里。“书法家”的祖父是地主，被枪毙了。枪毙他祖父那天，他父亲也去陪绑，枪声响起他父亲也倒栽葱般倒下，被人像死狗一样拖回家，此后再也神志不清，一直胡言乱语，见人就喊“别杀我别杀我”，自囚于猪圈终日与猪相伴才稍觉安全。“作家”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去年刚回到乡下老家，她的底细别人了解的不多，据说也是一团糟，有人说他父亲逃到了台湾，有的说不是台湾是香港。她自己守口如瓶从不透露半点口风，不知是不愿说还是她也不清楚，大家也不深究。四人台上像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英雄豪杰，台下都夹起尾巴做人。

他们的演出就在路边高坡上相对平整的地方。坡下社员们挑着一担担泥土走向堤坝，倒掉泥土后再返回，路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他们每天就对着密匝匝的人流开演。

这一天的演出又开始了，先是一阵锣鼓，然后皎月上前报幕，她以响亮的嗓音向行走着的人流说：“社员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东风水库文艺宣传队现在为大家演出。第一个节目：三句半。”说完她后退几步，拿起乐器，再跟伙伴们一起出来。四人一字排开，手里各拿一样道具，边敲边说。皎月第一个，手里拿的是手鼓，有起调定音的作用，她说：锣鼓一敲震天响。第二个是“书法家”，他手里拿的是大锣，声音数它最响，他说：我们四个来说唱。第三个是“作家”，她手里拿的是钹，声音最尖，她说：先来一段传统戏。第四个是“画家”，手里拿的乐器叫锸，起收尾押韵的作用，他说：三句半。

每说一段敲一通锣鼓，开始下一段：

皎月：三面红旗高高飘。画家：人民公社就是好。作家：山坳里头建水库。书法家：改面貌！

皎月：社员群众干劲高。画家：日夜奋斗工地上。作家：开山劈石将泥挑。书法家：辛苦了！

皎月：建起水库就是好。画家：不怕旱来不怕涝。作家：旱涝都能丰收保。书法家：产量高！

…………

三句半结束，是皎月的独唱“社会主义好”，再接下去是“作家”的诗朗诵《沁园春·雪》以及“书法家”的笛子独奏“高楼万丈平地起”还有“作家”和“画家”连袂表演的对唱“喜看家乡新面貌”，压轴的是皎月的独舞“白毛女”。他们认真地表演着，说、唱、吹、跳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可是台下没有掌声，甚至没有固定的观众。社员们没有因为有人演出而停下脚步观看一会儿，挖泥的还得继续挖，只是趁机抬头望一望，挑担的还得继续挑，只有挑到“戏台”前面时才放慢脚步竖起耳朵听一会儿。尽管如此，他们的演出效果还是有的，让社员们忘掉了劳累，增加了些许快乐。

他们上下午各演出一场，上午在大坝左端下午就去右端，让整个工地的人都能听到看到。因皎月的要求，他们常在休息时间去清水塘大队和董家岙大队的驻地加演几次，乐得大妈大伯们合不拢嘴。

大伯大妈们跟皎月熟了，还会点播节目。大妈说：“皎月姑娘，唱一段越剧，会吗？”

大伯说：“还是绍剧好，响亮。我喜欢听绍剧。”

大妈不答应了，与大伯争执起来：“绍剧是男人唱的，怎么叫姑娘唱了，你懂不懂？”

皎月说：“大伯大妈，我就唱一段越剧‘梁祝’中的‘说媒’，好不好？”她唱道：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钦佩，描龙绣凤称能手，琴棋书画件件会…………

这天土根也来挑水库，远远望见正在演出的皎月，就指着她对同伴说：“她是我的老婆。”同伴说：“嗯。不过你老婆还是我老婆漂亮，我老婆就是嫦娥。”土根急了：“她真做过我老婆，你别不信呀。”同伴说：“信，我信呀。卖油郎独占花魁，这种事戏文里唱过。”

宣传队的任务不仅是演出，还要对水库周边进行美化，画壁画、写标语。搞“墙头开花”是“画家”和“书法家”的拿手好戏，他们把进出水库的几个村子路边的墙头都涂白，低矮的地方写上标语，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泰山压顶不弯腰”、“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之类，大一点的山墙上就画壁画。

写字绘画不是皎月的长项，她只能给“画家”和“书法家”打个下手，递个毛笔或者颜料什么的。“作家”这个时候变成了“批评家”，她会说：“喂，大画家，那个老农脸上哪是皱纹呀？分明成了刀疤。”“画家”说：“好嘞，那我就给他做个外科手术，缝合几针。”于是他就把皱纹改浅一点。或者她说：“扁担挑上重物应该是两头向下弯的，你怎么画成向上翘的了？”“画家”又按她的意思作出修改。几天下来，道路两边的墙壁上画得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犹如艺术长廊。

这一天，县里各大部门的负责干部也来参加劳动，那时的干部是必须定期参加义务劳动的。干部们跟社员一样挖土的挖土，挑泥的挑泥，个个干得满头大汗。宣传队早已得到通知，他们那天锣鼓敲得特别响，说唱得更起劲，场面热烈，演出效果极佳。干部中有一人看得最为入迷，他是县里的文教局长。

中午吃饭的时候，文教局长把饭盒端到贺永昌跟前，讨好般地笑笑，说：“贺书记，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贺永昌说：“局长大人有事，尽管吩咐就行，不用客气。”

文教局长说：“那好，我就直说了，我想从你这儿挖人。古镇毕竟是老县城，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你的几个宣传队员就十分了得。刚才我仔细看了他们的演出，很好。那个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姑娘，唱得有专业水准，舞跳得也好，舞台形象更佳。这些节目的剧本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吧？写得真不错。还有我进来时看到围墙上、山墙头到处都是图画和标语，书法绘画极有功力，看落款，也是你们的宣传队所为。”

贺永昌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想让他们去当老师？”

局长说：“正有此意。我们教师队伍就缺乏这样的人才。这些年教育事业发展快，师资不够，我们向社会招聘了一批，公办民办都有，可优秀的少。这四个贺书记可否放行？如果你实在不能忍痛割爱，给一两个也行。”

贺永昌大度地说：“既然局长看中，随便挑，要几个给几人，决不保留。”

文教局长感动得一把握住他的手说：“贺书记愿成人之美最好不过，宣传队的四人我都要。”

贺永昌冷笑一声说：“这四人呀，我巴不得他们离开！他们走了，我们的队伍更纯洁。嘿嘿。”

文教局长吃了一惊：“此话怎讲？”

贺永昌说：“简单给你说吧，这四个人的父亲除一个逃到了国外，另三个都关着，一个关在监狱，一个关在农场，一个在人民专政面前吓破了胆，自己关在猪圈里。四个人的家庭背景比锅底还黑，你敢要吗？”

“怎么会是这样？”文教局长没想到这一点，摇摇头，心里失望之极。他叹惜道：“我们招聘的几个成分倒是够硬，个个苦大仇深的，可教师的基本功实在不敢恭维，有的写字比蟹爬还难看，有的上课西哩呼噜讲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有的认识的字还不如学生多。唉，要两全其美真是太难了。”

贺永昌说：“做不到又红又专，只能取红而舍专。”

“为什么总是红的不专，专的不红，让人左右为难啊。”文教局长无奈地叹了口气，打消了挖人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