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不知不觉地拉长声调，念着“依情况”3字。他把电报交给罗荣桓，说：

“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共产党人，是按实际情况办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央军委是给了我们一条依情况办事的机动处理权。这和蒋介石不同，他是把指挥权绝对抓到手，一个团的活动他都要管。党中央从来就允许我们根据情况办事的。刘、邓大军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就是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情况，自行处理。清风店战役中，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也是依据情况自行处理的。当时罗瑞卿和我都在后方开土地会议，他们果断处理，才打了清风店歼灭战。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有权根据情况自行处理。”

“你问过林司令员吗？”罗荣桓问刘亚楼。

“问过了，他说可以考虑，但要我先征求你们两位的意见。林司令员感冒，头痛。”刘亚楼回答说。

“我们当然有权依情况自行处理，但事关重大。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先请示中央军委为好。”罗荣桓说。

“要得，要得。中央的精神是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聂荣臻浓厚的四川口音，把控制海口说得特别重。又说，“我们不能只请示置塘沽于不顾，还应提出打天津的理由和作战方针。”

“这个我考虑了。傅作义作战方案是，要能战，能守，能逃。我们打下天津，他就不能逃了。仅余北平20万人，孤立无援，也不能守了。战则兵力孤单，补给无法解决。他只有谈判改编起义，否则就全军覆没。”刘亚楼说。

“这就叫逼和。你说得有道理。”聂荣臻说，“我们可以集中兵力打天津，但得速战速决，不然，北平之敌可能来援，或者天津之敌漏网，破网逃到塘沽上船。”

“我看天津之敌，陷我重围之中，难于逃走，即使到塘沽，13万人，加上塘沽5万人，近20万人，乘船逃跑，那得多少艘船呀！何况我们有远程大炮，可以轰击码头嘛？”刘亚楼说。

“围攻天津，要用多少兵力？”罗荣桓大体同意了攻打天津。

“我看4个军就可以，这比天津守军多一倍。”刘亚楼回答说。

“那行吗？”聂荣臻问：

“行！我敢于负责。”刘亚楼回答，“要我指挥，只用四个军，保证攻下天津！”

“你这个人，胆大，敢于负责。可我还得考虑考虑，万一打不下来呢？”罗荣桓说。

“反正敌人跑不了，我完全保证。即使三四天打不下来，东北野战军都进关了，那时再增加兵力，还可以用压倒优势攻击。”刘亚楼说，“敌人如用放水的办法，防止我军攻城，我们也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放水的办法，阻止敌人逃跑。以毒攻毒嘛！”

“要得，要得。天津的水源都在解放区，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用东北野战军4个军，加上冀中纵队和地方武装，由你负责指挥，3天内力争攻下天津。”聂荣臻向在看地图的刘亚楼说，“如果林司令员没有意见，我们可以向中央提出这个方案。”

“我同意。傅作义现在不敢打，又不敢和，显然，他是在拖，争取时间，调动军队，巩固平、津、塘，观察形势。他对于解放军的积极性，是估计不出来的。”罗荣桓说，“我们不能给他作喘息的时间。蒋介石留他在华北，就是用他来钳制我们，以便布防长江，巩固京沪老巢。”

“两位首长同意打天津，我去起草向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刘亚楼向聂、罗告辞之后，迈着大步，走出门去。窗棂纸又在沙沙作响。

“他和杨成武，在1935年打漳州时，都是团政委，两个人都喜欢直接指挥部队打仗。他大概看到杨成武指挥华北第三兵团配合友军，打张家口，歼敌5万多，自己手心痒痒，也要亲自指挥作战。”聂荣臻说，“我们红军在实战中培养了这么一批年轻的将才，他们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打仗。清风店战役，我们俘虏了蒋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他被俘后，一再要求见我，说我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我会见了他。当他见到杨得志、杨成武时，才知道他们不仅年轻，而且没有进过什么黄埔军校，没有学历，可是把他打败了、俘虏了。他低头不语，十分尴尬。”

刘亚楼从那里转回来，拿着一份电报，说林司令员同意了打天津。他把平津前线总前委12月29日向中央军委请示的电报，送给两位首长审阅。

电报说：“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对作战不利。除西面外，其他均为开阔宽广之盐田，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因海潮起落关系），不便接近亦不便构筑工事。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击其退路。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逃入兵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改攻两沽不合算。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中央军委接此电报，当天11时回电：

“电悉。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聂荣臻低头看26日夜发来的电报：“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考虑将逼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完全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5个师，即使从海上逃掉也不要紧。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四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够，则应调杨成武部甚至杨得志部参加平津作战。你们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于突围之际的整个部署。”

聂荣臻看完电报，即将电报转给罗荣桓，然后，对说：

“杨成武兵团原定在张家口休整待命。杨得志兵团从新保安去包围大同或者东进参加平津会战，军委征询他们意见。他们认为，归绥敌东犯可能性不大，大同敌仅12万人，而我姚喆、王平两部共1万多人，蒙骑两个师，察骑3个团，在绥东、察北清剿散匪，詹（大南）部3个独立团赶到张家口，可保无虑。二兵团可全部东下，参加平津会战。”聂荣臻说。

“哈哈，两大主力会师，围攻天津，千载难逢。让历史学家去评说，让文学家去写吧！”刘亚楼高兴地说，“我可等不及了。”

聂荣臻刚迈出司令部办公室的大门，迎面一位军人大步流星地向他走来。敬礼后大声说：“聂司令员，我来报到！”

“啊，李天佑同志，你好！又从哪里来的？”聂荣臻答礼后，伸出手去，和李天佑热情握手。

李天佑擦着汗说：“我从驻地来，这次是领受作战任务的。”

“你来得正好，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我们已决定你们纵队插到廊坊、杨村地区，隔断平津间的联系。这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聂荣臻高兴地对李天佑说，“‘七大’别后好几年不见啦！”

“在延安杨家岭，我常见到聂司令员。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各解放区的领导，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几年来，我一直没见过首长，今天见到，分外高兴。”李天佑说。

李天佑跟随聂荣臻回到办公室，他大声的讲话早传人屋内。

罗荣桓迎上来，愉快地说：这是胜利的重逢，谁都高兴。你们的新任务，要努力完成。

看了李天佑一眼，对他说道：“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目前对付敌人的原则是，基本上‘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以便稳住平津之敌，不好迅速决策狂跑。待我军部署完成后，再各个击破。”

“对，要隔断敌人，分割它，抓住它，不让它南逃，西窜！”聂荣臻说，“现在就看刘亚楼的指挥了。”

天津是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大城市，高层建筑在南部，一般平房在中部，郊区开阔，南郊是水网地带，敌战斗力强的部队在中部和北部，弱的部队摆在南部。

刘亚楼确定了攻击部署：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分割歼敌；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

“先吃肉后啃骨头，在金汤桥会师！”刘亚楼对他指挥的高级将领们说，“一纵、二纵由西向南挺进，七纵、八纵由东向西挺进，两路部队在金汤桥会师。另一个纵队由天津南部向北攻击。其他部队做预备队。”

到会的高级将领都同意这个部署。可是刘亚楼并不放心。

他指出：“这次我们攻打天津，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过去东北野战军主要打野战，打这样大城市的攻坚战，光主攻部队就有4个纵队，连同其他助攻、佯攻和预备队有30万人马。我们主攻方向和兵力部署，看来是适合的。根据地方部队的侦察部门提供的详细敌情资料，我们研究并且绘制了作战地图。但是，战场上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大家要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作战，要主动、准时、协作！总之，要动脑子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