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的这天（1月31日）早晨，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在石家庄机场降落。

苏共代表米高扬和他的随行人员东北铁路局顾问格瓦洛夫、翻译格瓦廖夫及警卫员共4人，迅速走下飞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等，走上前来迎接。

他们乘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立即开往西柏坡。路基不平，道路难走。客人问为什么不修好呢？师哲说，我们一切人力物力都集中用到战争上了，胜利后再修。客人还问，这里美蒋特务很多吗？我们的行动可不能暴露出去。外国通讯社要知道了，会当作特大新闻去造谣的。师哲说，这里没有外国人，美蒋特务很难进来，来了，老百姓会把他抓起来。

汽车在西柏坡一家农舍大门前停下来，迎上去，和客人们握手，说：“欢迎！欢迎！”他的办公室都是桌椅，没地方放脸盆，客人只好在院中洗脸，拂去衣上的尘土。院中寒气扑人，客人从北方来，不怕冷，但使他们十分惊奇的是，这所普普通通的平顶农舍，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部！他们一路上很担心特务的暗害，到了村子里，几乎看不到警卫人员，生怕发生问题。尽管迎接他们的人说明了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即使敌特进来了，老百姓会立即把他们抓起来的。但他们的警卫员仍寸步不离米高扬。

客人们洗过脸，进屋喝茶，与互相问候。

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对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问候和祝愿。他说：

“在残酷的战争中，你们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高兴。向你们祝贺、致敬。”

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感谢他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米高扬赶忙解释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央和同志意见的，回去向他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原谅。”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肯定说：“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反帝反封建，现在又加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并将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完成这个光荣的历史使命。”

中央5位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苏联客人进行了3次正式会谈。

说：“现在你们来到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山村，下次再来，那就在北平见面了。”

向客人们介绍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说：“北平能和平解决，这是最好的办法。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古都，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不仅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会骂我们，世界一切友好国家的人民，也会拥护我们这样做。”

他接着又说：我原来打算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谈谈我们中国革命的特点。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有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的统一战线。，在各个时期都是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在土地革命时期，联合开明士绅和敌对党派中的进步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就更广泛了，除了汉奸和卖国贼外，我们都联合，把地主阶级也作为联合的对象，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在解放战争中，要打倒官僚资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担任要职的，可能很多不是我们南征北战的共产党内有功将领，而是那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作出了贡献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国民党的左派，有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华侨资本家，少数民族中也有这类人物。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形式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疑虑。

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说：长江以北的蒋介石主力军队，基本上已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强渡长江，彻底消灭反动派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过去的战斗中，曾遇到了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干扰。他们企图威吓我们部队前进。我们不理睬他们那一套。他们要在中国领土上打我们，我们就坚决地消灭他们。我们攻打山东省会济南市的时候，已经进入中国沿海青岛美军基地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我们在平津战役中，驻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有等我们打，就带上国民党反动军队逃跑了。他们如果和我们作战，我们将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会谈结束前，对客人说：你们能来中国，听听我们的想法，r解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我们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这比在报纸上看报道实际多了，你们会了解中国的。革命为什么能迅速地取得胜利，这是和我们党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分不开的。比如在这次交谈中，你说我们搞土地改革，把没收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又分给了农民，怪可惜的，搞集体农庄多好啊！中国有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分散的、落后的，自然经济为主。土地改革之后，虽然有些合作经济，但根据生产条件和群众的意愿，主要是分田到户，进行农业生产。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已经很久了。把地主阶级推翻了，农民分了土地，才感到这是真正翻身得到了解放，当家做了主人。因此，他们自动参军作战。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是因为有两百万农民参军，有几百万翻身农民支援前线，送粮，送衣，送鞋，抬担架，救伤员，甚至帮助部队押送俘虏，从而保证了作战的需要，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盾。这些都和我们土改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密切关系。我们中国有许多具体政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米高扬表示，听了同志及其他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回去以后，一定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做明确的表示。”

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来访，就是要他亲眼看一看，亲自和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他担心同蒋介石打仗，原来在抗战中积蓄起来的力量，也要赔进去。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进行时，他还在怕。他不相信辽沈战役俘敌几十万人，平津、淮海各歼几十万敌人。他认为除了苏联红军外，其他国家军队在一个战役俘敌几十万人是不可能的。他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西柏坡对米高扬的招待，虽然是在农村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但也做了很好的准备。在宴会上，中餐有滹沱河的鲜鱼做的红烧鱼、溜鱼片，有烧里脊、炖鸡块、扣肉，还有下酒的凉菜；西餐有猪排、牛排、肘子肉、煎鸡蛋、色拉、黄油、面包。

5位书记、苏联3位客人和翻译师哲共9人，围桌而坐。、刘少奇敬酒之后，周恩来站起来说：

“我不敢和米高扬同志同样喝那么多酒。我可以代表朱老总和任弼时同志，他们一老一少，朱总有喉炎，不能喝酒，弼时同志年轻，可是有高血压，也不能喝。只好我代表他们敬酒。”

米高扬把头一扬，喝去了大半杯，直夸汾酒真好。他说：

“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但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对中餐和西餐是有研究对比的，他认为中餐的特点是软、热、丰、香，西餐冷、硬、单调。他曾用英文把这看法，说给他的孩子们。但在今天的宴会上，他只听周恩来和米高扬的对话。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之际，国民党死硬分子妄图在36个月期间，加强防务，编组200万军队，准备再战；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人士，也跑出来劝说“划江而治”，搞“南北朝”，搞“”。这种种舆论，在国际上也有共鸣。

斯大林这次派米高扬到西柏坡，主要是为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的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搞“”。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待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作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人，危及苏联。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总的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持保留态度。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

当然，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后来，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中加了砝码，我们全心全意地祝贺你们的伟大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