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远峰热火朝天地投入到《朝阳沟》的排练中时，他的堂弟远征高中毕业后，随着大批的城市知青一起，被分到了北京远郊的农场。每个星期回城的那天，就是他生活中最盼望的日子。除了惦记生活不便的奶奶，生病的堂兄，还有他刚刚结识的那两个内行人，臧爷和史荣钦。在那个圈子里，不但有新旧的书画碑贴，还有旧时的趣事和旧时的能人，而此前远峰带着他看的那些书藉和展览，让他能从一些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些艺术品的价值，但是他的与生俱来的聪明告诉他，多看，少说，让别人说，别人说的，日后都是你的。

远峰的去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远征陷于深度的痛苦中，这种痛苦远不止失去一位亲人这样简单，而是仿佛刚刚在自己眼前开启的一道门，只是看了这么一眼，还来不及从炫目的光芒中缓过来，便又关上了。除了偶尔去看看梅姑娘和萌萌，顺道借上两本远峰生前的书，那个世界离他渐行渐远。

走了一个大孙子，赵老太太的精神明显不如从前了，虽然是远峰从病到走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不象当年慧凤走的那么突然，但是人真的走了之后，那种白发人虚度光阴的懈怠感，慢慢就把赵老太太掏空了。

远征分到农场出了城，加上远峰这么一走，仁龙和仁虎两兄弟商量了一下，总得给老太太身边安排个人，除了照顾老太太，边上有个人，老太太也不至于整日处于忧伤里。商量之后，仁虎把小儿子远洋送到北京，这年他刚好小学毕业，他的二哥远航比他大两岁，在家里已然是半个一家之主了。

这几年仁虎和北京家里来往不多，文革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的军工企业纷纷调往西南和西北的一些边远地区，称为支援三线建设。梅芳因为身体不好，又不想离北京太远，所以就通过柳老先生想办法转到了地方工作，留在了太原，这样赵家也有了一门山西的亲戚。

那时候各地城市的建设刚刚起步，仁虎和梅芳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医务工作者，马上成为市人民医院的业务骨干，不但要接诊手术，还要带工农兵学员，培训赤脚医生1，工作安排的满满的，两口子在一个单位都见不着面，再加上三班倒，一家人凑一块的日子就更少。

仁虎原本就是个甩手大爷，家务事不但不管，也不会。有时候梅芳连着几台手术下来回到家，看到家里那三个男人都在家饿着，炉子也灭了，热水也没了，两个儿子虽是已经学会了做饭，但是让他们从生炉子开始由头干到尾还是有点难为他们了。好在梅芳早就习惯了，从兜里摸出5块钱，递给老二远航，让他带着弟弟到街上的饮食店里自己买着吃，吃完了再给她和仁虎带一份回来。

于是小哥俩就象得了圣旨一般，拿起那个摔得坑坑凹凹的小铝锅，一路连蹦带跳就出门了，回来的时候不是给带回一份羊杂碎，就是一盆烩菜，锅盖翻过来扣上，顶上放上几个烧饼或是馍馍。每当小哥俩穿街过巷的一路走来，那些把日子过得异常仔细的街坊邻居们就会摇头叹气，说这日子过得，做孽了。而他们那些一年也沾不上几个油腥的儿孙们，则是手指头伸在嘴里，眼里都能淌出口水来。

有跟哥俩关系不错的，一看到哥俩往出走，就假借着刚好遇上打招呼，一路随行过去。老二远航毕竟大一些，扯上两句就走，可是他那个弟弟不知道是真缺心眼还是天性豪爽，时不时的就把人家拉上，结果两个人的饭变成了三个人吃，有时候还是四个人，老二没辙啊，就假说带的钱再买就不够爸妈那份了，这样远洋才能收手，在他眼里几分钱一个烧饼馍馍的你紧张个啥？

所以哥俩长大了之后一遇到事，梅芳用起人来一点不带客气的，用她的话说，从这院子到这街上，这些小伙子们有谁没吃过我们家的？没用过我们家的？该出力的时候当然得找他们，那是看得起他。那个谁谁谁，当年还背着你们哥俩找我借过5块钱呢，到现在连个字儿都不提，他以为我忘了，我记得清楚着呢！每当梅芳那一口纯正的京腔开始数落这哥俩的时候，不管是同在赵家的哥们，还是邻居，都会偷偷抿着嘴乐，一边说这北京话就是好听，跟唱歌一样，骂人都没得脏字。

就这样，赵仁虎的三儿子远洋，背着一个旧书包，装着邻居小伙伴临行前送他的弹球、烟盒、砸炮，当然还有几斤揉得皱巴巴的全国粮票，一个人只身来到北京。走的时候那些小兄弟们说洋子莫怕，过阵子俺们去北京找你玩去，俺们也一直想去看看天安门和大会堂呢。

洋子心想北京那么远，你们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木得，还到北京来看我，做梦球吧。他没想到的是，没过一两年，这些人不但来了北京，而且还变成了常来常往。这个不说，北京站、西单和王府井这些地方，小混混们的技术能力全面提高，从原来单纯的偷，变成了连偷带骗。

1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壮大于文化大革命中期。农村的生产大队，小队，都派出了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城市的大医院，医学院，接受简单的培训之后，回到农村为农民看病。由于这些人员，都是即参加生产劳动，又治病开药，而且在南方很多地区，都是赤脚劳动，不同的是这些人上工的时候还多背着个小药箱。所以人们称这些人为赤脚医生。

远洋来到北京，他大爷仁龙就安排他到附近的中学念初中。那时候虽然也看户口，但是对于家里有亲戚在北京，或是机关部队的家属，但凡你有正当理由的，学校都收，算借读，也没有借读费这说，每学期只要交1块5的学杂费，3、4块钱的书本费，自己买点笔啊本啊，这学就能上了。

即便这1块5的学杂费，一些孩子多的家里也交不上，这种孩子学校就把学费也给免了。至于课本，多少年不带变的，大的用完传给二的，再不行了街坊邻居的借一借，念书这个事对城里的孩子来说并不困难，连在农村的孩子们，因为大量的城市青年下乡，都有机会读个书，识个字。至于学校的教学好坏，自打前些年运动之后，基本上是老师看学生的脸，谁来了谁不来，老师的课照上。

除了课本上那些最基本的知识，学校里还有一多半的时间是用于政治学习和义务劳动，夏天拾麦子，秋天收棉花，时不时的还有些挖路填河的工作，都能见到一队一队的学生打着小红旗，奋战于田间和工地上。至于考试，自从出了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变成英雄后，老师们哪还敢拿学生的成绩说事，课堂上没有捣乱的，遇着运动不被学生变着样的整，对当老师的来说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被自己的学生侮辱寻了短见的，一点不稀奇。

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这些孩子们除了会算几道应用题，会写几段人民日报评论式的檄文，再所无长。而在社会上的游荡，父辈们的流离，更让这些处在人生启蒙阶段的孩子过早的成熟起来。至于那些课本上读的，政治学习上学的，大字报上贴的，广播里念的，就象一块块烙铁，在他们的脑子里形成一个个深深的烙印，不仅标记于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更是在日后的社会转型中，象一道道沉年未愈的疤，慢慢的翻起皮来，感染、化脓，毫不留情的侵害着他们的生活，还有这个社会。这些疤痕的表现，就是把任何的矛盾和问题都概念化，动不动就要扯上主义和制度，而这些所谓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怕是没有几个人讲得清爽的。

回头看，这是时间跨度极大的一批，但凡基础教育的主要阶段在此期间的，几乎都在此列，即便是有人在恢复高考后挤进了大学的校门，少年时期既有的烙印，就象一副有色眼镜，让他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偏色的。由于没有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们对于强权的膜拜让人背寒，引用、借题发挥、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是他们表达的特性，整个这代人里，充斥着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患者，受虐与虐人，都是生存的必须和快感的来源。

更可怕的是，时代的创伤和现实的压力，又让他们把自己的负面情绪传递给下一代，即所谓的80后们，在孩子需要教育的时候，他们把自己曾经没得到的，全部压在孩子身上，教育演变成了生存的资本，处处体现着实用主义的特色。而当这些孩子进入成年需要上一辈扶上马送一程的时候，他们除了给予物质上的帮助，纠结于房车财富，还有就是说不完的牢骚。

如果我们做个测试，问问这代人，三观是什么，相信8成以上的人会先一愣，接着反问你，三观是什么。而剩下的2成，会不屑的说，管他三观不三观，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就是三观，穷人是没有三观的。当这些不知道三观或是唾弃三观的人，成为这个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者，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人无所惧，天奈何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大概是继皇朝覆灭后最艰难的10年，如何度过，需要全体中国人的智慧，无论在内，还是在外，无论在朝，还是在野。

进了学校第一天，赵远洋就因为满嘴的外地口音，受尽了同学的嘲笑，老师除了用黑板擦敲几下桌子，维持一下课堂的基本秩序，也没有别的办法，小侉子的外号就这样背在了远洋的身上，虽然他的父母是这些同学的父母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从事的职业也是最高尚的，但是仅仅一个外地口音，就让一个尚未涉世孩子对外界充满了仇恨，进而演变为报复，以各种方式，暴力、金钱，这些都是他的武器。

开始的时候，远洋因为初来乍到，一直对这些欺负他的人忍着，直到他结识了郑南南和郑北北兄弟，有了大院的孩子撑腰，一时间从西四到埠城门，从二龙路到新街口，赵远洋在小小年纪就已是一个出了名的干将，打架从没吃过亏，并且大名远扬到复兴门以西地区，连大院的哥哥们需要人手的时候，也会第一个想到洋子。多年之后洋子常跟人夸自己脑壳硬，不是气功练出来的，是挨板砖拍出来的。

暮春的一个午后，赵远洋一个人百无聊赖的走在胡同里，书包松松侉侉斜背在肩上，整个书包就在屁股后面耷拉着，随着他身上那件有点长的蓝卡其布棉袄，一路走一路颠，比赵远洋这个人还显得没精神。

太阳照在身上，棉袄里的他突然觉得后背刺痒，抬头看看，心里盘算着现在是七九还是八九啊，这棉袄啥时能脱下来？可是脱了穿个啥呢，走时候他妈也没交待啊。想到这赵远洋心里就暗暗的骂，没人管老子自己解决，先翻翻老大那儿有没有能穿的，没有的话就把这棉袄里子直接拆了算球，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想到这，他恨恨的踢了路上一块碎砖头一脚，砖头骨碌骨碌就滚到路边一个小孩身上。

这小孩和赵远洋差不多年纪，生得白白净净，正在电线杆子底下玩弹球。砖头落在身上，他抬起头看了赵远洋一眼，没理他，继续低下头玩自己的弹球，就象根本没赵远洋这个人。看那石头骨碌过去的时候，赵远洋还想着这下完了，打吧，没想到对方根本不理他，他那根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一时间竟然没着没落的，于是就傻不拉几的站着看那孩子弹球。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孩子就蹲那，也不吭气，赵远洋心想，不会是遇到个哑巴吧？得了，咱不欺负有残疾的人，赵远洋也从裤兜里掏出几颗弹球来，把舌头抻了好几遍，捅捅那孩子说，唉，哑巴，给你！

那孩子这才抬起头来，你，你才哑巴呢！他这一说，赵远洋乐了，原来你也不是北京的？还是个结巴？说这话的时候，是赵远洋来北京之后说话最大声的一次了，而且是一口山西腔。说完，两个小屁崽子就在那儿嘎嘎的笑，也不知道笑的是什么。正笑着，边上的院儿里冲出来一个大点的小子，操着不知道哪儿的口音说道，南南你笑个啥，没事吧？谁再笑你看老子不干死他！

南南赶紧着说，哥没事没事，这也是一个小侉子，他站着半天不说话，一开口问我是不是哑巴！原来憋了半天，也不是北京的，咱们都不是北京的，都是小侉子！说完，他跟远洋介绍说，这是他哥郑北北，他叫郑南南，最近刚刚随父母从农村回来，院里住的是他姥姥和舅舅一家。于是，这郑南南和郑北北，成了赵远洋在北京的第一对儿朋友，还是哥俩。

说起这郑南南和郑北北的爹，那可真不是一般人，名叫郑迪，但是以我党的传统，估计这名字也是化名或曾用名之一。早在延安年代，郑迪就是陕北的美男一枚，要文能文，要武能武，建国后更是京城显赫一族中的风光人物，人称党内万金油，可见此人八面玲珑的功夫。也正是因为人际关系处理得当，建国初期先在地方转了几年，之后被调到一个位不高但权重的部门，专门负责副省以上领导的任免和调动。

从离开老家干革命前开始，郑南南和郑北北也不知道他们的老爸到底前后有多少任老婆、妻子或爱人，总之这家的兄弟姐妹分布大江南北，姓分周吴郑王，一直到这哥俩的亲妈这儿，才算是到了最后一站。所以多年后这哥俩在外人面前，也只认对方是兄弟，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其他的一律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