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恨失学

1921年12月16日（农历辛酉年的十一月十八），浙江宁波奉化县城大桥镇北街王家阊门大院里的胡宅降生了一名男婴。人到中年的父亲胡明伦开心地抱起爱子，为其取乳名“阿灿”，学名“胡家骅”（胡家骅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胡华。本书为方便起见，以下统称胡华——作者注）。6岁的姐姐胡雅卿高兴地对母亲钟惠梅欢呼：“阿母，我有弟弟啦！”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应中华民族之运而生，中国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旗帜下，展现开天辟地的巨变。胡家小阿灿的赤心，此后也随中国共产党艰苦辉煌的奋斗历程而律动，并闪耀出灿烂的光华……胡氏家族上溯九辈，最早之曾祖为安徽歙县（徽州）人，与制笔大师胡开文有宗族亲缘，因贩茶叶和笔墨流落在浙江奉化，娶周氏而落籍。因系小商，故甚穷困。至胡华曾祖时代，传闻曾祖叔应考为武举人。胡氏家族总之不富裕，因并无产业遗留。胡华祖父曾为县衙小书隶，受人歧视。当时，因役隶子弟不得入试秀才，胡明伦三兄弟虽节衣缩食读书而未能进学。胡华祖父去世后，胡华父辈三兄弟分家，胡明伦名下分得一间平屋，500元欠债。

胡明伦青年时在金华学徒做店员，正直守身，爱读书，擅长诗书画。入壮年，做过县衙小书记（每月10元）、司法科录事等，常常因骨鲠正派而失业。妻钟惠梅出身奉化甘坪乡山岙底村贫苦农民家庭。在艰难困苦中长大的钟氏勤劳善良，节俭而乐于助人。

1927年，胡华六岁，遵父命，由姐姐胡雅卿领入本县北街村北山庙岫云小学读书。这是胡雅卿曾经就读过的学校。

1928年7月，胡明伦到上海瓯（温州）盐公所做文牍，全家随即迁到上海生活，四口人租住跑马厅（现人民广场）附近睦合路亭子间。胡华就读于宁波旅沪同乡会小学和培本小学。

1931年5月，胡华因患猩红热辍学。且上海时局动荡、社会混乱、生活艰难，加之夜半时有盗贼用长竹竿于房顶天窗伸入房间钩物偷盗，家人惊恐，难以防范。胡华随母亲、姐姐返回奉化，续读北山庙岫云小学，后转县立锦溪小学。

不久，父亲由上海回到奉化，向胡华讲述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和上海百姓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在幼小的胡华心中埋下了仇恨列强侵华、长大精忠报国的种子。

1963年9月，胡华回忆道：“当时的思想尚处于蒙昧阶段，惟从家境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出发，对国民党豪富朱守梅（鹤年）、俞阿成（俞济时和俞济民之父）等抱有恶感；对腐败的国民党当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深为不满；对觊觎中国国土而疯狂入侵的帝国主义更为憎恶和痛恨，但还称不上有革命的觉悟。”县立锦溪小学坐落于奉化锦屏山和凤山东麓、锦溪河南侧，环境秀丽而幽静。

元贞元年（1292年）即为县学附设的“养正堂”，后历代成为文庙和县学的所在地，校园内有古朴典雅的大成殿、泮池、跨鳌桥等古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和辛亥革命志士周淡游曾就读于此。1934年秋，胡华13岁，于此高小毕业，考入奉化县立初级中学读书。

胡华1963年9月的“回忆录”道：“当时社会舆论，对奉化中学抱有规模小、办不好的偏见，一些富家子弟纷纷投考宁波的中学。我则提倡‘自爱’之说，认为事在人为，只要自身努力，发愤图强，爱己爱校，何尝不能求得学业上进，亦何尝不可提高学校信誉。许多贫苦同学赞成我的主张，高小毕业后，便相约联袂考入奉化中学。”胡华入奉化中学时，适逢新任校长汪芝盛调入。汪思想虽较陈旧，但有一股办好学校、服务桑梓的热情，聘请名师，共同整饬校纪，修饰校园，精心治教，使教学质量大有起色。

胡华读初中一年级，便以诗会友，与大自己一岁的学长张岱倾心相交，成为知己。张岱是一位少怀壮志的学子（“文革”后曾任《哲学研究》主编），与一些学友创办了油印文艺刊物《嘤嘤半月刊》。胡华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投稿人。刊物以咏菊为题征诗，胡华诗曰：

月是秋天明，水是秋天清。

篱菊开秋月，同具水月情。

诗句清新隽永，表达了胡华、张岱们少年知己的同心。此时，曾在锦溪小学担任训导主任的袁伯华，也来到奉化中学当了胡华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他的一些抗日言论也影响了尚在懵懂中的学生们。

1935年11月，日本关东军向长城各口大量增兵，华北局势日益严重，北方重镇的北平、天津两市和整个华北的危机，使全国各阶层人民感到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到处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沉痛呼声。

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不顾敌人枪弹刺刀的威胁，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自治运动”等口号，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北平青年学生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正是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全国抗日新高潮涌起，一二·九爱国大示威，给了全国以巨大的震动，全国各个通都大邑的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都踏着一二·九英雄们所开创的血路前进了。12月11日，杭州学生响应这个运动，起来呼号救亡，进行大示威。省城的救亡运动涌如钱塘大潮，波及宁波奉城，也触动了胡华等奉化中学的爱国学生们。

就在这时，我国川滇地区的马边、昭通、渠县，于12月18日、12月19日、12月20日连续发生6级以上地震。胡明伦忧国忧民，12月25日作《生查子·川滇地震》，并示儿胡华。诗中道：“北望气焰狂，聒耳东风恶，虽借笔锋迎，怒吞倭儿目。天意竟如何，任彼蹂吾族，川滇地震耗，使我忧家园。”

父亲的爱国情感，直接影响着少年胡华。

日寇步步进逼，全国抗日救亡活动的浪潮传播到奉化城。14岁的胡华在一二·九爱国运动影响下，在父亲的教导下，与张岱等进步同学一起关注着民族危机，胡华所在班30来个同学，在胡华带动下，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经常《申报》、《大公报》和《申报周刊》，胡华和五六个知心同学还研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和鲁迅著作以及苏联的文艺作品。这时的胡华，除有抗日思想外，也萌发了追求革命、主持正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心理。于是在奉化中学以胡华为主角发生了以下两件事：

一件事是抵制国民党推行的童子军“法西斯精神”。1936年下半年，体育教师、童子军总队长毛子蔚向学生作报告，大意是说：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浙江著名的法西斯特务头子）从意大利考察回来，向蒋委员长报告意大利童子军一律穿军服、呢短裤、呢帽过冬，认为“法西斯精神”很好，要推行。接着，校方要学生们限期缴纳七块大洋订购呢料的童子军服。一些贫苦学生连交学费都困难，到哪里去凑齐这笔钱？即表示反对这项决定。于是，双方发生了迫令交款与坚持抵制的斗争。到了限期，胡华和一些穷学生仍穿普通衣着来校，毛子蔚、汪芝盛先后冲进教室进行训斥。次日，胡华以墙报主编的身份，就此事件出专刊，头一篇就是阐明自己观点的文章，大意是：中国不是意大利，我们不是贵族学校，毋须讲究形式；穿短裤过冬有害于身体健康。后面还附诗一首，其中一句“可笑校长猛如虎”，竟刺痛了汪芝盛。汪叫来家长胡明伦，当面指责胡华说：“你写我校长猛如虎也就够了，为何还用‘可笑’二字？”胡华据理力争。汪芝盛原想开除胡华，但鉴于校长室外挤满了支持胡华的同学，众怒难犯，无可奈何，就给胡华记一次“大过”，交胡明伦严加管教了事。而学校当局推行童子军“法西斯精神”这件事，终于被以胡华为首的学生们抵制了。

另一件事是反对蒋介石辞退汪芝盛。虽然抵制推行童子军得罪了校长汪芝盛，但是作为明辨是非、知书达理的学生，胡华还是尊重校长的。汪芝盛是个普通的国民党员，并非奉化同乡蒋介石的亲信。他有些不满蒋的为人，常对学生揭露蒋的丑事，便有意无意地给学生们留下了“蒋介石粗暴成性，是个流氓无赖”的印象。1937年上半年，胡华所在班级临毕业前，汪芝盛为了改善学生住宿条件，积几年来募捐所得，新盖了一座宿舍楼。却被当时溪口武岭中学副校长（蒋介石兼校长）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说汪芝盛以盖校舍为名，招摇撞骗，中饱私囊。

蒋听信谗言，即下达了“奉中校长汪芝盛着即撤职”的手令，引起了学生们的不平。因为汪募捐的钱并不很多，包工时即使占些便宜，但不至于有大的贪污；况且建这座宿舍楼，为学生办了好事，殊为难得，据此而把他撤职毫无理由。胡华就组织同学去县政府请愿，名为挽留汪芝盛，实为给蒋介石一个难堪。但此举被级任老师王漫川劝止，他认为请愿难获结果，事态惹大，连学校也有遭封闭之虞。

于是，胡华等同学变换方式，在蒋介石手令是“撤职”、汪校长自己宣布是“辞职”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推选邬汝蛟代表全体学生发表挽留汪校长的声明，以此来表示学生们对蒋介石乱下手令、无理辞退汪校长的抗议。1937年6月，胡华初中毕业临近，所在班级同学去宁波参加全省毕业会考，成绩颇为优良，与宁波有名望的效实中学等不相径庭。胡华在初中三年，用心求学，前两年每学期都获得学校颁发的“品学兼优”奖状。此阶段，奉化中学的校长汪芝盛和国文、公民课教员袁如山等，先后兼任奉化县民众教育馆的馆长，进行抗日动员和抗日后援会的宣传鼓动。教师们的抗日活动，激起奉化中学许多学生的共鸣。胡华、张岱和一些同学参加了民众教育馆的演出、借阅和讲课活动。

一天，袁如山在奉化中学初中三年级教室召开所谓“青年励志社”的筹备会议，通知胡华、张岱等一些充满抗日激情、学习优秀的学生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有一些同学外，还有一些当地中小学教员。其实这是国民党复兴系统打着抗日后援旗号，吸引群众参加的一个公开的群众性的抗日社团。但是，当时作为学生的胡华、张岱是不知道这些老师做这些事情的国民党政治背景的。

会上由一些中小学教员中选出几个理事。此后，袁如山称，青年励志社正式要进行登记，每个人要出五角钱会费，经过正式登记始得被认为社员，由社里发给一个徽章，可以佩戴胸前。胡华当时正准备初中的毕业考试和报考浙江省立高级师范学校。而父亲胡明伦因战事失去了盐署的工作，全家生计无着，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胡明伦不同意出这入社的五角钱。胡华与一些同学也感到入不入这个励志社无关自己的抗日选择和升学，遂决意不去进行登记。1937年夏，胡华初中毕业。

家境的贫寒促使胡华决计选择公费深造，适值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创办，胡华以主课均为75分以上的合格条件被录取为公费生。胡华的聪颖好学在北街一带传为佳话。胡华父母也期盼着儿子将来能学富五车、光宗耀祖。

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当时附设于浙江慈溪锦堂师范内。1937年7月，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抗战形势严峻。当胡华起程去慈溪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正在顽强抗击着日军的疯狂进犯。胡华入学后，传来上海11月12日沦陷的消息。

接着，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施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胡华等新生们义愤填膺之时，又传来12月24日杭州沦陷的消息。慈溪锦堂师范学校受战事影响要迁到长乐，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学校遂被迫停办。胡华与刚刚相识的新学友们只得领取肄业证书，含恨离校，各自返回家乡。

投身救亡

日寇逼近浙东，家乡父老已经人心惶惶。一批失学、失业青年纷纷由沪杭甬返回奉化。其中不少是胡华中学时的校友，在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推动下，青年们群情激奋，会聚一堂，胡华挑梁共商抗日救亡宣传，以鼓舞乡亲抗日决心。大家议及在奉化中学读书并创办“醒民剧社”时，存有演话剧的布景、道具以及乐器、锣鼓等，现在可资利用。胡华就和张正通（全国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胡重华（全国解放后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等发起，以奉中校友为骨干，召集全县热心救亡并有文艺特长的青年，组织“醒民剧社”抗日宣传队。

胡华等向县政府办了登记手续，“醒民剧社”正式成立。这个剧社名义上为县“抗敌后援会”所属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是爱国青年们独立自主活动。社址设在城北体育场的民众教育馆内，剧社经费由社员自筹，也向社会各阶层募捐一点，县“抗敌后援会”只按月给予少量补助。

为了家中的生计，胡华回乡后还临时到乡下霄較小学代奉化中学的校友去教些初小的课程。因此在该小学结识了同事竺乾猷。得竺乾猷介绍，与中共浙东地下党的负责人竺良牧（又名竺扬，1926年入党）发生了联系。竺良牧等成为胡华踏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报名参加醒民剧社的社员共四五十人，经常参与活动的有二十来人。剧社内设化装演出、歌咏、文字宣传三个组，分别由胡华和张正通、胡重华负责。剧社成立不久，中共浙东地下党十分重视和支持，先是中共浙东临时特委委员竺良牧来同胡华联系，指导剧社的工作；以后他又派竺一平（良牧之兄）、詹步瀛（又名詹步行）来同胡华经常联系。他们交代胡华的任务是：在剧社内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全面抗战主张，传阅革命书刊，扩大党的影响；团结青年大多数，发挥进步青年的领导和骨干作用；批评社内的不良倾向，推动剧社工作。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鼓动下，参加剧社的多数校友和青年凭一股抗日救国的热情，背着剧社的布景、道具、标语纸张，爬山越岭，积极宣传。但是参加剧社的青年抱着各异的动机，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思想动荡不定；有的有抗日的热情，但力图使剧社服从于国民党的影响；个别的则为思想腐化的纨绔子弟，是来赶热闹，乘机追求女同学的。

于是，胡华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同张岱、傅赛英、胡重华等进步青年，主张巴金、鲁迅、茅盾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团结一部分属于中间的青年，竭力端正剧社的思想作风，按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发动群众的路线去工作。以后又秘密传阅了《巴黎救国时报》、《解放周刊》、《大众哲学》和《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西行漫记》等书刊，在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骨干力量，扩大党的影响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从而也孤立了企图使剧社服从于国民党影响的周宗科、袁仁能等人。不久，周、袁脱离剧社，投靠宁波警察局的俞济民去了。对个别混入剧社追逐女同学的纨绔子弟，胡华等也给予严肃的批评，对他们散布的腐朽没落的影响作了有力的抵制，推动了剧社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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