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鞠躬尽瘁力传前贤伟业(2)

经过郑州大学教员陈志凌等的积极联络，1979年3月，全国18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云集于郑州，商讨筹备人物研究会，为中共党史人物立传。胡华因事务缠身未亲自到会，但致信表示热烈支持。他在6月5日，致陈志凌、周文顺的信中道：“关于党史人物研究会，我是积极支持的……总之，不管什么名义，我总是竭力支持这一工作的。”胡华所言非虚，他为尽快建立健全党史人物研究会的组织机构到处奔走，邀请了何长工、李维汉、王首道、李新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担任学会的领导或顾问工作，争取了各地党组织对学会活动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这一时期，胡华在工作笔记中对人物会和人物传撰写工作有过这样的记载：

“……1坚持历史唯物主义；2放在一定环境中写，实事求是，功过分明，不要回避或夸大；3写出特点，不要写成从头至尾都好的不得了，经历不平凡的过程；4写出历史背景，指出其功过有多大，要认真写背景，不能写得太多，也不能不写；5要充分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材料，尤其是本人的档案材料，必须能看到。把档案和调研相结合；6评价要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事实，不要长篇大论；7体例按历史顺序，文字要通顺流畅；8事情必须写清，文字力求简练；9是科研的成果，不是通俗读物，不是一般的宣传读物。对象是科研工作者。”

对拟在1979年12月于广州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暨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大会，胡华的工作笔记有这样的记载：“……广州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进一步发动群众。文办（粤方）批准了80人，还包括10个工作人员，人数有困难，是否再争取加40人，在市内的学校里住40人。会议考虑分三个阶段：一、李又华致欢迎词；胡华致开幕词（讲一年来工作进展和意义）；请何长工讲话。下午李正文讲话；祝一清（郑州大学副校长）、冯蕴言讲话表示支持。二、拟由马齐彬、蒋杰、林蕴辉和胡华作报告；各地介绍撰写经验和情况。三、一部分同志制定规划，一部分编委审稿。人物会机构名额分配：重点省两湖、四川、广东、每省7人；江西、河南、陕西各4人；黑、吉、鲁、苏、皖、沪、闽各3人；其他省2人（主要是能有作为的文科大学），这样已有90人。”

笔记中对人物传工作的意见是：“……规划：拟名单，要列入计划……这套书的目的：是一套历史资料书籍，主要为党史教研服务，同时向社会作宣传。要经过详细的调研，核实材料的成果。不是一般通俗宣传读物，思想性要强。具体要求1在资料的分析上，思想深度要高，要实事求是；2要求占有材料丰富，调查充分可靠，要引用原话；3体例上，概括的时间要长一些，不要标题太多；4要通过历史过程、人物发展，写出他们的特点、个性、主要的功劳（如《李大钊传》，把李大钊的思想写成从毛主席那里来的，同时其思想分析也不够）；5人物传包括的人：a有影响的烈士、革命前辈；b有贡献的党外民主人士；c党的左右倾分子、叛徒、脱党而有影响者；6、文字力求简练，字数多少可据具体情况决定；7用大32开，每本25万字左右，老5号字印，封面名字叫《中共党史人物丛书》，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书内扉页写顾问、总顾问、会长、审稿人等；8出版问题，到广东会议再定，由一个出版社可能承担不了，人民出版社也表示愿出；9出一套资料：人物的代表作，如蒋先云的作品。阮啸仙、邓发、萧楚女都有许多作品，肖有一百多万字；10用五年或更长时间完成这一任务。

有一个协作问题，有利条件——党史界对此积极性很高，三月郑州会议以后，四川、湖北等都做了很多工作，各单位都要求联系，各校党委也支持。问题：a群众发动还须充分，——历史系搞现代史的人；b资料问题——中央档案馆——手续很繁多——各省组织部不重视，不介绍；c有的学校不够支持，主要是工科院校。”

对人物会组织机构的意见胡华的工作笔记记道：“名称叫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设会长、副会长、理事；设顾问（有号召力，能解决资料问题的）；设编委会，解决审稿问题，保证质量；重点省份设分会（如湖北党史学会想拿稿子），业务归总会管，经费建议归社科院或高校管。编委会……”

胡华在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复校，党史系工作千头万绪的百忙之中，以满腔的热忱主持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创办，不遗余力地为《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奔波、操劳。1979年9月11日胡华致函郑州大学党史人物研究会办公室郑发全、陈志凌：“收到《内部通讯》第一期，读了耀邦同志、李维汉同志、何长工同志的指教和热情支持的谈话，非常感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来过了，他们说，纸张和印刷能力没有问题。（书）定名为《中共党史人物丛书》，他们同意，我也没有意见。如果是月初能发稿一、二本书，今冬能出版，那是很好的。

我们都在高等院校当教员，所以开会（指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编者注）时间最好定在学期终了后，可利用寒假，大家可以加班。教育部门都穷，为了节省，也考虑广东省接待工作的困难，人数必须控制，我初步设想，参加单位各出一人，共一百多人样子。这件事要同广东省高教局商量。我即写信给广东省高教局李又华（胡华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战友——笔者注）局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林仲同志和李加人同志，请他们考虑一下，由广东省高教局或文教办或社联、社科所同党史人物研究会联合召开。请广东同志安排住处，拨一点印刷和活动经费，也作为广东省的一个党史方面的学术性的活动。

也可以请一些人作党史人物问题方面的学术报告。何长工老如能光临，那就更为隆重了。各省出席会议的同志，差旅费由各单位自己报销，会期不要超过一星期。

内容我想主要是一个规划性的会议，大家研究如何分工协作，各地如何就地取材，以及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写，同时也可以谈一些写作的原则，指导思想，如何解放思想，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各地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要提出自己承担的题目和完成的时间等项目来，以便落实。我们是群众性的学术活动，还需争取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和中央档案局的领导与帮助。而这次会，则要争取广东省委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领导，才能开成。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对党史学术活动很关心也要争取他们的帮助。你们已得郑州大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拨给一部分经费，编印通讯，进行通信联络工作，我们大家都很感谢郑大领导上的关怀，也感谢你们几位的辛苦。

“我国革命中，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千千万万的同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事迹也逐渐湮没无闻，我们活着的人，想起这些，心里是不能平静的。

尽管困难不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大家来起步吧！作为传记，在力求准确的原则下，长短繁简，可以不拘一格，文体也可以活泼些，百花齐放。目的还是通过人物成长过程了解社会，取得经验，树立榜样，激励后人……”

1979年10月31日，胡华致函陈志凌：“寄来的第二期通讯收到。我昨日（30日）上午到革博同李维汉同志座谈党史，向他汇报了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工作近况，说明已有一百五十个单位参加，约有一百五十个人物的写作计划，已有二十本初稿，十本基本定稿。我请李维汉同志1呼吁解决看烈士档案问题。2请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加强领导问题。李老说：这事我很关心，郑州大学的同志来过后，我对社会科学院温济泽同志谈了，他也很热心，领导问题，你们找他好了，看档案这类问题，也可请他帮助逐步解决。他说，主要还是写烈士传，不仅要写有全国影响的上层领导的烈士，也要写中层，下层工作的烈士。领袖有全国性的，如毛、周、朱德等；也有一条战线的领袖，也有一个地方、一个工厂、一个农村的革命领袖，他们对当地都有影响、有教育意义；我们革命胜利，主要是靠他们在艰苦的年月牺牲流血得来的。他说，你们推动组织这个工作很好，对我们许多烈士，活着的老一代人一死，事迹都无人知道了，你们是抢救材料的工作，我也是被抢救的对象之一，我八十多岁了，所以也愿讲一讲，虽然我知道也不太多。

党史只有弄清了事实，才能编出好的党史来，其中，人物传记很重要。

“李老的指教，对我们这一工作很重要。我即写一信给温济泽同志，希望他十二月参加广州会议（指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编者注），我想你是否以研究会名义，专门给他写一信，邀请他一定去。我的意思，最好由他来当会长，我们有些人当当理事也就行了。这样工作进行起来会顺利很多。

“我今日到中央档案馆，看重要档案陈列，也同档案馆负责同志谈了此事。

看档案问题，看来需逐渐解决，能看履历表及自传，就很好……”

1979年12月3日至18日，在广州举行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胡华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开幕词报告了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工作起步期的可喜进展：“中共党史人物传讨论会，已经到达代表一百四十一位，包括了二十五个省、市，一百二十七个单位，另有二十多位列席代表参加。还有十多位代表，包括西藏、贵州、宁夏的代表，还没有到达。自从今年三月，由十八所高等院校在郑州大学开会，筹备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以来，得到了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河南省委、广东省委等有关领导上的支持和指导，得到了党的老革命家李维汉、何长工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到现在，全国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参加，已着手编写一百五十多个党史人物传记，已收到完稿的传记五十多篇。

这一工作得到了全国党史工作者的热烈支持。这次党史人物传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又得到了广东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办、省高教局和华南师院等院校的很大的支持。我们今天能开这个隆重的学术会议，完全是党的领导党的关怀的结果。这次学术讨论会筹备组，由李又华、马霄云、黎克明、周鹤鸣、李大超、陈志凌、杨世兰等同志组成。我们很感谢他们付出的辛苦！”会议中，胡华作了《从“四一二”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同志若干革命事迹介绍》和《周恩来同志从旅欧到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两篇重要的学术报告，以人物事迹报告，探讨人物研究。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选举何长工担任会长，李新、胡华担任副会长，并一致聘请胡华为《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主编。从此，全国范围的党史人物研究和编写活动就广泛开展起来了。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杨尚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何长工都在会上讲了话。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党史界的第一次盛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出席并接见与会人员。出席会议还有教育部、中央党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部门负责人，全国25省市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领导、教师、研究人员，各纪念馆、党的工作人员以及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北京、陕西、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市出版社编辑，共二百余人。

时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在讲话中说：“……过去胡华同志写过一本，但还不够。‘文化大革命’以前，党中央、毛主席很重视这件事，组织了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中共党史编写小组。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各条战线都出了问题，党史也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为了把我们党的革命传统传下去，极需要编写一部好的、真实的党史。党的活动是通过党史人物的活动来实现的，所以研究党史人物很重要。要编写好党史人物传记，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这是党史的一部分，党史不能只写一个人，别的人不能因有点错误，就抹掉了。要还历史本来面目。”

胡华在大会闭幕词中讲到，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是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拨乱反正的需要；是党史教学、党史研究的需要；又是我们这代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胡华概括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对所写的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任意拔高，也不能随意贬低，如实地反映人物思想发展过程和不同人物的具体特点。胡华要求编写人物传的科学态度首先是下苦功，进行艰苦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其次必须做到精益求精，从内容到文字，都必须反复推敲、十分严肃、力求准确无误，评价公正；第三，集体审稿，分头把关，争取把错误减到最低程度或不犯错误。胡华在党史人物研究初期阐述的这些意见既是其治史的经验也是著传的标准，一直为党史人物研究工作者所遵循。

会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领导同志与胡华等再一次座谈合影。

12月19日，胡华写出《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前言，就编写党史人物传的意义、要求和第一卷的内容作介绍：“我们党历来重视编写革命烈士、革命人物的事迹和传记。建国以后，各地相继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读物。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工作停顿了十多年，大批的革命先烈，横遭污蔑。

‘四人帮’被粉碎后，这一工作才渐次恢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以来，根据党中央关于正确评定党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功过是非的精神，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受到各级领导和党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现在编印出来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共收十篇传记。其中有党的一大代表、有工人运动的领袖、有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有革命战争中著名的军事干部，包括井冈山创建时期的烈士们。这些传记，虽然都有一定的资料作基础，但毕竟还是初稿的性质……现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已开始抓党史研究，许多党的革命家很热情地支持这一工作；党史人物、烈士的许多战友、亲属和当地群众，非常热心。

各地党史工作者干劲很足，许多同志表示要用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鞭策自己，努力做好这一工作。我们希望以现在编印出来的这些传记初稿来进一步征求同志们的意见，诚恳地希望得到同志们的订正、指谬和批评，使这些传记逐步完善起来，能够更正确地反映这些党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力旌群英